一
　　 打我记事起，姥娘家的院子就在我的记忆里生了根，就像院里那棵繁茂的核桃树一样，在我幼小的心里不受约束地疯长。
　　 “去姥娘家”是我和表妹最爱说也最爱做的事。这个情况通常是在肚子咕咕叫，而还等不到爸爸妈妈下班的时候，当然也有百无聊赖想打牙祭的时候。姥娘家和我家（其实是我姨妈家）的距离也就只有一条蜿蜒的小巷加一段坑坑洼洼的石头路。
　　 院门，白天通常是开着的，屋里院外进进出出一目了然。大门右侧是提元大表舅的厨房，记得跨进门槛还得再下一个台阶，走几步才能到灶台，里面非常阴暗，墙皮大面积脱落，露着斑驳的土墙。和它对着的，是姥娘厨房的窗户和并排着的一间放杂物的房间，大人们把这个房子叫做“新房”。我看不出它有什么新，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盖起的，反正从我记事起就有。后来长大了才发现，它确实和别的屋子长得不一样。比如：新房的外墙是用一水的青砖砌成的，里面的白墙、水泥地面方方正正；而南窑姥爷屋子的外墙和大表舅家的，都是用不同形状的石头垒砌成拱形窑洞，虽年代久远，然冬暖夏凉。
　　
　　 二
　　 南窑住着的姥爷，是我姥爷的亲弟弟；虽一生未娶、无儿无女，却没有受过一点点委屈。一辈子没和自己的兄长分过家。多少年来，姥娘和大妗、小妗做好的饭菜，第一碗永远先端给南窑姥爷。冬穿棉夏穿单，不用姥娘提醒，到什么季节，穿什么衣服，侄儿男女早早就准备好了。南窑姥爷不爱说话，每个小孩子都怕他；但是他连一句重话都不曾对我们说过。我们爱去南窑姥爷的屋子就像爱去姥娘的屋子一样，因为，那里有让我们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吃，毕竟是孩子最容易满足的事情。平时母亲姨妈她们孝敬的吃食，全都填进我们的肚子里。
　　 南窑姥爷侍弄了一辈子庄稼，是个真正的庄稼人。他除了拾掇门前那块小小的自留地以外，还在村子东边的荒地上开垦出一小片田地，种了些烟叶，这样，既保障了自己吸烟的喜好，还可以把剩下的烟丝换成钱。常常看到翘着二郎腿的姥爷，靠在黑漆漆的太师椅上，举着烟袋杆悠闲自得的吸着烟。大表哥在结婚之前一直和南窑姥爷睡一铺炕上，后来是二表哥。老人活了八十四岁，和自己的哥哥嫂子、侄子孙子，一大家在一个锅里吃了一辈子的饭，没有红过脸。
　　 八十年代初，大舅在村北批了宅基地，盖了五间敞亮的砖瓦房。乔迁之前，大舅先征求南窑姥爷的意见，老人家欣然同意去新居入住。至此，几十年一起的大家庭才被迫分开，大舅住过的西窑也成了杂物间。别的家具我基本没什么印象，唯有大舅炕上那条闪着光亮的雕花炕尾凳记忆犹新；那可是大舅结婚的时候，用的上好的木料请匠人打的，光上漆就上了六遍。大人们经常唠叨，我就记住了。后来，在南窑姥爷新屋的炕上，我又看见了它，还是那么亮。姥爷坚决不要钢管床、木板床，大舅只好砌了和原来一模一样的土炕。也许只有躺在土炕上，才睡得踏实，就像住在老院子里一样。
　　
　　 三
　　 姥娘和姥爷住在里院的正北屋，前后有两个木格子的玻璃窗。阳光总是会在上午透过窗格照了进来。姥娘手巧，针线活好，尤其酷好剪纸，真的是无师自通；剪出的窗花形象逼真、惟妙惟肖，过年贴到窗上，孩子们能高兴好几天。村里有娶亲嫁女的人家，婚房里都少不了姥娘剪得“盘和”和大红的“囍”字。小舅心疼他娘，长年累月怕累着娘亲，坚决不让她再剪下去；几次劝说无果，生气了，扬言“再剪的话，就把剪刀扔掉！”姥娘是个热心肠，从来不会拒绝别人，表面答应，却趁小舅上班的时候偷偷拿出剪刀。好几次，姥娘让我放风，等小舅的自行车一进院子，我赶快跑去告诉姥娘，“小舅回来了”，姥娘急忙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塞到褥子底下，装作打瞌睡。现在想想，着实好笑。
　　 跟姥娘一样裹着“三寸金莲”的杨奶奶，踮着小脚进来了。一坐下，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向姥娘诉苦。不用问，肯定又受了儿媳妇的气。婆媳俩常年不和，众所皆知。坡下的拐大娘，抱着小孙子也进来凑热闹，还有绕着道过来的米家姥爷，一进门先把腰间别着的烟袋杆拿出来，他得吸几口才讲话。这些，都是姥娘屋里的常客。其中有一个身背红十字药箱，满头银发的赤脚医生让我好奇。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晚都会来姥娘的屋里和舅舅、表舅他们说话，谈论一些只有大人才能听懂的话。昏暗的灯光下，姥爷在桌边喝着水，姥娘在炕上盘着腿打盹。我仿佛睡醒一觉，他们还在那里高谈阔论。
　　 姥娘的屋里有一个暗道，可以一直通到南窑姥爷的屋里。这个不足五尺高的暗道口，对我们小孩来说就是神秘的存在。里面究竟有什么？谁也不知道，都想进去看看，谁也没这个胆。平时，这个暗道口用布帘子遮挡着，上方架板上还有个小柜子，一点不显眼；但是，掀开布帘，仿佛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亲眼看见小舅打着手电筒，弯腰进了暗道。我从洞口往里一看，哪里有小舅的身影，只看见一道影影绰绰的亮光，吓得赶紧退出。不一会，小舅手里拿着红薯和土豆，弯腰钻了出来。
　　 忽然想起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有一天放学去老娘家，可能是接近中午，我发现大表舅家紧锁着的两扇门缝中间有一张纸条，这是啥呀？没多想，就把它抽出来。内容是：爸爸同志，shang午我跟an妈去姥娘家吃jue片，你不要给我做了。下面还写着，此致，敬礼。最底下，还画了一只手掌。大表舅有三儿一女，两个儿子和闺女都大了，上高中或初中，不可能写这么幼稚的东西；而最小的儿子冬冬刚上二年级，正是认字、学字的年龄，八成是他干的。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舅搬走后没几年，大表舅也搬迁了，热闹的院子一下子冷清了许多。姥娘步履蹒跚，进出需要人扶着；姥爷神情落寞，成天呆坐着更显老态。那些老伙伴们走得也没几个了。院里的核桃树不解风情，依然笑迎春风，秋临霜雪。
　　
　　 四
　　 姥娘姥爷一生育有俩儿仨女，我母亲居中；上有哥姐可以分担家务，下有弟妹需扶持照应。但我母亲从小体弱多病，早年又随父亲工作搬至城里，不仅未能很好地照顾两位老人，反而得到舅舅和姨妈们无尽的关爱。大姨夫是个医生，俩老人头疼脑热，感冒之类，都靠大姨夫解决。但是，照顾两老生活的，主要还是一起生活的小舅和小妗。姨妈离得近，每天早上过来伺候姥娘姥爷穿衣洗漱，风雨无阻，直到小舅携着父母搬进了新居，依然可以看见姨妈迎着朝阳，去往小舅家的背影。
　　 一把铁锁锁住了斑驳的木门，也锁住了老院的前尘旧事。
　　 姥爷活了八十六岁。南窑姥爷在姥爷去世后的三个月后，也随着兄长悄然离世。葬礼的隆重和姥爷一模一样。跨入新世纪的那一年，姥娘也归于尘土。
　　 很久以前，有一个年轻男子，从一个叫“白杨墅”地方，来到这个村子的一个有钱人家扛长工，工期是三年。小伙子和掌柜一起扛着锄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住在掌柜家侧院一个堆满农具的杂物间，旁边的牲口棚里有两头小驴驹，不时嘶鸣几声。破旧的院墙杂草丛生，春种秋收，暑往寒来，三年工期说到就到了。小伙子的憨厚诚实的人品深得掌柜的赏识，为了把他留下，甘愿把自家的侧院以低价卖给这个年轻人。俩人一拍即合，当即签字画押，钱清院归。从此，安家落户、修墙补院，小伙子干劲更高了。再之后，娶亲生子、开枝散叶，直到如今。小舅说：“这个人，是我的曾祖父，你们应该称高祖父。”
　　 进入瞬息万变的新时代，一切都在变。新农村建设势在必行，无可阻挡。姥娘的院子随着一声轰响，彻底结束了它的使命。拔地而起的新楼房如雨后的春笋，一排排、一幢幢，漂亮舒适。我却无论如何记不住舅舅和姨妈他们家的门牌号。我残存的记忆固执地停滞在那条弯曲的小道和那座温馨的小院里无法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