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学习写作比较晚，年轻那会，我总认为写文章、投稿那是文化人的事，整天摸爬滚打的我跟写作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可我压根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也竟会起早贪黑码起字来，有些拙文还被报刊、电台、文学网站录用。虽然至今，我也没能写出一篇与文学沾边的文章，但写作竟成了我退休后修身养性，打发闲时的主要手段。尽管我没啥写作基础，悟性也差，但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我却得到了很多老师热情而无私的帮助，每每想起他们，我的内心就涌动着难以言表的情感。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到政治学院学习，迷迷糊糊地被写作课老师领进了写作的“门槛”。这位老师姓王，西北人，他身材修长，瘦长脸，挺拔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镜片有瓶底般厚的近视眼镜。他虽然不到50岁，但看上去却已是60开外了。他年轻时曾是某步兵连的一位重机枪手，这也是他一生引以为傲的经历。一提起当年当重机枪手时的威武，平时不苟言笑的他，竟有些眉飞色舞。可能穿过军装的人，对军旅生涯都有着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在火热的军营里，展现着青春的风采，这种特有的青春印迹自然会伴随一生。
　　 王老师退伍那年，正逢恢复高考，他以兰州大学第四名的成绩进入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政治学院任教。我入校时，他已经是担任写作课教学的副教授了。
　　 他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并不是讲如何写作，也没有讲写作的重要性，而是给我们开了一张长长的书单，书单上有一百多本中外名著。他说：名著是世界上宝贵的精神财富，读名著不一定能让你学会写作，若连这些书都没看过，你怎么能深刻地理解生活，了解社会呢？阅读这些书是走进大师的内心世界，聆听他们对世界、对人生的解读，这是学习写作和做人的必修课……他讲得情真意切。看着跟小路一样悠长的书单，当时，我着实被吓着了，这些若摞起来有一幢小楼那么高，这么多书哪读得过来啊。
　　 我班的学员入学前都在其他院校学习过，而且都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王老师非常重视学员动笔能力的培养。常常课堂上出题，要求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他随机点名，让学员朗读自己当堂写的文章。在教学当中，他特别注重写作细节的教学，有时一篇文章就让学员写一根手指、一双眼睛、一个微笑……这大概就是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的道理吧。两个月后，他便鼓励学员投稿。一次，他看到我写的一篇作文，下课专门把我留下，说文章结构比较完整，也有些新意，叫我把文字再润色一下，可以选择一家军内杂志投稿。我把稿子修改后投给了《解放军生活》编辑部。这本杂志在部队影响很大，它下发到部队的班。当时，我只报着试试看的心态，压根也没想到会被采用。
　　 一天，放学回宿舍，墙上信件袋里有我一本杂志。我纳闷：我没订过杂志啊？我取过长信封一看，是《解放军生活》杂志社寄来的，我撕开信封，翻开杂志，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我的文章竟然被录用了。捧着散发油墨香味的杂志，用“热血沸腾”或“心潮澎湃”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真的一点也不过份。没几天，这本杂志上就密密麻麻地留下了我的指印。我知道，这篇文章的发表有很多的幸运成分，若是没有王老师的细心，我就把它作为普通作业交了了事。写作课结束后，我只要写出自认为比较好的文章，不管王教授忙不忙，依然请他指教，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看稿，脸上从无不悦之色。
　　 王老师有个大学同学在杂志社担任主编，他还把我的文章推荐给他同学。王老师从教三十多年，我只是他众多学生的普通一员，对我如此，我想对其他同学也是一样的。天底下优秀的老师对自己的学生无一不拥有一颗慈父慈母般的心。
　　
　　 二
　　 为了激发学员的学习热情，学校成立了好几个兴趣小组，经王教授引荐，我加入了学校的写作兴趣小组。写作小组会邀请西安媒体界的一些编辑召开座谈会，也在那时，我认识了陕西省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侯老师。侯老师40来岁，中等身材，留着齐耳的短发，衣着朴素，在她身上丝毫看不出都市知识女性的优越感。有一次，她来学校组稿，我把自己写的一篇题为《家信》的散文交给了她。她粗略看了一下，微笑着对我说：“写得挺好的，稿子我先带回去，若被录用，一周内会通知你的。这是我的名片，我们台还办了张报纸，欢迎你投稿。”说着她递给我一张和她衣着同样“朴实无华”的名片。没几天，我收到了省台的录用通知书。自己的文字，第一次变成了的音符回荡在三秦大地，那声音在我听来，如同天籁一般，陶醉其间，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我是给点阳光便灿烂的主，一篇闲文在省台播出后，我就不知天高地厚了，误以自己“文化”得不轻。到了周末，我兜里揣了篇文章，急匆匆地“奔赴”省广播电台。到了省台门口，我被一个全副武装的武警拦住。任凭我磨破嘴皮，他愣是不放行。那天我穿着配有上尉军衔的军装，而站岗的是个士兵，看着新兵不给我这个老兵一点面子，我心里暗骂道：“新兵蛋子毛病多！”
　　 我虽然在新兵面前吃了“闭门羹”，但转念一想，哨兵就当如此，怨气也就烟消云散了。正当自己无计可施之际，我忽想起自己口袋里还揣着侯编辑的名片，便就近找了部公用电话打了过去。见到我，她既感到意外，也显得特别热情。我跟着她走进了编辑部，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进编辑部。看着一屋子的文化人，内心的惶恐让我有些局促不安。侯编辑给我搬过一张椅子，笑着递给我一盘磁带，“这是你上次写的稿，我给你录下的，你很幸运，你的稿是由路漫老师播的，他可是全国‘十大金话筒’获得者。”说着，她把我介绍了路漫老师。因为紧张，我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我忙从口袋里掏出自己写的闲文递了过去。她认真地看起了我的文章，看完后她对我说：“这稿子适合我台的报纸，你若同意，我给你编辑，这个星期会见报的。”我忙不迭地说好好好。尽管编辑部的老师对我蛮热情，但我想，自己辛辛苦苦写的稿子，好与不好，能不能录用，全凭她的一句话。在一堆文化人面前，我感觉到自己的卑微，一种沉沉甸甸的压抑横亘在自己的心头。交完稿子，我便急匆匆地离开了编辑部。
　　 我在编辑部逗留的那会，下了一阵急雨，我来时干干净净的北大街已落满了树叶，阴湿的冷风嗖嗖地往我怀里钻。时到晚秋，西北的天气已盈满了凉意。早上出门急，我只穿了件单衣。我捏着侯老师送给我的那盘磁带，在编辑部里的窘迫消失得一干二净。呼啸的西北风扑面而来，在我的耳畔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嘈杂声，我在嘈杂声里，我好似隐约地听到了路漫老师正用他那充满磁性的声音播送着我的《家信》，他那动听悦耳的声音驭着萧瑟的秋风，飞向了我那遥远而温暖的故乡……我感觉浑身都洋溢着浓浓的暖意。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到编辑部送稿，侯老师依旧热情地接待了我，听说我曾在男女混编的通信连当过指导员，她问我能否写篇关于女兵的文章。我想，自己带了两年女兵，写她们生活的文章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我不假思索的答应了。文章发表后，那篇被改得“面目全非”。文章虽是以我的名字发表的，可通篇都凝结着侯老师的心血，看了那篇文章，我心里除了羞愧和感动，再没其它了。
　　 我到省电台编辑已熟门熟路了，只要有稿便往省台送，心中再无初到编辑部时的局促不安。候老师待我依旧一如既往的热情，她的眼里没有丝毫的鄙夷和厌恶。
　　 西安是个文化古都，大学林立，人才荟萃，我只是一个胸无点墨的写作初学者，仗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份冲劲，丝毫不顾及她们工作的艰辛。这么多年过去了，回想自己那段时间的投稿经历，我不禁有些愧疚，我觉得当年自己太自私，花两毛买张邮票寄过去不就得了，如果每个作者都像我一样了，这编辑部还不成了菜市场了。两年里，她对我从未有过半句怨言，我想，这或许是文化人的修养吧。
　　 我毕业离开西安时，在火车站我意外遇见侯编辑。列车就要开了，她拉着我的手，非常真诚地对我说：“小马，你有一定的写作基础，有时间好好写，今生一定要写一本属于自己的书。”我知道，这是鼓励的话，不能太当真，但她的真诚如同她送给我磁带一样让我感动。列车启动了，西安马上就成为我人生旅途中一个过往的驿站，我再也得不到王老师和侯编辑的帮助。想着想着，我感到眼眶有些湿热。
　　
　　 三
　　 回到新单位，我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两眼一闭还得提高警惕，早把候编辑对我的鼓励抛到“爪哇国”去了。后来，工作稍微轻松一点，不曾想自己得了一场大病，从治疗到理疗竟花五年多时间。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哪还有心思写文章。细细算了，整整八年，我未写过一篇文章。侯编辑对我鼓励的话虽然偶尔也会想起，但觉得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就像一个孤独的老人看着天边的晚霞，遥想着自己的童年。
　　 一次一个朋友到我家借书，无意中看到了我收藏自己发表文章的剪贴本，他吃惊地看着我，好像不认识我似的。正巧，他们单位搞征文活动，他请我代写一篇。我是一个虚荣心极强的人，被朋友一夸，就分不清天南地北了。没写时，觉得给单位写征文还不是三个指头捏田螺的事。可坐下来写时，才发现压根就不是那回事，多年没动笔，我的大脑就像一部锈蚀的机器。
　　 两天过去了，我绞尽脑汁才写了300来字。这文章究竟怎么写下去，我真的一点头绪也没有。我搔着头皮责怪自己：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我除了买菜从不出门，一门心思地“闭门造车”，没想到该文竟获得地级市系统征文特等奖。真的，听到获奖的消息，我和第一次发表文章时一样开心，我真的有一种重生般的感觉。可静下来一想，我那铆着劲的兴奋就像轮胎被戳了个眼。机关单位上班的，写作能力比我强的人多如牛毛，他们哪有时间为一篇征文一个多月啥事也不做的，如果都和我一样投入，哪还有我的“豆芽菜”。
　　 在我生病疗养的这段时间里，自媒体迅猛的发展，网络文学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对投身网络文学，我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我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初春雪后的上午，充裕的阳光落在海西厚厚的积雪上，微风吹过，雪地上扬起了面粉般的雪末；几只麻雀在雪上叽叽喳喳，蹦蹦跳跳，歌舞着春天的快乐；大人带在小孩在雪地里嬉戏，麻雀无视人们的存在，当人离它们不到一米时，才“吱”的一声飞向湛蓝湛蓝的天空……这美景让我触景生情，我误把海西当作了自己久别的江南故乡。
　　 回到家里，我写了一篇题为《海西的春雪》散文，自觉文采和意境都还可以。过了两天，我又写了一篇题为《三个女人一台戏》的文学评论。我把文章投给了江山文学网。我踌躇满志，总以为会有“一炮两响”的轰动效应。未曾想到，两天过去了，网上一点动静也没有。又苦苦等了三天，终于发现有我的两封飞笺，我迫不急待地点开，竟是两封退稿信，我头脑“嗡”的一下，两篇文章全挨“毙”了，这样的结果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散文的退稿信上说，网站对录用文章的字数是有要求，请内容充实后再投。因没达字数要求稿而被退，这也罢了。第二封退稿信的退稿理由是：观点模糊，逻辑混乱。这是编辑客气的说法，说白了就是通篇胡说八道。我在纸质媒体上发表了不少闲文，咋投稿文学网站竟有这般“礼遇”。我连抽两根烟，重新阅读自己写的文学评论。看着看着，不由地头上沁出密密麻麻的细汗珠。文章中引用的东西全凭记忆，很多都与原著有着很大的出入，文章毫无章法，所得结论漏洞百出，其实，编辑退稿信已经给足我面子了。
　　 我静下心来，反思自己为何把这么粗糙文章就投稿了，一方面是自己写作能力低下，加之好久没有动笔了；另一方面是自己对网络文学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觉得文学网站门槛低，只要文章有点模样就能发表。思想上的毛病找到了后，我写作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像当年给报刊写稿那样，认认真真地写稿，稿写完之后，又反复地修改。病愈后的第一篇小说《回家》投给菊韵社团，小说很快就发表了，没过几天还评上了“精品”。想着两次投稿天壤地别的待遇，我想，有些时候，“态度决定一切”这句话是不无道理的。
　　 小说《回家》发表后，我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几乎每周都有新文推出。我的语文基础差，标点符号运用不规范，别字也很多。有的是自己粗心，有的是习惯所致。粗心的倒还好说，自己认真点自己能纠错，而长期养成的习惯自己是很难纠错的。我投的每篇稿，叶雨社长都给我细心修改，若没有叶雨老师的修改，我的文章是很难被评为精品的。记得小说《烟雨马镇》投给社团时，叶雨腰伤正在康复中，当时她还不能坐，她是站着给我改稿的。一篇小说一万多字，编辑完得花多长时间啊。社团编辑是没有任何的报酬的。他们因编辑文章，常常耽误了自己的创作，为了文章增色，他们还毫不吝啬地把自己的思想和佳句融进作者的文章中。他们无私的奉献是给作者搭建一个良好的创作平台，增强他们写作的自信心，同时，也是为网络文学的繁荣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