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的时候，我喜欢上了胡琴，没想到，它不仅给我带来了快乐，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胡琴，在食不饱腹的年代，我有了一份吃商品粮的工作。那时候，城镇居民成人每月供应27斤面粉，机关干部31斤，拉胡琴的34斤。舞蹈演员虽然39斤，但是他们不愿意做39斤的事，因为太苦了，有的想改行学乐器，可是，别看那几根弦，要能够搞出个名堂，成为职业演奏员，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歌舞团和剧团都是文艺工作，二者的区别在于：歌舞团是唱歌跳舞的，剧团是演戏的，歌舞团的节目比较短小，农村人不大习惯，村里的人喜欢看戏，同一出戏看了一遍又一遍，有的人把看戏叫“听戏”，坐在台子下面，闭着眼睛，台上的人唱，台下的人哼哼，很享受。戏是有情节，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里的故事，是生活中的真实再现。戏剧里的真实又不同于生活中的真实，比如《铡美案》，讲的是包公铡陈世美的刑事案件，这个故事发生在宋朝，那时执行死刑的手段很残忍，把犯人的头放在铡刀下，想起来都很恐怖。历史上未必有陈世美这个人，也未必有姓秦的那个女人，但是，类似这样的事是有的，作家把它归类起来，用典型化的方式编成故事，陈世美成了忘恩负义的代名词，几百年来，千人唾万人骂，这就是典型形象的社会效应。自从有了《铡美案》，再没有人敢把他娃叫“世美”，如果再姓陈的话，同名同姓很多，有的同一个姓名的人能拉几火车，但是，在全国再也寻不出一个叫陈世美的人了。
　　 我们身边的事叫生活真实，故事里的事叫艺术真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不管是舞蹈演员还是戏剧演员都要练功，那是个很苦的活，所以，当演员要有长期吃苦的准备。我不知道影视演员要不要练功，但是，拍摄过程既麻烦又辛苦，1976年秋天，西安电影制片厂在甘川交界处，拍摄电影《奥金玛》，我被抽调去当群众演员，开始很好奇，过了一段时间就不想干了。剧组里一部分演员是演过电影《农奴》的演员，最初见了那些名角很激动，好像自己见了大世面，过了些日子，一切都归于平静。在一处峰峦叠嶂的山窝，一会儿吹风，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又阳光灿烂，有的拍摄离驻地很远，去了大半天回不来，又饥又渴。一次拍摄搭牛棚，我们几个穿着少数民族的服装抬木头，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直到导演喊停，那时才知道，电影演员比舞台演员还要辛苦。
　　 学乐器也是要下苦的，不仅如此，还要具备良好的音乐感悟能力，有两个女同事，一个是舞蹈演员，一个是戏剧演员，两个受不了筋肉之苦，一个跟我学弹三弦，缺乏音准感是她的致命弱点，后来她去了邮电局当话务员。秦剧团的那个是老乡，高陵县人，叫马亚军，在外地，老乡堪比亲戚，听说我能弹琵琶，她说她实在不想当演员，想到乐队去，要我教她，我说我只是知道些基本要领，弹些简单乐曲，她说知道多少就教多少。那地方也就我懂点这门乐器，后来她居然去了乐队，当年弹得了琵琶的人很少，后来她因此而调回了陕西。
　　 学习拉弦乐器，音准是道坎，这个坎很难过得去，走在街巷，常见不少人在拉胡琴，有的好听，有的不大顺耳，原因在于音准。音准了就好听，把音拉准了，就有了音乐的韵味，做到这一点很困难，不少人爱了一辈子，到底还是把音搞不准。有的人用定音器把音定准了，可是，遇到具体的音符又不准了，这是因为手型与指距出了问题。对于音准的感觉，是音乐感觉中最基础的感觉。对于音高的听辨能力叫音准概念，只有通过视唱练耳训练才能获得具备固定音高的概念，所以，不能忽视对于一双具有音准概念的耳朵的培养。
　　 唱戏也是这样，把音唱准了就好听，差一点都不行，把音唱准了，就有了戏的韵味。有人把唱秦腔叫“吼”秦腔是有道理的，吼的时候不只气力要足，其次是咬字要真，为啥叫“咬”字，那个字的发音要狠一点，凡是要咬的字都属于逻辑重音，再次是掌握好节奏，这几点处理好了，就能把戏唱好。
　　 因为胡琴，我曾经几度让人刮目相看。那是1975年夏末秋初，三夏大忙结束不久，村上来了山西乡宁蒲剧团，文革前常有山西剧团来到合阳，村上人喜欢山西的地方戏，同样的苦情戏，蒲剧唱的慷慨激昂，比如《苏三起解》，秦腔是悲情，蒲剧是悲愤。那几日像是过节，每天傍晚，方圆十多里的人都来看大戏。一天中午我去看排练，一位30多岁的人在弹三弦，休息时我对他说：“你的方法不对，三弦不是这样的弹法。”他站起来笑着问我：“你弹过三弦？”我说：“搞过一阵子。”他让我坐下，并把三弦递给我，我把塑料指甲用胶布缠在拇指和食指上，开始演奏了一首朝鲜族乐曲。演员们把我围了起来，问我还都会些啥，我又拉了一支板胡曲调，其实很简单，就是《白毛女》里的《扎红头绳》，交流了一会儿，我们就成了朋友。
　　 自那日起，剧团每天给我20张票，因为是广场演出，无所谓坐号，乐队队长说让我在开演前站在门口，但凡有朋友放他们进来，乐队的十几个人在舞台下伴奏，中间给我放了一把折叠椅。
　　 村上唱大戏都是广场演出，自我能够记事以来，我们一家能够看的是村上业余剧团的演出，还有逢庙会县上木偶剧团的木偶戏，木偶剧团人少费用低，村上包场，但有木偶戏人们蜂拥而至。县剧团的戏卖票，有时一角五分钱一张，有时是两角钱，年幼的弟妺有时能跟着巷子里的老人混进去，我没那本事，只是在门外晃悠，常常是在演出快完的时候，把门的人撤了，进去看个十多分钟。晚上没钱看戏，第二天早上去演员住的地方，看女演员洗衣服，看男演员干活，有的给炊事员担水，我们跟在演员尻子后头，觉得一切都很新鲜，比听他们唱戏还高兴。
　　 村上的人觉得我很神秘，搞不清我怎么能和远道而来的山西人套上近乎，最高兴的是家里的大人，一家人从来没有一起坐在广场看大戏，那几日很是风光。
　　 1975年9月中旬，甘肃省全省宣传部长工作会议在甘南召开，闭幕演出时，我用板胡演奏了《秦川新歌》，我弄不清咋回事，是我确实技高一筹还是观众难得见到现场的胡琴独奏，还是他们没想到一个看起来没情况的外地小伙，能把胡琴演奏的如此精彩。在热烈的掌声中，我几度走上舞台。尔后，我在那儿的歌舞团工作了九年。
　　 那时的日用品都是凭票供应，一次我去找商店会计，想走后门买包洗衣粉，她笑着说：“你自己去柜台买，肯定能买到！”我去了商店，营业员是一个年轻的女士，等柜台前的顾客走后，我低声对她说：“买包洗衣粉行吗？”她看了看我笑着说：“行”。我又问：“再买块肥皂行吗？”她说：“行。”她迅速从柜台下面不易看到的地方取出一包洗衣粉和一条肥皂，又低声对我说：“要买啥你就来！”整个过程就像是《红灯记》中，铁梅奶奶和交通员用暗号接头一样的私秘。
　　 胡琴是中国民族乐器中拉弦乐的总称，之所以叫胡琴，是因为胡人的缘故，古代将北方少数民族称“胡人”，故将他们用于演奏的乐器叫胡乐，胡乐传到了内地，经过改造，取名“胡琴”。少数民族生活区域地广人稀，音乐文化却是比较发达，用于演奏的乐器种类不少，不只是胡琴，还有弹拨乐器，尤其是在新疆一带。
　　 有个世传经典叫《胡笳十八拍》，胡笳是胡人用于演奏的一种乐器。《胡笳十八拍》是东汉女诗人蔡文姫创作的一首乐府长篇叙事诗，蔡文姬在战乱中被胡人虏去，做了左贤王的妻室，育有两子，后来曹操用重金将她赎回，蔡文姬感叹自己历经磨难与骨肉生离死别的悲哀，写下了千古绝唱《胡笳十八拍》。
　　 我与胡琴有着不解之缘，七岁那年，母亲把我送到了外婆家，那是个三面环沟的小村庄，外爷外婆年过半百，那时50多岁的人，已是自顾不暇，没过多久又遇上了灾荒年月，添了个只能吃饭不能做事的我，日子更加艰难。
　　 1962年秋天，家里住进了一户房客，大人叫晁来全，除了两口还有3男1女4个孩子，还有一位70岁的老妇人，是晁来全妻子的奶奶。30出头的晁来全，算得上方圆几十里的名人。晁来全的家在合阳县王村镇南蔡庄，离我们的地方大约五六公里，那村子有条不太长的巷子叫赵家槐园，赵家槐园有个大户便是晁氏家族。晁氏家族属于鼓乐世家，也就是乡间所说的"乐人”，哪家死了人，出殡那天要有隆重的送葬仪式，差不多的人家都要请来鼓乐艺人吹吹打打，祭奠逝者。晁来全的父亲是乐人，他的叔伯堂兄堂弟也是，他老婆的娘家在本县黑池镇，岳父的家族也是干这一行的，他家大儿子晁永娃，与我一般大小，后来子承父业。
　　 南蔡村的鼓乐世家，最有名气的是晁来全和晁根全，两人是堂兄弟，晁来全面目白净，晁根全皮肤较黑，能拉胡琴，能敲板鼓，秦腔传统戏唱段没有不会的，最精彩的要算唢呐独奏，吹奏时站在一张桌子上，同时拿着两个唢呐，吹得青筋凸起面红耳赤，还有“打三元”，也叫“五子凳科”，“五圆鼓”，这些节目都是在出殡时才献给死者和观众的。小时候，村上哪家过白事，只要有这俩兄弟，巷子里像是过节一样的热闹。
　　 小学四年级时，晁永娃就能跟着爸爸“雇事”，乐人把那天的演出活动叫“雇事”，晁永娃能打钗，能唱“老娘不必泪纷纷”，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幻想着哪一天，也能够像他那样有所作为。偏僻的小村庄，难得看戏的机会，村子有哪家葬埋过事，看鼓乐艺人吹吹打打，成了我的乐趣。
　　 1962年秋天的一个星期日下午，下着绵绵细雨，来全叔给儿子永娃教胡琴。鼓乐艺人用的是传统的“工尺谱”，来全叔一边念叨着“工尺谱”，一边做着示范，他的手指一起一落，便是清亮高亢的音乐，我很好奇。休息的时候，我说让我也试试，居然也弄出了一句，来全叔看着我说：“这驴日的，灵醒！”这个下午，我启蒙了。
　　 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至今记忆犹新，好几次，揭不开锅的时候，婶婶把一碗满满的包谷面端到外婆跟前，我看着外婆用衣袖擦拭眼泪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那年春天，生产队照顾了60斤返销粮，粮站离家20多里，外爷扛着布袋，走不了多远就得歇脚，正在我们不知怎么才能回到家时，来全骑着自行车来接应我们。
　　 鼓乐艺人相当辛苦，接事之后便要组合搭班，联络分散居住的同行，路程遥远的地方天不明就得上路，摸着黑回家，一辆破旧自行车，几件演奏工具，伴随着他们风里来雨里去。
　　 在合阳城南大约五公里，有个百里村，百里村有个唱秦腔的名角叫赵兰英，据说她先前在哪个剧团，剧团解散后回到村子，一边劳动一边跟着鼓乐艺人“雇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她在方圆几十里家喻户晓，大凡哪家葬埋人，事主都指名要她，只要有她，那天的葬礼一定很热闹。
　　 最初买了一支竹笛，支支吾吾吹了半年，后来去县城一块五毛钱买了把二胡，文具店里最好的二胡三块三角钱，那年冬天父亲从银川做毡活回来，我又缠着7块钱买了把板胡，这般时候，我的家伙算是齐全了，我觉得自己很富有，不时轮番抚弄着各类乐器。邻居有个拉二胡的，那是把自制的乐器，他懂得《梁秋燕》的曲谱，一段时间他每天晚上教我，他唱一句我用竹笛吹一句，每晚一个曲调，半个月后，他说他把会的全说给了我，我不相信，他笑着说我学的太快了，他确实没有了。最初不识谱，也不会记谱，所学的乐曲全都记在了脑子里。竹笛的音符是固定的，这对于掌握阶梯式的音准是极好的训练，又因为常听鼓乐艺人的演唱，在学习胡琴的最初阶段，具备了较好的乐感基础。
　　 学胡琴还须看得懂乐谱，也没有有关识谱方面的书，只好自己琢磨，我的方法是，依据已经会唱的歌曲，分析领悟各个音符的高低和时值，还有那些辅助性符号在旋律行进中所起的作用，在抄写曲谱过程中，一边写一边念叨，日子久了，虽然说不清明堂，却知道了那些符号是做什么用的。音乐符号都是些抽象的文字，理解起来很不容易，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别人指导，还真没法搞得懂。
　　 读了一年初中，文化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了，无事可做的时候，要么在宿舍里拉乐器，要么练习毛笔字，混乱的年代，我与几件值不了多少钱的胡琴结伴而行，阴郁的日子，它给了我快乐，绝望的时候，它使我看到了希望。
　　 我因胡琴去了部队，到了部队不久又去拉胡琴。在排练舞剧《红色娘子军》时，部队从地方借来了两位小提琴演奏家，一个叫马福海的老师，大约三十来岁，回族。一天下午，我们几个乐队的战友与他聊天，当他说到最初的专业是二胡，还是中央音乐学院毕的业，我高兴极了，我学胡琴已经七八年了，没有一个师傅，我的那点技能是通过观察民间艺人得来的，其次是在练琴时悟道摸索出来的，方法原始而传统，马老师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科班出身人，而且，他出道于中国最高级的音乐学府，他的演奏方法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演奏法，我拉着他的手说：“马老师，给我指导指导！”然后站起来立正，向他行了个军礼，他笑了，在座的领导和战友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