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黄海之滨的大丰，早在几百年前（今天的204国道以东）还是一片汪洋，随着大陆架逐年向东延伸才成了今天中国最大的一块滩涂湿地，在这片土地上，几次大规模的迁徙，来自各方的人口逐步与本地为数不多的本土居民合并，才形成了今天拥有70多万人口的城市。几百年来，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将滩涂荒地开垦成良田，将盐碱滩涂进行改良，变成现在的棉花、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主要产地，尤如一棵耀眼的明珠展示在世人面前。在这里要向大家介绍的就是大丰独特的移民文化，这座历史上曾先后经历过5次移民的城市，多地文化在此融合、碰撞，最终形成了今天这个多元文化城市，且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一、苏州移民
　　 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是在明朝洪武年间，开国皇帝朱元璋洪武年间为平息内乱造成的地区性人口不平衡，遂进行大规模的地区性人口调节，从江南迁移大量人口到苏北一带进行垦荒，史学家称此次人口大迁徙为“洪武赶散”，就是把江浙一带的居民用长绳串起来集体赶往苏北。明朝初年的这次将江南人口迁徙到苏北的历史事件，又称“红巾赶散”“红蝇赶散”。
　　 根据现存的地方志及族谱资料，在苏北地区一带的民间传说，他们的祖先是由明初从苏州阊门迁移而来，这种原籍附会苏州的情形，是苏北移民普遍都有的特殊现象。而事实上洪武初年的这次迁移并非都是来自苏州的原居民，当时从洪武九年至二十六年(1376-1393),扬州府的移民陆续迁入，新增移民总数达14万人，其原籍来自苏南，浙北，江西等地，甚至还有的来自福建、广东，“洪武赶散”的说法是移民祖先受到洪武帝的驱赶，所遗留下的感叹，现大多数苏北人把睡觉戏称为去“苏州”，体现了当时的苏州移民迁徙的过程中念念不忘祖籍地，数百年来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是“苏州人”。今天的盐城人几乎都会说他的祖籍是“苏州阊门”的，是“洪武赶散”而从苏南来到苏北的，这种文化现象与山东人所说祖籍是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的这种经历有着相似之处。
　　 据《盐城县志》所载，朱元璋登基后不久，为了报复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一带王府绅民对张士诚的拥戴，遂以移民垦荒为由，将王府40万人丁驱赶到苏北，留下了一段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盐城人说自己的祖先是苏州阊门的，这多少反映了洪武赶散的后裔憎恨朱元璋拥戴张士诚的“情结”。当时迁出时，皆从阊门出去，在阊门登记，由于年代久远，因此祖籍地相似可能是源于后人编撰家谱基于一种从众附会的心理而产生当地人多源于同一地的一种文化现象。祖籍是苏州者，主要分布在扬州、淮阴、盐城三个地区。大丰的范公堤以东地区，明初尚未成陆，这里的苏州移民显然是在苏北地区二次或三次迁徙的。在这片地城范围内，自称是苏州移民后裔的至少在80%以上。明初政权为了安抚新到移民，对来自苏州阊门的移民，提供农具粮种，并实行免税政策，使因为战乱迁出的原居民回流，而原居民为了享受免税赋政策，也都自称来自苏州阊门。由于当时海水东移，苏北可耕土地逐渐扩大，也需要更多的移民开垦，明政权在苏北实施的免税和轻税政策近一百年，从而使自称来自己苏州阊门的说法普遍化。
　　 不管这些移民是否都是来自苏州阊门，当初的迁徙为今天这座城市的经济文化多元化发展找到了历史依据。
　　
　　 二、启海移民
　　 “洪武赶散”中来自苏州阊门的居民迁徙过来之后并没有留下一丝苏州吴方方言的影子，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自己原有的方言融入了当地的北方语系。而上世纪初期启东、海门两地居民迁徙到大丰进行开垦创业的历史，倒是在大丰一直沿用他们自己的母语，并使这两地与大丰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密。
　　 民国时期，实业家张謇先生于1917年在这里创办大丰盐垦公司，动员启海移民来大丰开垦，至今100余年。时年，草堰场垣商周扶九、刘梯青推戴和邀请实业家张謇出面，组织创办了草堰场大丰盐垦股份有限公司，由张謇之兄张詧出任董事长。随后，通济、遂济、通遂、泰和、裕华等盐垦公司相继创办。
　　 上世纪初，大丰产盐区域地广人稀，几百年来相当一部分靠海居住的移民们都在从事着晒盐活动，大丰各盐场隶属泰州海陵场，随着大丰滩涂的不断东移，海边便有了大面积可开垦的荒地，但因劳力缺少，本地灶民不懂农业生产，更不会棉花种植。各盐垦公司成立后，将原先散户的盐灶废除，鼓励他们开垦种棉花等农业作物和经济作物，开垦种粮植棉的主要劳力来自启东、海门等地的移民，占总垦户的80%以上。有资料显示，大丰6家盐垦公司共招佃移民21606户、128453人。启海人纷纷到大丰滩涂开垦种植，在这之前，大丰海边的居民一直是盐民身份，就像明朝前起义领袖张士诚也是盐民一样，张謇来大丰创办公司后将“废灶兴垦”推向高潮，来自启东、海门等地的移民，成了大丰垦区开垦种植的主力军。这样大规模的移民兴垦，在历史上极为罕见，是空前创举。
　　 启海移民初来时，首先要解决住房问题。经济情况稍好的一部分启海人，有的从老家将旧屋拆来重建，有的则就地买些毛竹茅草，建两三间简易草屋，中间砌灶，两间做房间。四面用芦苇编制的芦笆当墙，或单砖到顶，屋面上用茅草苫盖，并用芦苇编成箔子（俗称“芦搁浪”），用草绳绷网加固，以防大风。这些垦户一般都是全家迁移，或是一房儿媳迁移，终年坚守在垦地。
　　 还有一部分移民因资金短缺，一时无条件建像样的房子，就在承种地上，用芦苇打笆，卷成半圆形，一头用芦笆堵住作后墙，另一头，在朝阳面的芦笆上开个门口。屋面上铺盖茅草，再用芦柴编成箔子加在上面，用绳网加固。这种半圆形草房，启海人称“滚龙厅”。
　　 还有的移民暂住在亲戚家中，每年春天来播种棉花，秋天收棉花后即回老家。他们来回都是步行，推着装载家产的独轮小车，披星戴月，日夜兼程，这种小型独轮车，俗称“狗头车”。一年来回几趟，辗转多年才在垦区落户定居。
　　 启海移民饮食简单，在通常情况下，以黄穄、玉米、大麦、南瓜等为主食，习惯于两干一粥，农忙季节三餐干饭加盐齑（咸菜）。常年备有盐齑、小蒜、咸瓜等小菜。启海人自酿的“老白酒”、酒酿，香糯可口，营养丰富。如遇自然灾害，岁欠之时，垦户们则以海滨盐蒿、野菜作为食粮。
　　 启海移民生活节俭，衣着朴素。妇女纺纱织布，自制衣服，服饰多见青布或花布大襟短衫，小圆高领，有绫钮头，绣以花边。下穿肥腰长裤，外加褶裙，中年妇女腰部系青布或花布围裙（俗称“辗裙”）。在冬季，中老年男人上身穿粗布棉袄棉裤，外加青布围裙。
　　 垦殖是大丰的根，拼搏是启海人的魂。从启海移民的衣食住行，可以窥见当时废灶兴垦的艰辛。他们开挖的一条条河流，开垦的一片片良田，为大丰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大丰创造了巨大财富。启海人勤劳朴实，种田精，懂科学，能吃苦，善创业，讲团结，顾大局，也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启海人身上的这种种朴实勤劳的品德也影响着几代大丰本地居民，在这百年的生息过程中他们和本地居民互通婚姻，已将自己和大丰本地居民合二为一，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三、上海移民
　　 继前两次的迁徙活动之后，上海农场当属大丰境内的小上海，也是今天大上海在苏北沿海的一块飞地。1950年3月15日由解放后上海市首任市长陈毅亲自批准在大丰建立农场，几经变更于1974年4月对外正式称“上海市上海农场”，至今已有72年的光荣历史。农场的发展受到上海市委、市府领导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
　　 195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上海市人民政府和苏中行署协商划出大丰（时称台北县，后因与台湾省台北市重名，于1951年改名为大丰县。）以四岔河为中心的20万亩荒地为中心作为上海垦区。同时，又设立了上海市农垦工作的最早领导机构：上海市人民政府垦区劳动生产管理局（以下简称为垦管局）。同年3月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命黄序周出任垦管局局长、党组书记，副局长沈维岳、郑宏惠。
　　 垦管局最初办公地点设在江苏兴化，后来移到江苏大丰新丰镇，最后才到大丰四岔河。垦管局是上海市政府序列中的一个局级单位，下设工业处、农业处、生产处、管理处、办公室，还附设学校和新人村。
　　 垦管局下属成员比较复杂，且有其历史背景，上海解放初期，溃败到台湾的国民党时不时派出飞机在上海进行轰炸，新解放的大都市面临着这么多人口吃饭、就业问题，在这种情形下，陈毅市长作出疏散部分上海人口的决定，当时便选择部分富余人口来大丰。初期组建农场时除部分随行干部家属以外，主要有不少是旧警察、服刑期内的地主富家、解救出来的妓女、刑满犯人、无业游民、社会上的流浪儿童等，这些人在上海就业困难，无法妥善安置，在押人员也要吃饭，他们的存在对新接管的大都市上海无疑是一种压力，于是便决定对这些人员进行疏散，将他们迁往大丰来开垦种地，自食其力，自己养活自己，其户口性质属上海，有关资料显示共有两万余人。当时统称“垦民”。
　　 1952年8月，根据工作需要，垦管局改名为上海市上海农场管理局（简称农场局），1956年又更名为地方国营上海农场，工作业务受市公安局领导，为上海市罪犯的主要改造教育场所，曾被公安部列为全国大型劳改单位。1964年停止收罪犯，成为安置刑满释放留场就业人员的场所。从1968年10月起，根据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安排，先后安置了6000余名上海知识青年。1973年1月9日，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的指示，上海农场划出元华分场和隆丰、盐场共12.38万亩土地和不动产及流动资金交给上海农业局筹建上海市海丰农场。1974年3月和1975年1月，上海农场有4.1万亩和1.44万亩土地及不动产划给海丰农场（1980年1月海丰农场又把4.16万亩土地划还上海农场），先后从上海入驻海丰的知青达八万之众，相当一部分已经在这里扎根、生儿育女留在了大丰这片土地上。
　　 由于上海农场在大丰落户，原有大丰方言中又多出一种地道的上海方言，操上海方言的都是来自上海农场的原属垦民和后来的上海知青。这些来自上海的人口带着大都市的先进文化理念和浪漫的思维及行为方式，同样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丰本地居民，例如文革期间上海男性知青留有的长发和女性知青的烫发，以及他们所穿着的喇叭裤也对大丰本地青年带来极大的影响，在饮食文化及其他诸多生活文化中也时不时会带有上海元素，因而，现在大丰人的经济、文化等方面在整个盐阜大地都显得较为前卫。
　　
　　 四、知青移民
　　 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同样也将这边远海边城镇影响着，1968年10月，第一批上海知青来到这里，开始了"战天斗地"的劳动生产。截至到上世纪80年代，农场前后共接纳了8万名上海知青。50多年来，他们在苏北荒滩上开垦出三块农场、50万亩土地，至今仍被称做上海的"飞地"。
　　 除上海农场的6000名下放的上海知青外，主要还有来自苏南的下放知青，其中主要以苏州、无锡居多，几乎充斥在大丰每一个角落（详细资料待查），这些知青是历史的产物，在支持大丰本地建设的同时，他们同样也将苏南城市的一些文化理念带进这片土地，影响着当地居民的衣食住行。
　　 如上一节所说，仅海丰农场先后就有八万知青，加上后来各地的知青充斥到大丰的29个乡镇，大多数在务农，也有少数进了机关、工厂、学校、医院，几乎每个行业都有这部分人的身影，这是个庞大的数据，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数以千万的年轻人扛着红旗、唱着赞歌离开自己的故土，成为人类生存景观中最独特的迁徙图景。而这一切，如今以纪念馆的方式凝固成永恒风景。从海丰走出来的，有党政要人，有各个领域的精英，也有普通劳动者，他们至今仍然成为大丰对外联系的桥梁。
　　 与此同时，这里所要介绍的知青移民还有必要提及在大丰的几所农场的由来。
　　 解放后，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叫嚣在江苏东部沿海有他们的十万反共预备队，不管有没有，为海防安全着想，新政权还是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将沿海一带的富余人口移至内地组建兵团，同时配合知青下放的政策，在大丰境内成立了3个农场，前身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其中方强农场为第五团，大中农场为第六团，东码农场为独立四营，一部分务农，一部分家属进了地毯厂、三纺厂、黄海制药厂这三家由兵团开办的工厂，统称为农垦系统，1975年起撤销兵团建制，将这部分农垦人改称为农业工人。他们的口音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农场特色，大丰人一听就知道他们是农垦系统的人，而这三个农场内的设施也逐渐健全，包括医院、学校、商场、集市等，一个农场便相当于一个独立的小镇，操着统一的农场口音，绝大多数人一直留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