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给整部小说灌输一种渴望，渴望那已不再存在的小说。然而，具有悖论意味的是，我们可以说，再没有比《日瓦戈医生》更典型的苏联小说了……《日瓦戈医生》是、也不是一部十九世纪小说，就像它是、也不是一部缅怀革命前那个时期的小说。——卡尔维诺
　　
　　 文学巨匠卡尔维诺喜欢《日瓦戈医生》，而其说明喜欢的理由竟是这样让人难以听得明白。
　　 《日瓦戈医生》是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俄罗斯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长篇小说。它记录了俄罗斯二十世纪上半叶历史变迁中一位平凡的莫斯科医生不凡的经历。曾有人推荐阅读此书的理由是：这部作品所展现出的热情、诗意和思索，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极其罕见；他所描绘的极端环境下人性与个人尊严的挣扎，其真切的动荡和不安感更是前所未有。
　　 假如在文学为我们绘制的那幅图画上，世事的发展与我们的期望相左，我们就因此归罪于文学，这是一种愚蠢的偏见和虚伪。有价值的文学使我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产生意识：它将事物的道德内涵展示在我们眼前，以便我们做出反应。假如在我有时候提到的这些作家身上，我们会见到玩世不恭和可怕的东西，那也仅仅是为了唤醒我们道德上的反应。我们的道德习惯于以原本的模样接受世界上的事物，因而变得懒惰。我们时代的人文主义，接受了这个曾经出现原子弹轰炸、集中营、酷刑室（即使在此时，在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也仍旧回响着遭受酷刑者的呼喊）的时期向它提出的恐怖挑战。我们时代的人文主义，努力不对更加糟糕的画面视而不见，并咬紧牙关，站稳脚跟。然而，久而久之，即使这种冷漠的历史主义态度也会成为习惯和漠然，不再是以真正的怜悯为基础的那种伪装的玩世不恭，而是真正的玩世不恭，说到底，就是道德的贫瘠。
　　
　　 我们还听到了一种不同的声音，那就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Pasternak）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最早读到这本小说的人，以至于几个月以来，在讨论中都无法谈到别的话题。它是一种不同的声音，其中回响着古代的那些声音。不过，这部作品只可能创作于现在，创作于我们这个痛苦的时代。它从苏联传到西方，就像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开始震惊欧洲的那些时期一样。这部著作来自一个与其官方形象非常不同的苏联，而且采用的是苏联作家那种一成不变的，来自无法模仿的天赋的，简单和自然的方法。帕斯捷尔纳克同样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接一个的暴力，不过，假如说在我刚刚谈到的那些作家的作品中，暴力被作为一种事实接受，必须经历它，才能从风格上超越它，进而理解和净化它的话，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却始终在明确地拒绝暴力。
　　
　　 一种根本性的神秘核心，将作为抒情诗人的帕斯捷尔纳克和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包含，而且使所有其他事件、行动和人类情感与之相一致的自然运动，是在描写短暂的阵雨和积雪消融时产生的一种史诗般的冲动。小说是这种冲动符合逻辑的发展：诗人试图将自然与人类世界的个人和社会的历史囊括在同一部作品当中，以便从整体上对生命进行定义。1917年，日瓦戈乘坐的火车驶向莫斯科，伴随着椴树的芳香，还有革命人群的喧嚣。帕斯捷尔纳克延续了托尔斯泰对于历史的批评：创造历史的既非少数伟人，也非占据多数的小人物。历史的运动就如同植物的王国，如同焕发出春意的树林。帕斯捷尔纳克的观念中两个根本特点也就由此诞生：其一是历史的神圣性，是自身的庄严化，它先于人类而诞生，即使它的悲剧性也同样扣人心弦；另一个是对于人类行为的一种隐含的不信任，不相信人类能够创造自己的命运，并有意识地改变自然和社会。日瓦戈医生的经历实现了一种沉思默想和一种独一无二的内在完美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