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当我们沿着时间的河流溯源而上，甲骨、青铜器、竹木、绢帛、纸张就是探源的舟船，它们或用图形、或用符号、或用文字镌刻了先祖的足迹，记录下或传说，或故事，或语录，或书信，承载了文明，引领我们探寻历史的真相……竹木便是中华文明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写载体，从公元前十七世纪的殷商至公元四、五世纪的东晋时期，长达两千多年，是造纸术发明前及纸张普及之前最主要的书写工具，是先祖们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艰难的选择之后，确定的文化保存和传播载体，这在传播媒介史上是一次极为重要的革命。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芳名垂汗青，千载永不灭。”这里的“汗青”指的就是简牍。因为古人要在简牍上书写，就要将简牍放在火上烘烤，让简牍中的水分渗出来，就像人出汗一样，一是经过火烤后的竹简、木牍浮滑，易于书写改抹，二是防止虫蛀，所以简牍又被称为“汗青”。
　　 《说文解字》中写道：“简，牒也，从竹。牍，书板也，从木。”简牍是对中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和写有文字的木牍的统称。写在竹片上的书称为“简策”，写在木片上的书叫做“版牍”，它是古中国文字的主要书写载体。
　　 在简牍出现之前，早期的象形文字或图案只能镌刻在甲骨或青铜器上，只有上层社会极少数权贵能够掌握，由于材料有限，且不易保存，难以被广泛传播，因而，至殷商时期，掌握文字的仍只有上层社会的极少数人，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直到西周时期，简牍的出现与使用，第一次把文字从社会最上层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以浩大的声势，向更宽广的社会大步前进，这一切才得以改变。
　　 即使竹简和木牍的大量使用，但在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和纸张普及之前，文字依然只被少数贵族和儒士所掌握，广大民众都无法接受到文字的教育，从夏商到春秋战国，从先秦至魏晋，都是如此。
　　 竹简和木牍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但制作竹简和木牍都非常的不简单，就以竹简的制作来说，首先要选择三年上等的青竹，以孟棕竹和慈竹为首选，称其为“青”；然后裁成筒状的竹段，再削成长方形的竹片，再用火烘烤，将竹片中的水分和糖分烤出来，叫做“杀青。”杀青之后的竹片便可以书写了，将书写好的竹片编上号吗，钻了小孔，用麻绳按编号顺序串好，这样就成了一卷完整的简策。
　　 而木牍的材质大多是杨、柳和松木。杨、柳多产于北部，木色皆为白色，质轻且易于吸收墨汁，因为多是沙漠中绿洲的产物，自然是当时书写的最佳材料。敦煌马圈湾发掘出土的简牍中：红柳占54.1%，云杉占31.4%，胡杨占13.1%，而竹简仅有16枚，约占总数的1.3%。
　　 竹简木牍是书写的载体，而在竹简木牍上书写文字的工具有毛笔、墨汁、刮刀。简牍上的文字用笔墨书写，极少用漆代墨的，刀是修改错误的文字时刮涂而用的，并非用于刻字。
　　 简牍作为主要文字载体，客观而真实地记录了先民社会的点点滴滴，中国灿烂的古文化思想和政治、经济、军事等书籍就这样被传承下来了，也正是简牍的出现，才得以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也使孔子、老子、荀子、墨子、孙子等名家名流的思想和文化能流传至今；两千多年的朝廷政令、行政文书、契约借据、个人书信等包罗社会的万象也借助简牍而流传至今；所以，简牍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简牍的出现，对中国文字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文字由象形向笔划转变，没有向字母发展，是竖排而非横排，是由右及左而不是由左及右，与西方文字完全不同。毛笔书写的顺序是从上到下，由右及左，这是受竹材、木材的纹理以及狭窄的简片、木板影响，只能容单行书写，为更清晰地表达意思，所以中国文字没有向字母方向发展，另外左手执简，右手书写的习惯，对中国书法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中国书籍的形成和书籍管理制度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东汉时期，蔡伦发明了造纸术，至东晋，随着纸张的兴起和大量使用，简牍才退出了历史舞台，湮灭在时光的尘埃中！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简牍在中国历史文明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然不会永久被时光的尘埃湮没。汉武帝时，鲁恭王破坏了孔子的旧宅壁，发现了一些竹简，其中有先秦古文书写的《左传》、《论语》、《尚书》、《毛诗》等。279年晋朝，从战国时魏襄王的陵墓中，一次发掘到写有文字的竹简数十车，可惜这两次发掘的竹简都未能保存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竹简木牍的发掘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大量竹简木牍被发掘。1951年冬至1952年春，在长沙五里牌发现一组内容为遣策的楚简，经拼接恢复后，得到了18枚简，最长的15.5厘米，最短的4.9厘米，简宽0.6厘米左右，简上字多的有11字，字少的仅2字。
　　 1996年长沙市走马楼一处工地中出土了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孙吴纪年简牍，共计14万余枚，超过此前中国历年出土简牍数量的总和。由于三国时期史料匮乏，被认为是中国继殷墟甲骨卜辞、敦煌文书之后的又一“世纪考古大发现”。为此，长沙市政府为保护孙吴时期纪年简牍而斥巨资建设了长沙简牍博物馆。
　　 2002年在湖南湘西龙山县里耶镇里耶古城1号井，出土了38000多枚竹简，2005年又在龙山县北护城壕11号坑中出土了51简牍。里耶秦简内容丰富，涵括户口、土地开垦、物产、田租赋税、劳役徭役、仓储钱粮、兵甲物资、道路里程、邮驿津渡管理、奴隶买卖、刑徒管理、祭祀先祖以及教育、医药等相关政令和文书。数量众多，内容详备，里耶秦简不仅是一本秦代的百科全书，更为我们了解秦代历史，提供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实录，提供了一个全息式的思维空间。
　　 湖南出土简牍批次多、时代序列完整、数量更是占全国简牍出土总量的一半以上，堪称中国出土简牍第一大省。
　　 1899年在新疆古楼兰遗址发现了写有文字的竹简，后证实为晋代。之后，一百余年来，出土的简牍文字多达数万件，简牍文字的大量出土，不仅为研究春秋战国、秦汉乃至魏晋时期的天文、地理、政治、军事、哲学、医学以及经济、文学等方面提供了古老而鲜活的史料，并且，简牍文字中，篆、隶、楷、行、草五种汉字字体皆备，对中国汉字文化研究，书法艺术的学习、创作与继承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宝贵资料。
　　 甘肃是中国简牍大省，河西走廊乃汉简之都。甘肃发现和出土的历代简牍有7万多枚，其中20世纪90年代在悬泉遗址一次性就出土了2.3万多枚竹简。而汉简就占全国出土汉简的82%以上，20世纪初以来，在甘肃省集中发现的汉简有居延汉简、悬泉汉简、敦煌汉简等。
　　 湖北、山东、陕西、内蒙古、等地也先后出土发掘了简牍，由此可见古老的中华文明不仅涵盖了长江、黄河流域，也遍布了东北、西北，且一脉相承。
　　 简牍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文字至秦代西汉初年书法的重要资料。先秦时代，文字从应用性开始走向艺术性。这时的书法与文字的变革紧密联系，它从稚拙渐趋完美，从而奠定了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特殊地位。
　　 战国的竹简是手写。这些字的笔画具有弹性，起止处较尖锐，中间或偏前的部分略粗，充分表现了毛笔书写的特色。这与金文随形轻重和搭接凝结的笔画形态不同，已由迟重变为流美，笔画和体式也较篆文更为简略。从里耶秦简来看，字全部是笔墨书写，书写全用中锋，字迹工整，字体繁简有别，笔画遒劲，运笔流畅，姿态各异，意境酣畅淋漓。秦简大部分文字字体属于秦隶，从小篆演化而来，许多笔划，特别是撇、捺、竖、点等笔划十分漂亮，一是大胆拉长纵向线条，二是有意将结构进行高低错位处理，三是将斜向的短线条进行纵向化取势，四是有意收缩结字的某一局部，使其势上扬，湖北龙岗睡虎地秦简的字体与之相似。
　　 里耶出土的大批秦简，字体有古篆书、古隶书、隶中带楷书等，可见早在秦始皇推行小篆之前已有初期的隶书在流行。
　　 汉简因竹简面狭长、字迹小的限制，但章法布局却匠心独运，错落有致，随意挥洒。篆、隶、真、行、草（章草）各体具有。在书写思想上没有受到过多的束缚，因此表现出了丰富的创造力，最终成为由篆隶向行楷转化的过渡性书体。
　　 简牍书法与秦汉碑刻、欧颜柳赵的楷书及“二王”行书、颠张狂素相比，确实显得草率、稚嫩，但这正是它的可爱之处，正像我们回头去看自己的童年一样，稚嫩朴拙却美好。
　　 近些年，中国书法界兴起了“简书”的一股热潮。简书者仿效秦汉竹简和帛书的“古隶”体式，即效仿先秦、两汉时代在竹片、木片和丝织物上的古文字书法，以独特的国画颜料配制古朴赭黄色，以板刷在生宣纸上刷出类似竹简书竖条，字体就写在这赭色“竹简”条上，别有一番古雅特色，以适应现代审美情趣。这种对色彩变化瞬息之间的精确把握，呈现出活泼，具有生机的形象，使书法获得了“随类赋彩”之妙。
　　 一片片真实的简牍，通过文字无声地向世人诉说着许多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与两晋的历史和生活故事：涉及政治经济、丝路贸易、文化教育，还有诏书律令、驿站交通、文书往来……抑或是一枚枚边塞书信，简牍将现在与过去勾连，古人在那头，今人在这头。
　　 没有传承，就没有未来；没有创新，就没有传播。
　　 历史长河沉淀下的简牍瑰宝，正在穿越时光的尘埃，向我们走来，终有一天，定会在世人面前揭下它们神秘的面纱，绽放其光彩炫目的容颜，诉说中华悠久而灿烂的文明。
　　
　　 2022年6月30日于长沙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