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五年开始，老家的县城进入旧城改造时代，到了九九年，我生活的那条老弄堂被市政府划入了拆迁改造范围。可以这么说，我曾经生活了十五年的满载着童年回忆的老弄堂，即将伴随着它的简陋和破旧永远地从县城地图上抹去了。我外婆就是在那一年去世的，当然她去世的原因无关乎旧城改造，无论有没有人去世，有没有人反对，政府的决策是不会由于某个事件的发生而停滞不前的，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人类发展的必然。
　　 其实我家在老房子拆迁之前就已经搬家了，期间大致相隔了四五个月时间吧，发生了一件令人很不愉快的事情，是那件事情促使我们搬家的。我想，有这样的拆迁令摆在这里，即便没发生什么特殊事情，我们迟早还是得搬家的，到时候说不准反而更加被动呢。外婆去世后，父亲将老房子短暂出租了，大概两个月时间，我记得租房子的是一群在人民医院做实习护士的东阳籍女孩，期间也发生了点小插曲吧，不过后来还是协商解决了，也没见得她们有拖欠房租什么的。只是摆脱出租生涯后的实习女生，我们家人再也没见过她们。
　　 老弄堂的拆迁算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它让某些人怀念，却也让某些人为之庆幸。在九十年代陆陆续续兴起的现代化小区里，老弄堂，老胡同，老的居委会已经被一些新名词所取代，那些看似热热闹闹却又难以处理的邻里关系，被一种陌生的、半沉默化的新型关系所代替，各种利弊只能由不同的对象自己去评判了。
　　 我现在依稀记得童年时的几位老邻居，他们有的已经过世，有的隐藏在城市另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有的自从拆迁以后就再也没见到过其人。印象最深的是蔡大妈，她和我外婆一样都属龙，比我外婆小二十四岁，在她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应该也算是经历过风风雨雨了。土地改革，大跃进，三年饥荒，文革，上山下乡，计划生育，该赶上的都赶上了，要说这辈子活得也确实不容易。小时候的我是没有体会过她那辈人的心酸的，倒是觉得她日子过得很洒脱。蔡大妈保留了很多中年妇女一辈子改不了的坏毛病，爱嚼人舌根，爱在人前背后、房前墙后说别人的坏话，而且据我观察，这毛病不是隔三差五地有，而是天天有就像一日三餐的家常便饭一样。哪天如果蔡大妈出门不说街坊邻居的坏话了，说明那天的太阳一定是从西边出来的。她说的闲话小到谁家买了什么菜，吃了什么东西，大到谁家的子女又对公婆不孝顺了，谁家的女人在外面偷腥被男人发现结果两口子又在家里打架。弄堂里有蔡大妈这样的人存在，我估计新闻联播都用不着播放了，反正她的消息比新闻联播还及时——当然她只是选择损害别人声誉的事情拿来说，要是损害她自家的声誉，我是从来没听见她说起过。她的双标尺度用的可真好，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胳臂都是朝内拐的，哪有揭自己家的黑瓦片不成？
　　 我外婆知道她的脾性后，刻意和她们家保持距离，平时从不说她们的好，也不谈她们的坏。蔡大妈心里清楚我外婆在街坊邻居之间的地位，清楚我外婆昔日和她的旧情缘，所以她攻击我们家通常都是贬损我的父母的，有意识地将我外婆撇开去。我父母的为人处世和我外婆大相径庭，加上对她没有明显的利益往来，因此经常性地会成为蔡大妈刻意嘲笑和讽刺的对象。但是，我也在外婆的讲述和我多年的邻里相处中得知，蔡大妈其实是个贼喊捉贼、关起门来喊打狗的女人，她自己家的三个孩子都没有成家，大儿子和女儿将近四十还没有对象，据说女儿是因为眼光高被耽搁下来的，她想找一个十全十美、没有任何缺点的男人，只可惜至今还没有找到。幸运的是小儿子找了个二婚女人结了婚，尽管对方带了个拖油瓶，好歹也算是功德圆满。我外婆在世的时候常常对我说，蔡大妈这个人真拿她没办法，自己的家事都搞得一团糟了，活了半辈子连孙子都没有抱上，别人家的小孩喊她奶奶她都不敢答应，你要说她可怜吧也的确是可怜人，可怎么就有闲情逸致天天去关心别人家的丑事闲事呢？唉，真是爬不到她的肚子里去。
　　 住在蔡大妈和我家之间的，有对老夫妇，因他们的孙子和我是同辈人，小名叫飞飞，所以我们喊这对老夫妇飞飞爷爷，飞飞奶奶。飞飞奶奶是怎样的女人，很难用语言描述，她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那类小市民，话不多，也不幽默，语言的杀伤力远远不及蔡大妈。但是你硬要给她安上“乐于助人”、“勤劳朴实”、“通情达理”这样高端的褒义词，怕是也不合适，她没有某些媒体人夸奖得那么高尚。倒是她的丈夫，也就是飞飞爷爷，感觉是个性蛮强的一类人。他的处事风格有点像一句老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当隔壁邻居的任何人没有打扰他妨碍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你可以很轻松自如地与他打个招呼，和他唠唠家常，甚至有些举手之劳的事情也可以请求他帮忙一下。可是一旦打扰他的日常生活了，他就会像变了个人似的，眉头紧锁，满脸怒容，摆出一副六亲不认的样子。知情人心里清楚就为了一点小事情，不知情者还以为你们两家人向来是水火不容的呢。
　　 曾经有位外地小伙子在我们弄堂里租房，房间就位于飞飞爷爷家后墙的隔壁，大概十来个平米左右，很小的一间。当时小伙子二十多岁的样子，还没处对象，年轻人嘛，享受下自由浪漫的生活无可非议。于是晚上就在房间里用录音机播放点时下流行的音乐，他就是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没有在里面唱歌。可能老房子的隔音效果确实不好吧，这一下影响了住在隔壁的飞飞爷爷，他坚持要去找小伙子讨个说法。我记得当时老太婆也在努力劝他，对他说人家小伙子也不是故意的，年轻人的作息时间和老年人本身就不同，晚上放点音乐也是正常的；何况他就在这儿租几个月，或许过段时间就见不到他了呢。一般人听到这里也就算了，再大的火气都息事宁人了，然而我们的飞飞爷爷就是不，他说晚上就是大伙儿休息的时间，怎么能让别人随便打扰他的休息呢？二话不说穿上外套就去拐角对门敲年轻人的房门，我当然没听到他在那里骂了什么难听的话，只记得从那以后小伙子穿过弄堂经过我们眼前时，他的脸色一直都是耷拉着的，仿佛老弄堂的所有人都得罪了他，他都不愿意花一秒钟时间看一看我们这些人。
　　 住在我家正对门的周氏兄弟，算是老弄堂里稍微有点成就的男人了。两兄弟不但从小生活在一起，成家以后还是做隔墙邻居，只是兄弟俩娶的老婆性格不同，一个比较贤惠，一个比较张扬。哥哥的老婆怀孕时曾经流产过一次，后来生下来的儿子家里人特别宠，我小时候和几个同龄的孩子都特别羡慕他，唯恐自己没那个命生活在他老周家里。相对而言，弟弟的女儿在家里的地位就有点寒碜了，倒不是说她不是亲生的，而是周小姐在她那个专横而张扬的母亲的教导下，已经没有个人生存的空间了。在那个“望女成凤”的母亲的要求下，她每天蹲在家里的电子琴面前练习弹琴，弹那些虽然认识却从不感兴趣的琴谱（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熟记那些已经让她倍感麻木的五线谱上的“小蝌蚪”，她真的想去野外的池塘里看看真正的蝌蚪是长什么样子的，但是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她的母亲不允许，她母亲的眼里从来就没有“自由”和“快乐”，没有童年时应有的色彩，她母亲的眼里只有那一张张花几百块钱就能买到的“获奖证书”和虚假得不能再虚假的“荣誉称号”。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周小姐不敢反抗了，她只能像我们之中的大部分孩子一样，经历童年生活的巨大创伤，带着失落和遗憾来到她的青春时代。老弄堂拆迁后我没有遇见过她，倒是十几年后我父亲遇见了她父亲，才从她父亲口中得知今天的周小姐不但没有成为艺术家，反而中专没毕业就早早辍学了，唯一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她早已结婚生子，但愿她对待自己的孩子不要像她母亲那么专制。
　　 外婆在世时，还有一位和她接触较多的老妇人叫，。听说胡大妈的男人祖上那一辈是地主，在土改之前别提有多神气了，吃香的喝辣的不说，简直堪比现在的富二代。可是由于政策的原因，本该神气一辈子的人也不得不放下高姿态，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地过起人间烟火的日子。胡大妈的家庭也非常不顺，她的大女婿年轻时是个笛子老师，有次上课时猥亵了一位小姑娘，被人家父母告发，锒铛入狱二十几年。他的妻子不能和他离婚，只能过着清汤淡水的守活寡的日子，在这个孤寂的单亲家庭生活背后，最苦的还是他们的儿子。我在那么小的年纪里，就知道了胡大妈外孙的不容易，他的痛苦是同样生活在残缺家庭里的我所能感同身受的，他的坚强和隐忍同样也使我由衷地钦佩。相比于女婿的意外，胡大妈的儿子也很不争气，他的一生改不了酗酒的毛病，据说新婚之后和妻子共同生活时也是每天处于醉醺醺的状态。终于，老天爷让他自食其果，他出生的女儿智力低下，和我同一届求学的她明显跟不上老师课堂里讲的内容，后来被迫留了一级。幸运的是几年后那个酗酒如命的男人由于意外事故而去世了，这无疑给了困在牢笼里的母女俩一次新生。女孩的母亲改嫁了一位在政府机关供职的男人，借着他的影响力给中专毕业的女孩安排了一份事业单位内勤的工作，这可以说是她们母女俩最好的归宿了。而守着清贫过日子的胡大妈，早年由于我外婆的帮助和她的关系处的很好，晚年却由于邻里之间（主要是蔡大妈）的挑拨而对我外婆的态度直线下降，不过这一切我外婆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没有和她捅破这层关系。在我外婆离世后的三个月，有天清晨胡大妈提着菜篮子出门买菜，她是去了北门菜市场，然而买完菜的她却再也回不来了。据知情人说，她好像是突然得了脑梗还是什么的，一个人拎着菜篮子站在马路中央不知道家往哪个方向走，曾经熟悉的人也一个都认不得了。幸好遇到一位曾经在厂里共事过的男同事，由这位男同事磕磕绊绊地将她送回家。至此，胡大妈的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解决，由她守了半辈子空房的女儿照料她的饮食起居，一个已经老去的妇人和一个即将迈入老年的妇人，生活的苦楚让谁也料不到。好在事后不久，胡大妈就因病去世了。如果她在床上拖个三年五载，不知道她和女儿两个人又会是谁先垮下来呢。
　　 还有好多勾起我回忆的老邻居，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讲下去了。老弄堂已经拆迁了二十多年，旧城改造的步伐至今仍在继续着。或许这样的改造永远也不会停止，只要人类社会还在延续，只要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仍在憧憬，它的改变是必然的。
　　 去年偶尔在报纸上看到新闻，市区的红梅村、青松村、朝霞村、教师新村将进行分时段的老旧小区改造升级。说真的，这条新闻让我顿时为之一振，倒不是说小区就不能改造升级，而是这些小区曾经寄托了我童年时的向往与期待。想当年，还住在白墙黑瓦老屋子里的我只要一听到班里哪位同学搬家了，搬进所谓的某某小区，某某新村，我的心里就不由得好生嫉妒，真的渴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住进那样现代化的小区。九六年我即将小学毕业时，听说班里一位乡下来的转校生搬进了市区的教师新村，我难过得趴在床上两夜睡不着觉。我嫉妒他的命运，当时真的很嫉妒。
　　 而今天，曾经令我魂牵梦萦的现代化小区进入了改造升级的老旧状态，不得不让人感叹万千。仅仅二十五六年，最早的小区也不过三十年，就在岁月的蹉跎中迈入了老龄化阶段，而曾经居住在住宅楼里的人们，那些令童年时的我异常羡慕的同学们，不知道今天又搬去了哪里。或许有的人还住在那里，每月领着一份足够温饱的薪水；或许有的人将它卖了，加上手头的积蓄去城市的其它地段买一套更大更漂亮的房子作为婚房；或许有的人早就不住了，带着新组建的家庭去往义乌杭州宁波或其它更大的城市生活，谁知道呢？人生本来就是如此，搬家的目的仅是把现有的生活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搬进去住的房子未必就是他们今生终老的居所。建好后的房子会在风吹雨淋中逐年变旧，像人们的皮肤一样日渐衰老，崭新的只是他们向往新生活的勃勃雄心。
　　 三十年前，不，或许就是二十年前，那些所谓的小区里住的都是当时的中产阶级、富家子弟、政府官员、经商成功人士，而二十年后的此刻，我却在这些小区的门口看到很多头发花白的提着蔬菜和水果回家的老妇人。她们差不多和我母亲同龄，有的已经领取退休金在家安度晚年，有的还在某些服务性组织发挥余热，总归一句，当年的“有产者”已经烟消云散。我忽然想起童年时生活的老弄堂，那位多嘴多舌的蔡大妈，那位恪守原则的飞飞爷爷，那位将苦难强加给别人的胡大妈，还有那位恨铁不成钢的周妈妈，他（她）们是否有一天也会从这个小区的门口走出来，利用人生剩余的时光，看看这个城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022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