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由几眼泉水汇聚而成的溪流，越过松柏掩映巉岩耸峙的峡谷，清风吹拂着五彩经幡，听得见古老而吱吱吜吜的水磨，在遥远而荒僻的草原深处，坐落着一个古老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古镇，这个古镇就是佛门圣地郎木寺。
　　 不曾想到，我与这个距离家乡千里之遥的地方，居然也有些缘分。
　　 1975年12月中旬，我刚到甘南不久，去了郎木寺。郎木寺是省道兰郎公路的终点，也是甘川公路即213国道的必经之途，从省城兰州到郎木寺，全长467公里，其中两百多公里行走在沟壑纵横地势险要的黄土高原，另一路段则是海拔3000多米的青藏高原。有个地方叫土门关，关内是回民耕种的农田，关外是藏族的牧场，过了土门关便步入了青藏高原。
　　 郎木寺东面有天险腊子口，向南便是川北的若尔盖草地。我去的地方是个知青点，在郎木寺西边大约5公里的一处峡谷，崎岖的山路十分难走，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位镶着金牙的藏族开着装满水泥的拖拉机停在路旁，他看着我求助似的神情，笑着说：“上车吧”！
　　 几十个知青在那儿修筑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都是十几岁走出校门不久的学生，住在地窝子里，自做自吃，每天的任务是向工地运送石块。工地上插着红旗，还有“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大幅标语。看着他们戴着棉帽，一身臃肿而布满尘土的冬衣，我在想，这种生活该是一种最艰苦的人生磨炼了。
　　 郎木寺院，经过1958年反封建斗争和文革初期“破四旧”的洗劫，没有了往昔的峥嵘，不少殿堂已经拆毁，大部分和尚回到生产队接受改造，有的年轻活佛已经结婚生子，曾经的商贾与工匠，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不复存在，冬日的郎木寺，灰褐的岩石，枯黄的牧场，崎岖的山路，看不出半点传说中的神奇与美丽。
　　 1976年的夏末秋初，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奥金玛》，我被抽去当群众演员，为什么要在郎木寺拍摄，这部电影取材于当地，故事中所讲的人和事，就发生在郎木寺一带。在《奥金玛》之前，有甘肃话剧团的话剧《金色的道路》，正是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时期，西安市秦腔三团还把话剧改编成秦腔上演。
　　 奥金玛是电影中的主角，她的原型叫才让卓玛。藏族人的名字多和宗教有关，卓玛在藏语中是月亮的意思。这是位具有传奇性的藏族妇女，1959年，25岁的才让卓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不要说是妇女，大多数藏族男子对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都缺乏认识，一年前发生了规模较大的武装叛乱，杀害政府工作人员的事件频繁发生，直到1958年12月，历时10个月的武装叛乱才得以平息，虽然如此，尔后一个时期，社会秩序并不安定，1960年，几十名叛匪抢劫了附近一个公社的食堂，由于敌众我寡，又是突然袭击，除一名公社秘书外，其余20多名机关干部在枪战中壮烈牺牲。藏族社会的意识形态，同样存在着男尊女卑的观念，女人在日常事务中抛头露面，被认为是“公鸡不叫母鸡叫”。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跟着共产党，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是需要远见卓识和勇气的。
　　 才旦卓玛出生在郎木寺公社贡巴大队的文巴村。入党的那年她还担任了生产队长，她们村是贡巴大队最落后的生产队，两年时间才让卓玛带领群众发展集体经济，使文巴村成了先进村。1961年，才让卓玛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到1964年，贡巴大队的各类牲畜由1.4万头（只匹）发展到2.2万，剪毛机，奶油分离器，还有拖拉机和汽车等，社员劳动日值达到了2至3元，群众生活有了显著提高。同一时期，县境内的一些生产队劳动日值还徘徊在8分到一两角钱，温保问题依然困扰着农牧民群众，当地流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穿的皮袄光板板，吃的酥油一点点”。贡巴村的几个生产队地处在3500米的甘南高原，牧草5月份破土，9月份开始枯黄，10份进入冬季。要说条件的艰苦，自然环境的恶劣，远非大寨所能比拟。
　　 1964年，中共甘肃省委做出了关于在全省农牧区开展向贡巴大队学习的决定，贡巴大队成了甘肃省农牧业学大寨的一面旗帜。1965年国庆节，才让卓玛受到了毛主席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且当选为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电影《奥金玛》以艺术形式再现了一个藏族妇女，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迅速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基层领导干部，带领牧民群众发展集体经济，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事迹。电影拍摄制作完成后，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未能在全国发行放映，原因在于，剧本的内容把发展生产的动力，归结于批判走资派，像电影《春苗》样，带有浓厚的极左色彩。
　　 在歌舞团时常去郎木寺演出，到寺院，不少演员就去磕头，不是内地人双膝下跪，然后弯腰，额头着地，是整个身子爬在地上，两臂伸直，紧贴地面，然后起来双手合十，这叫磕长头。第一次看到那些磕头的，不只是藏族，尤其是那些衣着干净面目洋气的汉族女演员，觉得好笑，不可理解。有的还劝我说：“你来这里，也应给佛行个礼，佛会保佑你的！”
　　 后来成了机关干部，也去郎木寺，1979年以后，郎木寺的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58年藏区开展反封建斗争，运动中存在着扩大化的失误，一些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受到冲击，并没收了财产。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为人民利益而坚持好的改正错的，通过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毁坏的建筑得以修缮恢复，在寺和尚不断增多，寺院的香火也重新燃烧了起来，从此，烧香的，磕头的，游山玩水的络绎不绝。老外们把郎木寺称作“东方的小瑞士”，在甘南，郎木寺成了既拉卜楞寺之后，又一旅游目的地。
　　 天下名山僧多占。有山必有水，山水相依，一座大山孕育出一条大河，一条大河孕育出一方文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产生了巴比伦的古代文明，泥罗河造就了埃及的辉煌，地中海的地理优势培育了高度发达的古希腊文化。有山有水的地方便有人类文明的存在。有山有水的地方，不仅风光秀丽，更重要的是生产生活比较方便。我们称黄河为母亲河，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为什么不说长江是母亲河？这是因为我们的先祖，最初大多是生活在黄河河谷地带，人们的迁徙，也是沿着黄河流域不断地变换着生存憩息之地。
　　 1994年7月初，我带着满腹的疑虑徘徊在西安的街头，一年前的秋天，我走进了一间布满灰尘的办公室，我要做的事就是，把那个有五千平方公里面积的区域内的历史变迁，用书面语呈现给人们。甘南高原地广人稀，有个县的面积，相当于台湾省的三分之一，浩瀚的大漠难得见到几顶帐房，放眼望去只见小草不见树木。
　　 在辽阔的草原上，会有人类先祖活动的足迹吗？如果有，在那个只适宜于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他们从哪里来，后来又去了哪儿？
　　 1994年7月4日，在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门口一侧一个旧书摊上，有一本名为《唐蕃古道考察记实》的小册子给了我探索的灵感，只要有河流的地方，一般来说就会有远古人类的足迹，人类文明的传播跟江河湖海密不可分。
　　 考古资料表明，上古时期，中原仰韶文化从陕西关中向甘肃扩展，除一支沿渭水支流泾水向西方向传播外，其主流沿渭水溯源而上进入洮河流域，继而进入湟水流域。这种情况表明，河湟文化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苦甲天下的甘肃东部，比如天水陇西一带，也曾是中华文明发祥的地区之一，陇东高原也曾经人才辈出。
　　 郎木寺位于西倾山腹地南侧，郎木寺向西也就几公里，是白龙江的源头，从这里向西北再行不远，在西倾山北麓，有个叫代富桑的地方，便是洮河源头，很有意思，仅一岭之隔，岭南的郎木寺属于长江流域，而岭北边郎木寺公社所辖的生产队属于黄河流域。白龙江向东十多公里流入四川境内后汇入嘉陵江，洮河属于黄河上游的最大支流。在白龙江与洮河两大水系源头之间，还有一处面积16.2万亩的湖泊叫尕海湖，它是青藏高原难得见到的淡水湖和自然景观。湖水东面是一处350平方公里的草滩，这里土壤肥沃，牧草达上千种之多，被誉为亚洲最好的牧场之一。
　　 那年夏末秋初，为了搞清洮河源头的情况，我搭便车前往考察，这是因为关于源头的发源还存在着争议。因为交通不便，我先到达的地方是一处县办牧场，接下来在次日上午，在两位藏族干部的带领下，骑马前往代富桑。那是一片盆地形草地，叫代富桑雄，还有一条从西倾山流出的小河叫代桑曲，前者为正源，后者为右源。平坦的草地上，分布着众多的泉眼，人们称之为星宿泉，众多泉水汇集成流，被当地藏族称之为代富桑雄曲，雄曲是藏语干流的意思。
　　 西倾山，白龙江和洮河，这些洮地山水，古籍多有记载，最早写到西倾山的典籍是《禹贡》，后来的《山海经》和《前汉书》记载更加详细。西倾山属于昆仑山和巴颜哈拉山东北边缘的余脉，它不仅孕育了白龙江与洮河，也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在古籍中，白龙江称桓水，洮河称之为洮水，西倾山又称之为强台山或西疆山，“强”和“疆”均系藏语音译，两字又与“羌”字读音近似，西强和西疆是否又是由西羌的种群名称而来，不得而知。
　　 先秦两汉时期，西倾山一带已是羌人属地，直到东汉末年。地名里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当我们打开世界地图时，我们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文字，那些文字便是地名，当我们打开中国地图时，每条山脉，每条河流，也都有着自己的名字。这么多的名词是在什么时候由谁赋予的，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实际上和文字的形成一样，大多来自于约定俗成。
　　 在郎木寺与尕海湖之间，有个叫忠曲的地方，忠曲与“钟存”在读音上高度近似，就像“西疆”与“西羌”一样。有学者经过考证，表明属于羌人的一个叫钟存羌的支系，当年就生活在西倾山一带的广大区域，直到东汉末年迁徙到现今的甘肃陇西境内。
　　 初到郎木寺，见到一种很奇特的民居，有人叫它“搭板房”。屋顶不用砖瓦泥土，只是把木板搭在大梁上面，然后摆放些石块压住木板，以防风吹走动，看起来很毛糙，板屋吸热保暖，具有较强的抗寒功能。板屋是古代西戎人的习俗，西戎是远古中原居民对农业羌人的称谓，郎木寺一带当属西戎复地。
　　 远古时郎木寺就是陇右通往河首，河湟下益州的要冲，也是三国时姜维、邓艾用兵的必经之途。唐代前期也曾是唐蕃使臣的必经之途。郎木寺也曾是吐谷浑的辖地，公元五世纪，也就是五代十六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强大一时的鲜卑族吐谷浑部第九代传人阿柴，曾在郎木寺登上西倾山，眺望蜿蜒东去的白龙江问随同官员：“此水更有何名？出何郡国？入何水？”长史曾和回答：“此水经仇池，过晋寿，出宕渠，至巴郡入江，度广陵，会于海。”这位国王听罢感慨地说，江水尚且知道归大海，何况我们这般势单力薄的部族，从此遂遣使与中原的刘宋、北魏王朝通好，扭转了长期与中原王朝分割对峙的局面。
　　 不仅在古代，郎木寺是兵家必争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郎木寺的青山绿水也是弹痕累累，在人民政权刚刚建立的1950年代，这个地处边远的小镇，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流血冲突。
　　 解放初，在以郎木寺为中心的甘川青边缘地区，盘据着大小21股匪徒，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是军阀马步芳的团长马良和马步芳的少将高参马元祥的武装，大约2000余人。他们烧杀抢掠，煽动暴乱，拦劫军车，袭击新生的人民政权。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由西南军区抽调5个团，协助西北军区，西北军区抽调10个团共同剿匪。从1953年2月29日到7月25日，历时4个月，经过5次激战，共歼灭匪徒1853人，活捉马良，击毙马元祥。后又经过两年清剿，到1956年，彻底肃清了残存的6股土匪。
　　 郎木寺不仅山川险胜，郎木寺也是继拉卜楞寺之后，又一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
　　 郎木寺本为寺院名称，后来洐化为地域名称，最初这块地方的名字叫章吉，很久以前，在章吉北边的山林里窜出一只母老虎，附近的红石崖上有一山洞，老虎以此为窝，“德仓”，藏语老虎窝的意思。在虎窝不远的地方有一石洞，洞内有一块大石，造型酷似仙女，村民们叫它“郎木”，藏语女神的意思，后来人们便把章吉改叫为“德仓郎木”。自有寺院以后，又将德仓郎木称作德仓郎木寺，简称郎木寺。因为风光秀丽，明朝末年一些僧人开始在这一带结庐住洞研修佛理。
　　 面积两平方公里的郎木寺，以白龙江为界，南面归四川，南面的寺院叫格尔底寺，北面为甘肃，北面的寺院叫赛赤寺。清雍正九年即公元1731年，一位叫托拉•阿旺跋藏的人在白龙江南岸，也就是四川一侧修建了一座静修院。乾隆十三年即1748年，河南蒙旗亲王与卓尼土司，尊请时任西藏噶丹寺第53任赤哇的坚参桑盖大师，在甘肃一侧的山坡上建寺弘法。坚参桑盖大师出生于碌曲县双岔乡的一位贫苦的牧民家庭，11岁出家，其时的他，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西藏享有崇高的声誉，达赖喇嘛感叹说：“以往还未曾有过噶丹赤哇去边隅的先例，但你这位施主异乎寻常……”其时，四川若尔盖十二部落首领为阻止蒙旗势力入侵川北，大力扩建静修院，这样便出现了两座寺院竞相扩展的状况。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两大寺院群落全部建成，格尔底寺成为川北草地最有影响的寺院，鼎盛时寺内喇嘛1200余人，辖子寺20多座，对外号称108寺。赛赤寺极盛时亦有近千人，辖子寺5座。两寺建成后声名远播，甘青川三省朝圣者纷至沓来，西藏赴内地的活佛亦多歇脚于此。洮州，岷州，河州及松潘一带的回商汉匠及藏族手工业者纷纷迁居于此，使郎木寺成为重要的工商集镇。
　　 我去的次数较多的是赛赤寺，四川一侧的格尔底寺偶尔去过一次，那一次令我震撼是肉身舍利塔，寺里供奉的是五世格尔登活佛的肉身舍利，尽管过去了两百多年，活佛的肌肤仍然富有弹性，脸上看起来跟活着的时候差不多。据说这是藏区历史最长保存最好的肉身舍利。有趣的是，寺里的藏族僧人说着一口流利的四川话，寺院及旁边的民居建筑，也都与一水之隔的甘肃大相径庭。
　　 郎木寺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1940年代初，一个美国传教士慕名来到郎木寺传教，直到1957年离开。他把自己的经历及所见所闻写成《藏区的生活》在美国出版，从此，郎木寺以富有传奇色彩的魅力走进了西方世界。从此，不少外国人来到郎木寺，他们又不断地对郎木寺的风土民情进行宣传介绍，改革开放后，郎木寺成了外国旅行者在中国西部采风的必去之地。如今的郎木寺，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国际化小镇。
　　 郎木寺古称“南番中心”，这里环境优雅，风格独特，它以壮丽的山河美景和丰富的藏传佛教文化斐声中外，2005年被甘肃省政府批准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同年10月被中央电视台命名为“中国魅力名镇”，甘肃省政府批准为历史文化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