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我曾经丢失过30元钱，却收获了同学之间一辈子的友谊。
　　 那是1988年，当时19岁的我正在临沂市劳动局技工学校求学读书。七月，学校放了接近两个月的暑假，我欢欢乐乐地回到了家里。50多天后，开心快乐的暑假结束了，迎来了开学的日子。母亲给我整理好需要带到学校的床单被褥，还有几件秋天、冬天穿的衣服。母亲心疼我，叠了几个麦子煎饼，炒了点辣椒炒咸菜，放上了不少肉丝，炒好后，装在一个盛麦乳精的瓶子里。父亲呢，则从自己的钱夹里掏出三十元钱，塞进我的口袋里，并反反复复嘱咐我：“这是你九月份的生活费，到了学校，先买上饭票、菜票，千万别忘了。”
　　 我背着行李和书包走出家门就要赶往车站的时候，父亲还不忘叮嘱几句：“上车的时候，就是车上的人再多再挤，也别忘了摸摸口袋里的钱，一定不要弄丢了！”听着父亲不厌其烦的唠叨，我郑重其事的点了点头。因为我知道，当时我们家就父亲一个人拿工资，每个月工资90元整，我上技校，弟弟上高中，我和弟弟的学费、全家人的吃穿，还有家里的人情世事，全指望这90元钱呢！父亲和母亲不舍得吃不舍得穿，一分钱恨不得掰开作两分钱花，这30元钱，我怎能不格外珍惜！
　　 下午1点半，我来到汽车站。我把行李放在候车室的排椅上，摸了摸裤子的口袋，嘿，鼓鼓的，钱在。我忽然感觉放在裤子口袋钱容易挤掉，一点也不保险。于是，我把那30元钱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来，走到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墙角处，小心翼翼地把这30块钱放在了我上衣的口袋里，扣上扣子，就像把钱锁进了保险柜一样。我放心地笑了。
　　 发车时间到了，我赶紧背起行李随着拥挤的人流奋力冲上了车门，一屁股坐在靠窗的一个坐位上，然后舒服得伸了一个懒腰，从书包里掏出一本《故事会》杂志，有滋有味地看起来。
　　 两个小时后，客车到站。我背起行李和书包下了车，一步一步向两公里之外的学校走去。路上，我摸了摸上衣口袋，坏了，钱怎么不见了。我急忙放下行李、书包，全身上下里里外外翻了个遍，还是没见那30元钱。我打开行李，掏掏书包，希冀这30元钱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可是仍然让我大失所望。我仔细瞅了瞅上衣口袋，发现上面的扣子早已脱落。我想这30块钱肯定是上车的时候，该死的小偷随着拥挤的人流，用小刀划开了我口袋上的扣子，顺手牵羊把口袋里的钱掏走了。
　　 该死的小偷，没有了这30元钱，我到学校用什么买菜票饭票，这个月我该怎么吃饭？没有了这30元钱，我怎么开口向含辛茹苦养育我长大的父母再要30元钱？一想到我的父母，我的眼泪立马涌出了眼眶。为了让我转为城镇户口，吃上商品粮，我的父母倾其所有拿出5000元钱供我上技校。这5000元钱，是他们攒了一辈子的钱。另外，每个月还要拿出30元钱供我吃饭，为了我……此时，我是又着急又害怕，我身上的衣服全都湿透了，我站在人来车往的马路边上，急得六神无主，不知怎么办才好。
　　 我首先想到，这事千万不能让家里人知道。可是，我要是不告诉父母，就无钱买饭票菜票，就没法吃饭。于是，回到学校的我，把行李、书包往床上一扔，接着跑到离学校不远的河边哭了。我一边哭着一边高声骂着那该死的小偷，连他家八辈祖宗都骂了。
　　 正当我连哭带骂正起劲时，有两个人悄悄来到我的身旁。他俩听了一会，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抬头一看，这两个人是我同班的同学，还是我一个县的老乡。年龄比我大一岁、看上去文绉绉的那个姓岳；年龄比我小两岁、长得五大三粗的那个姓张。一见到他俩，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擦了擦脸上的眼泪，可是不知是因为委屈，还是因为心里窝囊，我眼睛的眼泪止不住汩汩往外淌。
　　 高大魁梧的张老弟一把抱住我，好言好语地安慰我：“别哭了，钱让小偷偷去了，算咱弟兄们倒霉！不过别怕，有我们在呢，一切都会过去的。”
　　 站在一旁岳大哥接过话头对我说：“是啊，不就吃饭问题吗？这样吧，从今天晚上开始，我和你一起到食堂打菜买饭，每顿饭三个馒头咱一人一个半，菜打一份咱一起吃。庆利，放心吧，有哥在，饿不着你！”
　　 “对，在加上我一个，咱仨人六个馒头一人吃两个，打两份菜连菜带汤吃起来更香啊。”张老弟也当即安慰起我来。
　　 我被他俩感动得眼睛里又涌出了泪花，不过我怎能轻易答应他们。因为我清楚的知道，三个人每顿饭吃六个馒头，一个人只能吃两个，两个馒头对饭量不大的我和岳大哥还好说，可对经常在篮球场上奔跑跳跃的张老弟来说肯定远远不够。为此，我拼命推辞，可经不住他俩的劝说。再一个，我不答应又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月的吃饭问题，总不能躺在床上光睡觉不吃饭吧？那样的话，不仅学校不愿意，自己的身体也不允许呀！
　　 太阳眼看就要落山了，我跟着他俩回到了学校。自此开始，我们仨人拉开了合伙吃饭的序幕。刚开始，我还有几个麦子煎饼、一瓶辣椒炒咸菜，后来，我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无产者”。常常是他俩买好了饭菜，把热乎乎的馒头和筷子递给我，我诚惶诚恐地伸手接过来。我轻轻咬一口馒头，慢慢叨一口菜，有时候捧起碗来喝一口菜汤，感激的眼泪常常不由自主地“叭嗒叭嗒”流下来。
　　 为了饭菜不重样，有时岳大哥买份炒豆芽，张老弟买份辣椒炒豆腐；有时候张老弟打三碗米饭，岳大哥买份西红柿鸡蛋汤，我们三人坐在一起有滋有味地吃饭，常常引来别的同学羡慕的目光。他们“嫉妒”地给我们仨人起了个绰号，叫“三人帮”，意思是说我们仨人团结的就像一个人。我听了，既感到格外的幸福又觉得羞愧难当。幸福的是遇到了真心帮助我度过难关的同学，羞愧的是一个月光白吃白喝他俩的，这样的恩情不亚于救我一命，让我以后如何报答他们？
　　 时间过得真快，一个月的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记得九月份最后一天的中午，父亲借到临沂出差的机会专门来给我送生活费。我试探着问父亲多要了10元钱，父亲也许发了奖金，也许遇到了什么高兴的事，他二话没说竟同意了。下午，有了钱的我变得非常大方起来，我抢先来到食堂，买上了九个馒头、打了三份菜：一份西红柿炒鸡蛋、一份辣椒炒豆腐，还有一份蒜苔炒肉。
　　 当我把饭菜端到他俩跟前时，他们俩惊奇地瞪大了眼睛，“庆利，你发财了，怎么买这么多馒头，打了这么多好菜？”我兴奋地告诉他们说：“我有钱了，这个月我有40块钱，我要好好报答一下你们！”
　　 从此以后，我们“三人帮”还是每天在一起合伙吃饭，不过，每顿饭早已不是六个馒头，而是煎饼、锅饼、馒头来回轮换着吃。两个菜变成了三个菜，你吃我一口豆腐，我咬你一口肉丸子。有时候嘴确实馋了，三个人集资，到学校外面的饭店打打牙祭，直至技校毕业才结束了朝夕相处在一起吃饭的日子。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后来我们三人毕业后，分到了一个县城。岳大哥先在县农机公司工作，后来农机公司破了产，他自己养猪，成了远近有名的养猪专业户；张老弟刚开始在粮食局下属的一家面粉厂上班，后来面粉厂破产，他自己和别人一起成立了一建筑公司，成了小有名气的老板。我呢，在县供电公司上班，收入属于小康。
　　 不过，最让我欣慰的是我们三人之间绵延不断的友谊。每到过双休或节假日，由我打电话或由他们其中的一位组织，我们会找一家干净卫生的饭店小聚。点上独具特色的四个炒菜摆上桌，拿上一斤白酒，三个人你一盅我一盅喝得不亦乐乎。酒喝完了上饭，一般要三个馒头，没有馒头才让上别的面食。吃饭的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就会想起当年丢失的那30元钱，我们每顿饭吃得那六个馒头，还有三个人你叨一口菜我喝一口汤的吃饭情景。想到这，我禁不住热泪盈眶，紧紧握住了他俩的手。我想，我会格外珍惜这人世间最纯真最深厚的友情，珍惜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