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默了一年多的班级群，7月20日晚上七点多老班长发了一个问卷调查，旨在了解本专业五届毕业生目前的就业情况。我应该是第一时间看到消息的几位同学之一，因为我总会盯着大伙的动向，虽然我只是个游离于各种圈层之外的小透明。但我没有第一时间填写问卷，因为目前刚开始的工作，很难说得出口。
　　 第一次见刘叔，是跟小彭去小区熟悉环境和工作。六月下旬的大清早日头明晃晃的烤着，他戴着被汗湿了内里的白帽子，穿一件黄色的美团外卖长袖衫，外边套着公司的绿马甲，赤手在绿色厨余桶和灰色其他垃圾桶里翻拣，把居民没分类的混装垃圾破袋，将烂菜剩饭扔进绿桶，其他的放回旁边的灰桶。见我们来了热情似火地招呼，很有分寸地攀谈，那时候小彭已经和他很熟，他注意力全在小彭身上。我后天修炼得话少，杵在旁边当闷声葫芦，听着俩人掰扯工作上的要求和情况，自顾自点头附和。临走前刘叔对我扭头一句：“十几了？”
　　 我干笑：“26了。”自幼矮小弱笨，又丑出天际，还带着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外形上的小一号总让头一回见我的人违心地觉得哪来这么个小孩，看脸又是个老气横秋的小老头。
　　 “嚯，我要26打死不干这个。”刘叔摇头，一动劲把手里的纸箱子压扁。
　　 那是第一次有人当面告诉我，在这个本该乘风化龙勇闯事业的年龄干这个属实憋屈，那句“我要26才不干这个”就像根钉子扎进心里，不停的反复，还带着漫山遍野的回声，骑着电动车走在路上被轰得心烦意乱。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要应对上边检查，我第一次见了另外小区的整理员，老石当场问了我学历、学校和专业，一边摇头一边慨叹，对着旁边擦垃圾桶的物业人员咂嘴“大学生啊，就干这个。”我听得脸红，好在疫情弄得出门必戴口罩，不然俩大叔可当场目睹我那窘样，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个工作，是环保公司专做垃圾分类的项目。是我漂到北京城的第三份工作，是我坐吃山空快把自己饿进医院病床的无奈选择。
　　 从上学到现在，心里那个要做故事片的底从没动过，我不断修正自己的前进轨迹，生怕摸黑走路拐进岔道，磕磕碰碰这么久才明白，其实自己还在影视行业的高墙外转悠，连门都找不着。当年就业协议签的四川正浩时代，唯一一家直接对标广电系的广告公司，月薪四千，去了不到十天我退出，小公司没几个人，标书制作、海报设计又不是我的专长，想想只能回来，最受不了的是不规律的上班和休息时间，领教过凌晨两点去吃火锅的夜生活，才明白自己根本不是融入其中的那块料。
　　 比正浩时代更早的工作机会，是一次以三千块钱为代价的冬日冒险。大四的寒假同学们各自朝着盯好的工作做着准备，宿舍里只剩下我们寥寥几位戳在原地不能动弹，我想做影视编导，在智联上找了个导演助理的工作，第二天告别了凯爷、先生和其他人，带着装满衣服的硕大行李箱以及那天早上在食堂买的三袋小笼包，十几个小时去了千里之外的北京城。到时已是晚上七点多，不敢乱跑在火车站旁的旅馆押了身份证将就一晚，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村里孩子只能靠导航沿途摸索，期间给招聘的人发了信息，我没见到北京宏冠文化的任何人，没去过他们的公司，没有时间验证真伪，就被招聘者用微信一路遥控着倒车换乘，最后站到怀来卧牛山影视基地的土坡上。他们开车过来，装上我的行李，带我去他们的临时宿舍，车上我把简历和作品的文件夹给了他们，被扔在了挡风玻璃前，只告诉我要听话，要在视线中，免得组里有事连助理人都找不到。我点头，只要能进这个行业将来有机会去做自己的作品，目前怎么样都好。可是我想错了，一排小平房寒冬腊月没有任何保温措施，连门上的玻璃窗都只剩下一半的遮挡，屋里横七竖八塞着好几座架子床，窝着成团的被褥。放好行李，那人把我带到旁边宾馆的房间，告诉我他们的要求，说好的包吃包住，变成了要交两个月3000块的伙食费。我愕然，看到那群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的歪瓜裂枣，还想着拍什么片子，心里已经觉得不对，还有恶劣的环境和半生不熟的饭菜更加重了猜疑，至此图穷匕见，才发觉为时已晚。我想离开，但行李还在他们手里，明确告诉他们之后，骗子终于进入了正常流程，说已为我垫付了钱，需要马上偿还，我已然气笑，就算要还以我当时800块的全部家当也不够凑数，但骗子很有办法。他们拉着我去了旁边的沙城镇，跑了两家后在一个手机店里让一个叫王博文的胖子给我做了个分期贷款，白给他们一个三千块的手机。我感谢第一个店里的小哥哥，敏锐地察觉到我当时头脑空白神情恍惚的异状，斩钉截铁地告诉那骗子“办不了”，临走我看了眼他，虽不记得他的样貌，但好歹是个无声的致谢。但王博文有活就干，麻利的要了我身份证、电话和紧急联系人，二十分钟内一切尘埃落定，此后八个月我手机里多了个捷信金融的APP，多了每个月几百块外债的压力。他们把我扔在沙城汽车站，豪爽地扔给我二十多块钱，让我自己回北京。一路木着神志赶着末班车回到北京，和家里讨论要不要连夜赶回西安，火车已经没了，二十五块的机场专线地铁我来回两趟，只因找不到航站楼和一张八百多块超预算的机票，内环的地铁来回两趟，赶到前一夜落脚的地方已是凌晨十二点多。
　　 不记得那时怎么睡得着，第二天最早的高铁五个小时逃回西安，在北京西站打电话给沙城派出所，说不在他们辖区管不了，打电话给捷信想取消单子，说明被骗的经过，他们答应去查这里边的歪门邪道，但谁会跟钱过不去，后来告诉我给我做分期的王博文只是去帮忙的，开单子的是另外一个陌生人。
　　 自此我别无他法，按着事绝口不提，在西安委身在凯爷的出租房里，靠手机四处搜寻着工作机会，在凯爷离开西安之前找了个超市补货的兼职，还找了个月租200块的小房子。入住的晚上床上只有一个电热毯，就那么开到最大睡了一夜，第二天醒来，全身都是那种四处透风的酥痒，我知道自初中起被冻了一整个冬天落下的风湿又严重了一点。超市补货全天去仓库和前场来回穿梭，跑到双腿酸疼浑身无力，趁着去卫生间的时候扒掉鞋坐在冰凉的瓷砖地上捶腿也杯水车薪无济无事，每晚十一点多下班总要烧壶热水泡半小时以上的脚才能睡得下去，一睁眼就又是腿疼脚疼的一天。在超市补货差点踢坏几万块的电子门，每天紧张地没有气口消停，随之带来的疲劳让我每晚睡得深沉，直到那天早上醒来。临近年关，马上要回家过年的档口，清晨里我的房门开着，我以为是自己回来太晚吵着房东了，人家开了门以示警告，但摸索半天察觉不对，我的手机不见了，四处找遍在水槽里发现了手机壳，被偷的事让我很快蔫下来，这快大半个月的辛苦又泡了汤。惊愕之余我只剩下宽慰自己的庆幸，当晚电脑就在旁边桌子上充电，小偷要是连它都顺走了，我可能真会从那超市的顶楼跳下来，因为电脑里存着所有我做过的剧本、收集的故事、拍摄的素材、学习的课件，没有它我大学四年就剩下个空壳的笑话。靠着邻居微弱的网络信号，我用电脑给家里表妹发了个求救留言，第二天晚上老爸老妈拉着叔叔七拐八绕来到我的出租屋，和房东聊完之后老爸报警，众目睽睽之下被带上警车，不知情的路人纷纷侧目看热闹。也许是被突如其来的破事弄得没了心智，填报警单时把“被盗”写成了“遗失”，在警员提醒下才改回来，说明情况的时候弄错了时间，被警员问“一觉睡二三十个消小时”后才反应过来。从派出所出来家里人找了个房子凑合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回家。
　　 回学校后赶着论文，看着机会，三番两次联系“小戏骨”团队没敢去，直到最后不能再拖和正浩时代签约，过去不到半个月告吹。从此这一路颠沛，开始了。
　　 窝了三个月后，跑派出所、公安局做完政审表等等材料，近五十个小时我和老爸站在了新疆阿克苏的夕阳下。从进阿克苏地区电视台到最后默然离开，期间短短一个月。我知道自己不好，什么都做不了，陌生的机器总需要时间熟悉，陌生的创作方式和要求总要时间领会，可是我们都等不了，闷葫芦一个月，我可以离开了。签完离职单第三天傍晚，几十个小时又回到西安，兜兜转转，还是原点。后来磊哥在西安做短视频摄像，缺一个编导，喊我去做。租好房子和他一起干了一个月，老板豪哥说自个儿想去趟西藏，然后我们双双离职。更现实的原因是，抖音一百六十多万粉丝的他根本没有想好自己的路线，正能量、苦情、搞笑，短短一个月转向三四次，每周两三个短片放出去收不到良好的反馈，就换另一个风格。也许是我的能力有限，照猫画虎也没办法捣鼓出来一个莫名其妙的爆款让他火起来，最终逼得磊哥也哀叹不已，科班出身的我俩对于网红直播带货的定位不谋而合：一群搔首弄姿满口胡话的网络乞丐。磊哥最终不愿意再伺候其他乞丐，扎着脑袋几次三番考公务员，最终如愿以偿；我从根本上对短平快、没营养、浪费时间的抖音短视频不感冒，挖空心思想进影视圈，最终两次一万多字试稿，进入左采影视文化。
　　 左采也没长久下来，本来那是离影视圈最近的跳板，帮主编剧做编剧助理，干得好的话会有署名权，面对不喜欢的官场题材，三四个几乎同龄的伙伴写得痛苦不堪，倒也情有可原，因为别人的小说改剧本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适当的注水加戏就完事了，但蒲力民的《交通局长》根本就是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起要把它重新从头到尾写一遍。作为小说主题不明，情节架构极不合理，后几章明显生拉硬拽随意凑字数，描写方法详略不当，人物塑造呆板膈应超级脸谱化，正面人物伟光正得像假人一样，负面人物猥琐不堪下贱至极，情节架构加上叙事风格和节奏根本没有吸引力，就是在写官样文章，该详细的时候一个字不写一句带过，该简略的时候连篇累牍废话满纸，而且随时随地随意地插叙、倒序、补叙，严重割裂了故事进展和人物塑造。在创新上基本没有，老生常谈司空见惯的三角恋、婚外情、送茶叶、送钱、酒后乱性轮番上演，而且还多次重复，简直令人作呕。因为政策原因有些东西直接删掉，导致男二号整条线全面崩溃只剩下空头名声，不能有坏人，不能有矛盾，所有的能做戏剧点的事件基本全部被砍，几万字的分集大纲就此成为废纸。一些犄角旮旯的配角疯狂加戏，为了一些赞助商广告商加正面人物进来，简直就是开一个会一个思路，开一个会一个方向，制片和主编剧对情节架构人物发展各执一词，根本无法推进创作。一个多月后，雷小姐离开，一周后，我接到电话，离开编剧组。刚去的时候确实我要比其他人写得好，所以中期的分集大纲、分场梗概、整体剧本修改、人物小传等等大活全是我来做，但自己初出茅庐，又不懂官场斗争，写东西全凭本能，自然无法长久下来。
　　 之后一歇几个月，2021年6月10日，疫情好转的空档，一张车票我又上了北去的车，终点站是一年多前被坑过一次的北京。我承认还是无法忘记自己想要做编导的梦，只觉得文化中心应该有更好更多的机会，让我可以施展拳脚，有的放矢。可是我忘了，环境会变，但我不会。我还是那个做编导干不过学维语的、干编剧弄不过学会计的笨蛋，还是那个写东西全靠本能没有系统戏文训练的外行，还是那个胆小怯懦自卑惯常的傻冒，还是那个不会说话喜欢扭头就走的愤青。
　　 刚开始也没法找编导的活，人生地不熟又没吃住的地方，必须解决去哪儿、吃什么、在哪睡这三大问题，然后才能说干编导的梦话。于是我找了个江淮菜馆打工，包吃住给四千多，每天两层楼推着一车车天价菜来回穿梭，大夏天上衣裤子一直跑到湿透粘在身上，有三个来店里做暑期服务员的女孩，两三天下来腿疼得下班后边走边哭。我勉强撑得过去，当年冬天干补货的底让我再干类似的活也咽的下去那些苦累。选这个店除了时间太紧没选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它东边几站路的地方，是我一直想进但无法进去的北电。曾经趁着休息的空隙去门口跑过两次，连书报亭卖剧本的张伟都记住我了，第二次去的时候问过一句“你是不是来过啦”，我干笑，那种近在咫尺不能触碰的心烦可能他也会懂吧，毕竟那是所谓的殿堂，所谓的梦想集中营。几周后，这种遥不可及但近在眼前的无奈再次上演，休息时去南锣鼓巷游转，大街尽头铁栅栏上绷着一个个剧院的演出海报，我纳闷半天，闹市景点哪来这么个本该安静创作和欣赏的异类，疑惑地往前，拐过弯，看到那个牌子的时候五雷轰顶一般，那是中学时想来的地方，是我想干编导的起源地，因为在它的栽培下，可以有更好的专业度和行业认可度，那个地方，叫中央戏剧学院。我茫然地挪到它大门前对街的椅子上，从下午两点坐到四点半。遍寻不着的入行途经就在身边，更系统学习的机会就在眼前，但碍于重重困难，我够不到它。
　　 回来后继续跑得衣服全湿，三个月后我辞职，有点钱就想干自己想干的事了，去将台地铁旁租了个小房子，窝在里边四处投简历。小公司怕被骗没前景，大公司没能力进不去，就这么干耗着自己，后来找到的活，不是类似仙人跳的制片人助理，就是一天上百通电话还没成效的选题编导。我完败，灰头土脸的回来，窝着身子不愿出门，时间倏尔远逝，转眼间身上快没了积蓄，近半年时间一天只吃傍晚一顿面条，或者随便蒸碗米饭。直到2022年4月的一天晚上，连着三天晚饭期间完全没有胃口，看着面条就吐，我有点慌，问房东阿姨最近的医院，用最快的速度赶过去挂了晚上的号，见到医生后在她的指点下去各科室抽血检查，在等待结果的间隙，医生急匆匆冲出来在走廊上喊正在四处找充电桩的我。跟她回到办公室坐下，她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满脸不可置信加怜惜的幽叹，说我贫血，营养不良，但贫血结果需要进一步便检和血检才能知道，说我的情况本该当晚住院，但我全程自费又交不出几万块的押金，想想还是检查报告出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