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是小时候家乡的路，那时的路简单而便捷，很长时间只有3条路可供通行，一条是小路，一条是大路，一条是公路。小路属于人行道，很狭窄，有的窄到不能两个人并排行走，虽然窄小，因为便捷，使用频率很高；大路是车道，是走铁轱辘车的路；公路是供汽车通行的，很长时间，农村人把公路叫汽车路。
　　 那时小路多于大路和公路，人们外出主要是徒步行走，想去的地方说走就走。爷爷几次给我讲述他步行去兰州的往事，那一刻爷爷一幅自豪的表情，充满了英雄气概。那一刻，我也想像着去到遥远的地方，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很长时间，我都喝望着行走，不管走到哪儿，最初是附近村庄，后来是县城，只要眼前是一条洁白而蜿蜒的小道，能与他人结伴而行，便会兴奋起来。读初中时，学校离家二十多里，周六周日背着馍包，几个同学或者讲故事，或者拉家常，有的时候中途休息，有的坐在路边的地坎上，有的打闹摔跤，比试着看谁的力气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革命大串联，串联的政治目的我们并不理解，只是觉得能够去很远的地方，看看稀奇而已。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两次徒步到西安，有的同学徒步到延安，还有的从家乡走到了北京。即使是现在，想起那时的豪迈，并不因为荒废了学业而感到懊悔。
　　 有一首革命歌曲叫《我们走在大路上》，唱那歌的年代，我们很少走在大路上，从我们村庄去学校，小道比大路少走五里，我对记住乡愁的理解便是记住田埂旁边的小道。
　　 在我很小的时候，只有能坐车的和有车坐的，还有有自行车的人走大道，更多的寻常百姓终年乃至终生行走的便是田间的小道。现在，小道消失了，给许多人留下的只是年少时代的记忆。
　　 常走小道的时候没有觉得出行难，而在条条道路车水马龙的今天，有的时候却有了行路难的感叹。有的时候是，虽然路好了车多了，出行更加不方便了。有的时候是不知道该从哪儿走，这叫选择性精神障碍，就像到了做饭的时候不知道该做些啥，或者到了吃货一条街该吃啥。
　　 行路难不是路难行，路难行说的是路面坑坑洼洼，半个世纪前，这种情况很普遍。从我的家乡合阳到西安，走108国道，至少需要5个多小时，不少路段都是“搓板路”，一路颠簸，许多人下车后迷迷糊糊，不知道东西南北，尤其是那些身患重病，转院到省城的，本来是到西安去救命，没想到还没到西安就送了命。
　　 我们的村庄叫和家庄，村东是108国道，村西是西韩铁路，向北4公里是合阳火车站。好多年村里人都很自豪，虽然人畜饮水十分困难，但是出行便捷，向南去渭南西安一带，走不了多远，也等不了多久，在108国道上，看见提着包的，不用招手，便有大巴停了下来，从后半夜三点，直到天黑，南来北往的车辆络绎不绝，啥时出行都可以。
　　 让家乡人自豪的是不远处的火车站，以前，村上人对时辰的判断是看太阳，有了火车后，只要听见不远处传来的气笛声，干活的人就会自言自语地说九点了或者是下午三点了，雄壮的气笛和那车轮辗压轨道发出节奏分明的声响，像是一曲昂首阔步的进行曲，虽然还没有告别贫困，却是幸福满满。
　　 合阳火车站因为设在南蔡村附近，当地人都叫南蔡车站。南蔡村东去10多分钟可达合阳县城，西行半个小时即是澄城县城，东西南北分布着几十个自然村，火车停靠在这里，方便着十几到二十万人的出行。
　　 长达半个世纪，火车站成了仅次于县城的红火地段，车站西边是上万人的煤矿，矿区有机修厂、住宅区、学校，还有生活日用品市场，东边分布着粮站、木材公司等多家县办企业，车站侯车室旁是街巷，有邮电银行营业所、公安派出所，还有饭店、旅馆、小买铺、理发室和修理农机和自行车的摊点。每逢节假，出行的回乡的送客的迎亲的络绎不绝。
　　 十多年前，即使是有了西禹高速，坐着火车去西安，依然是大多数人的首选。大约是在五六年前，情况有了变化，合阳站成了货运站，在合阳站往北20多公里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旁边，出现了个客运列车站，简称合阳北。
　　 合阳北位于合阳县城西北十几公里，第一次打这里下车，虽然有些新鲜，又觉得好生奇怪，我旁边几位乘客，提着沉重的行囊，心情迷茫地念叨说：“怎么把站挪到了这里”？
　　 合阳北的西边是纵横交错的沟壑，北面依偎着连绵起伏的山恋，附近毗邻着少数小村庄，村庄里能挣钱的都去了远方，先前留守的老人和孩子，也都去了县城，在人们的认知里，只有走出村庄，才能走出贫困。望着蓝天白云和空旷的田野，我觉得似乎走进了青藏高原。
　　 我以为车站，尤其火车站所处的地段，应该是交通要冲，便于大多数人出行，合阳北颠覆了我的认知，这里的山野是那么的宁静，该是灵魂的归宿，合阳县城南部边缘，有块陵园，对于我的乡党们来说，似乎扫墓要比坐火车方便许多。
　　 现在上高中比上大学还难，高考150分就可以走人，两个150分也上不了高中。一个乡党说他快要愁死了，不知道该让孙子上什么职业学校，我问他觉得哪个学校好，他说听人说上铁路学校好。我说要是毕业后把娃分到合阳北，每天见不上几个人，找不上媳妇怎么办？他笑着说这还真是个问题。我说现在的情况是，中考比高考难，找对象比找工作难。
　　 合阳北站比合阳站看起来壮观，站台和候车室都是合阳站无法比拟的，出站后人们匆匆忙忙地向着一处坡地奔去，那是名符其实的黄土高坡，坡头上有一小块场地，停放着一辆年深日久的巴士，还有几辆私家车，很快巴士就挤满了人，也就几分钟，拉客的车便扬长而去，剩下我和另外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我是东张西望耽搁了时间，那两个则是在卫生间蹲坑错过了搭坐的黄金时段。
　　 正在郁闷的时候，来了辆小车，小伙问我们走不走，两个蹲坑的问多钱，小伙说：“十五”。那人说：“别人十块你咋十五”？”小伙笑着说：“都是乡党，你说十块就十块”。我很庆幸，像是绝处逢生，在没车可坐的时侯不再为坐车担忧，在县城的大街上，出租车一次5元，稍远一点或者遇有雨雪的晚上10元，5元的出租车像是招手停，有的时候见人就拉，然后一个一个去送，我觉得从火车站到县城，15元的要价并不算胡说。小伙说他家在附近，偶尔出来拉拉客，我坐在他旁边，一股淡淡的酒气在飘荡，我说：“你喝酒了？”他看了看我笑着说：“叔，你别怕，喝了点啤酒”。“你不怕查吗？”我问他，他说：“交警不来这一路。”
　　 驶出站场，翻过一条狭窄的沟谷，然后是村道，大约两公里，是镇上通往县城的乡道，乡道是沥青路面，比村道的水泥路宽阔，偶尔会有私家车和农业机械，虽是家乡，从未走过这一路，望着绿树成荫丰收在望心里的感觉很美好。
　　 先前只有4公里路程，步行也就个把小时，现在至少要走30公里，到了县城还要等候市内公交，然后搭乘去乡镇的巴士，到了村上，人们问我是怎么回来的，我说坐火车回来，邻居们都笑了，说是现在谁还坐火车，言下之意只有脑袋不清楚的才会这样，我有些不好意思。
　　 西禹高速通车后，从合阳到西安的汽运班车，较之先前走108国道的时间缩短了一半，公路与铁路出现了竟争局面，大巴的优势在于随时都有，但是，火车安全平稳，票价又便宜低不少，人们还是乐于坐火车。
　　 不知道为什么，从西安去韩城的客运快车，有段时间不再停靠合阳站，我曾去西安火车站问。车站工作人员说，铁路属于企业，去韩城的客运效益不好。我说，不拉合阳的乘客那不是更不好了。那人说，韩城市政府需要给火车承担一部分。我说，韩城是陕西经济十强，合阳是国家级贫困县，要让合阳出钱，可能性不大。我说是不是凡是火车途经的地方，都要地方政府出钱，人家没有回答我。那几年我不大出门，这事儿完全是多管闲事，人就是这么奇怪，上班的时候嫌事多，不再上班的时候又觉得没事太寂寞。过了一个月，我路过西安火车站，车站的电子字幕上显示，自2017年4月12日起，发售西安至合阳北的客票。
　　 那年国庆节，普通快客换成了绿巨人，绿巨人属于动车，比快客更快，每日有3对往返于西安韩城，最初还是不在合阳停靠，过了一段时间，事情有了转机，但是，合阳北可以搭乘的车次，明显少于韩城。
　　 我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虽然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合阳是名符其实的教育强县，考上大学的很少有人愿意回到家乡，考不上的又不得不离开家乡，大城市具有强劲的吸虹能力，强省会战略使西安成为合阳人最向往的地方，几乎是大多数村庄的大多数家庭，都有人在西安工作，西安又是交通枢纽，每天有大量的人往返于西安合阳两地，人们对交通的需求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与日俱增。
　　 村庄里十室九空，走在县城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是留守老人和儿童，他们居住着10多个平方米的出租房，许多人共用一个卫生间，每月几百元房租，条件十分简陋，学校附近的出租房，大多是由库房改装，只有门没有窗户。以前大多在村庄留守，随着城市化，有条件的逐步转移到县城留守。不少人在县城买了房，让老人和孩子住在小区，自己在大城打工或做生意。体制内不少人，子女在外地或国外安家落户，退休后也成了留守大军的一份子，农村发展的方向是土地经营集约化，县城是乡村的最后落脚点，也是最接地气的地方。
　　 县城属于熟人社会，在大城市，走在大街上能遇见熟人是个新鲜事，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熟面孔，文革时考学当兵入职要查祖宗三代，前段时间我在合阳小住，常与不再工作的乡党扎堆聊天，他们都是活档案，说起一个人，一个村庄，会把古往今来的一切讲的清清楚楚，在与他们相处的不太长的时间，我知到了不少有关故乡的历史和乡里乡亲的多彩人生。
　　 熟人社会的好处在于可以相互帮助，乡里乡亲的，人熟好办事。熟人社会催生着熟人经济和面子消费，好的经验可以互相介绍，也有不少的负面影响。
　　 在大城市，你的穿戴不会引起别人的关注，完全是自已的事，在满大街都是熟人的地方，那就不完全是自己的事了，女人不把嘴抹的红点，穿得鲜艳点，觉得在没面子，红白喜事，事小了显得没面子，事情越大面子越大，但逢好日子，请贴满天飞，面子问题事关社会地位，为了面子，不得拼力去挣钱，有人说这叫死爱面子活受罪。
　　 因为面子，人们活的身不由己。人是社会性的动物，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社会性就是群体性，人不能脱离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经济地位决定社会地位，面子问题解决不了生存基本问题，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经济关系才是最根本的社会关系，其他社会关系，在经济关系出现裂痕时，不堪一击。
　　 将近两年，我不得不频繁地往返于西安与合阳，有时坐火车，有时坐大巴，更多的坐的是“顺风车”。火车经济，但时有时无，大巴随时可走，却有不少无奈，尤其是最后一公里，在合阳车站广场停放着不少出租，开口就是十元，他们宁可晒太阳，也不愿意廉价走一趟。一次我从西安走时做了核酸，到合阳出站时被拦了下来，扫码是必须的，还要求做核酸，两个女的说，西安是西安的规定，合阳是合阳的规定，我又交了8块钱，那天我提着行囊，去搭出租，又去讨价还价，没有10元人家不拉。文革时我曾徒步到西安，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我决定走着到达目的地。
　　 疫情闹出了不少啼笑皆非的事。清明节回了趟西安，本来4月5日下午去合阳，想了想次日早上才出门，走前做了核酸，到合阳又做了一次，4月12日，租住的小区院子来了几位年轻女士，我以为她们是文明办来检查卫生的，她们问我是不是西安来的，我说是的，又问我是不是4月6日来的，我说是的。她们说县上有规定，凡是4月6日以后从西安来的必须居家隔离14天，又问我为什么当天不报告，我说县上的规定你们知道我不知道，规定不是保密文件，只能你们知道不让群众知道，至少，你们没有尽到宣传告知义务，我已经在大街上来来往往一星期，现在怎办么？哪几个人说：“你先去县医院做个核酸，然后居家隔离到21日满14天为止。”
　　 后来我居住的出租屋门上贴了一张红纸，上面用毛笔写着“居家隔离”，还有一张白纸，印着几个管理我的责任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表上印着居家隔离自4月6日至4月19日，我不知道到底该是哪天解除隔离。那天做过核酸后，我不知道怎样查询结果，问小区的下沉干部，她说她也不知道，让我打社区医生电话，我从门上那页表上找到社区医生的号码，她说这是个人隐私，她也不知道，她说肯定是阴性，要是阳性早就把我拉走了，她建议我去查国务院客户端，我变得兴奋起来，我的名字竟然到了国务院。
　　 那段时间，从西安到合阳的人像是龟孙子，4月12日，大街小巷都在寻找从西安来的，或者从西安回来的，过了段时间解除了隔离，经常见面的朋友们问这几天哪里去了，我说被隔离了，他们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