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出差，到那个城市已经是晚上九点左右了。打的倒也顺利，可没走几步，车就停在了那里。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好长时间都是红色。
　　 “指示灯坏了吧？”我问出租车司机。
　　 “应该是有领导的车队要通过。”司机淡然地回答。
　　 “不会吧？”我有些不相信。
　　 “经常的。领导们的车是不能被红绿灯限制的。”司机很肯定地说。
　　 果然，两辆车驶了过来，进入了不远处的宾馆。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也就在瞬间正常了起来。
　　 “还真是的！”我感叹道。
　　 “有一次，我跟着领导的车队，一路上那叫个快。”司机说。
　　 “没有一次红灯？”
　　 “当然。”
　　 我不知道那次碰到了什么样的领导。但在我读《水浒传》，读到这个叫“洪信”的太尉时，头脑里出现的居然就是那次打的经历，那个根本没有见过的一路绿灯的领导。
　　 洪信是为了引起故事而特意设置的一个人物。
　　 他出场时，距离《水浒传》人物活动的时间大概还有六十年左右。那还是评书《杨家将》里有名的宋仁宗时期，说是发生了大瘟疫。他是代替皇帝去江西信州龙虎山，请嗣汉天师张真人，到京师祈禳瘟疫。一路上的前迎后送，是各地官员们的常态，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作者也就不做多说。只是重点写了他独自上山的经历。也没走多远，就三二里路，他就觉得以他的身份不该有这样的待遇。其实也难怪，这样一个习惯了前呼后拥的领导，现在独自一个行走，辛苦不说，寂寞当然也是肯定的。这样他就有了怨气。而在他的怨气刚产生不久，从丛林中跳出一只老虎来。好在这老虎只是装腔作势吓唬了一下他，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即便如此，“洪大尉倒在树根底下，唬的三十六个牙齿捉对儿厮打，那心头一似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浑身却如中风麻木，两腿一似斗败公鸡；口里连声叫苦。大虫去了一盏茶时，方才爬得起来。”而这种情况当然也惹得他开始抱怨，抱怨的结果是来了一条蛇。好在这蛇也是装模作样戏弄一番他后，离开了。就在他觉得世路艰难，不知道该上还是该下时，那个解救他的小牧童出现了。
　　 这段描写，现在的我们很奇怪，路途艰难，抱怨几句是人之常情，至于吗？但在明清，在“修齐治平”被宋儒们抬到了无限高的时代，“诚”是最重要的。“诚”首先要“心诚”，而那群棒槌们心目中心诚的标准是一丝杂念都没有。像洪信，他既然代表了皇帝，那他就要像皇帝一样心诚。皇帝这玩意，在古人是天子，是最为心诚的人。他这里没有表现出那种纯粹的“心诚”出来，所以让小老道化出“虎”、“蛇”来教训一番。这本来是作者想神化张天师的笔墨，可在金圣叹的点评中，却变成了在暗示后面的跳涧虎陈达和白花蛇杨春。以前，我总觉得“文字狱”是暗藏祸心的人们的专利，比如有名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本来也就是一句见景生情的普通的诗句。可在文痞们的眼里，这就是在讽刺清朝政府的浅薄无知，从而把这件事越闹越大，好多人为此家破人亡。金圣叹在这里点评说这一虎一蛇是在暗示后面的跳涧虎和白花蛇，尽管他是在夸作者的表达能力，但这种无限联想，胡乱联想的思考方式，它的实质和被人痛恨的“文字狱”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基础。
　　 公事完了，出差就变成了旅游，洪信也就开始游逛这轻易不会到的道观了。他在书中出现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表现他是一个爱摆架子的官僚，而是为了引出后面的天罡地煞。所以在游逛过程中，越是禁忌的地方他越要看，道士们把后果越说的严重他越觉得自己有权威。结果费了十二分的劲，除了放跑了一股烟气外，什么也没有看到。而在其间，在没有事的时候，大摆架子；等惹出事来，装着无辜的样子，悄悄地躲在一边。我想这就如同必须一路绿灯的行事方式一样，实在是中国官僚们的通病吧？也许可以更加扩大一些说，这应该是卑劣人性的一种表现：有权就要充分利用，穿锦衣当然要到人多处。
　　 当然，要是比起高俅来，洪信最多也就是没能力但爱摆官架子的一个普通官僚。而高俅在《水浒传》作者眼里实在可以说是一个只能坏事却不能成事的真正小人。
　　 我最早的一套《水浒传》，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三卷本。找出来时，书脊都有几处烂了。在书中有好多次用钢笔写的批语，在那里表示着曾经的我信奉着：不动笔就不读书。在高俅的故事中，有这么一段评语：“一个谁都不敢让呆在家里，怕自家孩子学坏的人，居然一路被保送到了驸马府，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氛围呢？”自己读了读，觉得即便是年轻时，我的想法也还是很犀利的。是啊，在平常人家，只有那个闲汉柳大郎愿意收留高俅。除他之外，药铺老板、苏小学士家都是很客气地招待了他，都觉得他不是一个好的榜样，留在自己家只能坏自家的事，但却都不愿意得罪他，而把他推荐到更好的地方。结果王八看绿豆，到了后来成为宋徽宗的端王的跟前，居然看着高俅格外亲切。金圣叹说，这里作者对宋徽宗的描写实在有些过分。这当然是金圣叹的迂腐处，宋徽宗要不是这样，他也就不会成为人家的俘虏，客死他乡了。
　　 高俅的小人行径在他一得势就表现了出来，而表现他这种特性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对待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的故事。
　　 当时的王进在他来之前已经请了病假，可这个高俅却偏偏不相信，觉得他不是有病，而是“抗拒官府，搪塞下官”。这里的他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把自己等同于官府，不参见自己就是藐视官府，所以立刻差人抓拿王进。等王进挨着病体，赶来参见时，高俅道：“你那厮便是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王进承认是。高俅立刻定了他的罪名，怒道：“左右！拿下！加力与我打这厮！”好在王进在单位人缘不错，大家都为他求情，这才暂时免过了一难。而在“王进谢罪罢，起来抬头看了，认得是高俅；出得衙门，叹口气道：‘我的性命今番难保了！俺道是甚么高殿帅，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比先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个月将息不起。有此之仇，他今日发迹，得做殿帅府太尉，正待要报仇。我不想正属他管！’”行文到这里，作者才让读者明白，高俅在来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功课，哪些人或者他们的亲属曾经得罪过自己，现在到了该收拾他们的时候了。
　　 以前读《水浒传》，总觉得王进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引出来史进，用金圣叹的话说就是“王进楔出史进”。但现在再看这些章节，才明白它的作用并不仅仅是这样。
　　 王进在知道了高太尉就是高俅，明白高俅底细的他也就知道再待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他准备带着母亲逃离京都。但要逃出东京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关就是要摆脱那两个平时侍奉自己的旗牌。王进以还愿为名，说要到庙观去上“头香”（一天内的第一炷香）。这样，他很顺当地让其中的一个旗牌为了第二天好办事，住在了庙里。同时，在当天晚上，他们母子收拾细软及必要的行李的行为也就很正当，不会引起另一个旗牌的怀疑。第二天绝早，他给了另一个旗牌一些钱，让他先去买东西，然后到庙里。就这样，他成功地支开两个旗牌（尽管他们不一定是高俅安排过的人），母子两个这才很从容地逃出了京城。这个情节当然是在表现王进的智谋。而王进和史进的故事却在告诉我们王进的武艺。
　　 王进看到史进时，史进正在练武。他看了半晌，不觉失口道：“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绽，嬴不得真好汉。”
　　 （史进）听了大怒，喝道：“你是甚么人，敢来笑话我的本事！俺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叉一叉么？”
　　 这里需要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王进的见识，棒使得花哨，可不实用；二是史进的自负，“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父”，不信这个其貌不扬的人能赢自己。这里通过对话把两个人的特色写了出来。接下来的打斗，也就一个回合，史进就被王进打翻在地。被打倒在地的史进，明白碰到了高人，他马上拜王进为师。王进也就很认真地教授了史进十八般武艺，并且“点拨得件件都有奥妙”。
　　 这里的叙述在表现史进的少年意气时，同时也在说明王进的技艺非凡。
　　 书中借用这两个看上去很自然的情节，表明了王进是一个有智谋、有技艺并且也敢于决断的人，而这样的人却不能容于高俅。高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真小人特性也就得到了表现。这种表现方式，也就是金圣叹所说的一石数鸟。
　　 小人步步高升，好人走投无路，当然可以很简单地把罪过归咎于给了小人权利的宋徽宗，什么他的无能、腐败等等恶行造成了那种不可收拾的局面。却很少有人提起，那个不敢得罪小人，只好一步步保送小人掌权的社会文化氛围，或许才是真正造成所有恶行最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