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一
　　 这几天何钊正在为一桩失踪案大伤脑筋。本来，一般的失踪案何钊根本不会受理，但这一桩失踪案却实在透着古怪，失踪者一个接着一个，了无踪影，神秘莫测，从而引起了他的兴趣。
　　 失踪者一共有三人。他们是市教育局的人事干部李勇盛，城关镇的副镇长丁本希，市重点中学江州一中的校长朱振华，都是江州教育界的知名人物。更为巧合的是他们失踪前都收到过一份请柬，请柬内容如下：
　　 亲爱的老师：
　　 岁月如梭，往事如云，但你们的教导与培养却永远难忘。今天，我们都已自立于社会，有所建树。为报答你们的恩情，特决定在本月9日晚6时举办一席谢师宴，宴请您与其他几位老师。务请莅临！
　　 （届时我们会派车前来接您。）
　　 您的几名学生
　　
　　 据三人的家属说，9日下午5时左右，邀请人果然派了车来接他们。但他们一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何钊是两天以后才接手这个案子的。在这之前，下面的刑侦人员做了不少工作。他们根据失踪人员家属的叙述，确定了接走三人的是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但那却是一辆被盗的车子，车主在两天前就报了案。车子最后被抛弃在城郊的一个荒僻处。案犯在弃车前对车子作了擦拭清理，没有留下一点印迹。弃车地的附近，有一家废弃的工厂。他们搜遍了废厂的每一个角落，仍然没有寻找到失踪的三人。线索到此为止，侦查工作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看来我们不能局限于寻找失踪者，而应该另辟蹊径，去寻找那个作案人。”何钊说。
　　 “可是，没有一点线索，又怎么去寻找那个作案人呢？”赵忆兰说。
　　 “当然是从失踪的三个人身上入手。你去把他们的档案调来，看看在尘封着的往昔那些日子里，他们三人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是否有共同的仇人。”何钊说。
　　 “好的，我这就去。”赵忆兰说。
　　
　　 二
　　 第二天，赵忆兰就拿来了三人的档案资料。
　　 他们的简历如下：
　　 李勇盛以前是城关镇嘉园小学的校长，后来被调到市教育局任人事干部。丁本希以前是城关镇教育科的科长，后来提升为副镇长。朱振华以前是城关镇民办中学的校长，后来中民办中学被解散，朱振华被调往江州一中，先后任副校长、校长。
　　 “丁本希当年曾是城关镇教育系统的一把手，掌握着全镇几百名教师的命运，而李荣盛、朱振华都是他手下的校长。看来，这线索还得从李荣盛和朱振华二人身上去找。你再去把当年嘉园小学与民办中学的老师名单搞一份来，比对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人既在嘉园小学又在民办中学任过教。”何钊分析说。
　　 “事隔多年，这两份名单恐怕很难找到。”赵忆兰说。
　　 “努力去找找吧！学校的花名册、通讯录，以及工资表什么的都可以。”何钊说。
　　 “好的，我再去找找。”赵忆兰说。
　　 但直到次日下午，赵忆兰才把二份名单放在何钊的桌上，说：“事隔多年，这中间又经历了十年动乱，有许多学校过去的校史、文献，以及人事变动等资料都已经遗失。我费了许多力气，才找到一份嘉园小学当年的工资表。至于民办中学实在是什么资料也没有留下来。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两位当年在民办中学任教过的老师，请他们回忆出了一份老师名单。好在民办中学只办了四五年，先后在那儿任过教的老师也不多，他们的回忆比较全面准确，绝无遗漏。”
　　 “好的。辛苦了！”何钊说着就拿起两份名单审视搜查起来。
　　 “别寻了。我已经查过了：就是这二人，既在嘉园小学教过书，又在民办中学呆过。”赵忆兰指点着名单上的两个名字说，“一个叫程作人，一个叫彭春香。两人原来都是嘉园小学的老师，1963年调入民办中学当工友。”
　　 “什么？把老师调去当工友？他们犯了什么错误吗？”何钊心中陡起疑云，连忙问道。
　　 “好像没有。”赵忆兰说。
　　 “那是为什么？快去查一查，这两个人现在在哪里？”
　　 “我已经查了。那个彭春香现在在城北小学，是该校的模范教师。至于那个程作人，暂时还没有查到。”
　　 “立即去城北小学拜访这位彭春香老师。”何钊说道。
　　
　　 三
　　 彭春香老师年近五十，为人热情，和蔼可亲。谈及往事，她摇头叹息了一声，说：“那一段往事如同噩梦一般，实在不愿意去回忆。”接着，她便向何钊叙述了如下一段往事：
　　 “李荣盛是一个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小人。那一年，在学校评选先进会上，我与程作人提了他的反对意见，使他没有评上先进，他便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第二年，我们嘉园小学被从石源镇划到城关镇，李荣盛便乘机以我们不能胜任教学为由，将我们二人调出嘉园小学。我的教学水平虽不算高，但也在一般人之上。程作人更是一名优秀的青年教师，镇里每次进行质量检查，他所任教班级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他的一次公开教学，曾得到全镇老师的好评。像这样的老师，又怎么能说是不能胜任教学呢？当时城关镇教育科的科长丁本希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竟偏听偏信，把我们二人调去民办中学当工友。“
　　 “你们就没有为自已辩解？”何钊说。
　　 “当然辩解了。我们请他去作一点调查研究，他却说：‘彭老师，别争辩了，有谁会承认自已不能胜任教学？就是我相信你，其他学校的校长也不会接受你。’没有办法，我与程作人只好去民办中学的食堂里当了厨工。”彭老师说。
　　 “你们就不会去另找其他工作？”赵忆兰说。
　　 “你以为那时也像现在这样能自由跳糟、另找工作？不，在那个年代，一切都要由组织决定，你不去，就会失业，根本没有个人选择的余地。”
　　 “那么，后来呢？”
　　 “后来，后来幸亏我是公办教师，只在民办中学干了半年厨工，就设法让市教育局把我调到别的公社去当老师。程作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原本也是公办试用老师，因为没有转正，前一年被转成了民办，就只好继续留在民办中学了。”
　　 “再后来呢？”
　　 “再后来，我在离这里很远的地方，对他的的情况就不太了解了。”彭老师说。
　　 “唔，是这样。”何钊说，心里颇有点失望。
　　 “对了，当年民办中学食堂里撑厨的是一位名叫尚东武的厨师。记得他就住在南门桥头。你们可以去找一找他。”彭老师又说。
　　 尚东武五十多岁，老实厚道。他告诉何钊说：“程作人是一个好后生。那时，民办中学有三百多寄宿生，食堂里却只有我们三个厨工。每天清早四五点钟就要起床，一直要忙活到晚上六七点钟才能休息。程作人却一直无怨无悔辛勤地工作着，从未发出过一句怨言。一年以后，好像是镇教育科的丁本希发了话，学校将他提升为食堂管理员。他接管食堂以后，想方设法改善伙食，降低成本，把食堂办得红红火火，得到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后来呢？”何钊问。
　　 “后来，”尚东武继续说道，“就在这个时候文化革命爆发了。程作人在文革中参加了造反派，与几个年轻老师一起写了校长朱振华的大字报，批判朱振华执行的资产阶级路线。再后来，工宣队进驻学校，解放了朱振华，又让他当上了校革委会主任。朱振华复出以后，立即疯狂地进行报复，把几十个曾经批判过他的教师和学生打成了‘反革命’，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批斗。”
　　 “程作人也在其中吧？”
　　 “当然，程作人是被批斗得最厉害的人之一。有一次，他们轮番对他进行了十多个小时的批斗，直到晚上11点多钟才放他来食堂吃晚饭。还有一次，我看见两个学生押着满脸是血的程作人走进食堂，要他洗干净脸上的血以后，又押着他去批斗。那个朱振华平日满脸笑容的，看上去十分和善，没想到整起人来竟如此狠毒。”
　　 “再后来呢？“
　　 “再后来，因为失去经济来源，民办中学办不下去了，被迫解散。在解散的前夕，朱振华以群众专政小组的名义，分别对他们判处了十年、十五年的‘徒刑’，送往农村去劳动改造。记得程作人好像是被送往了武功山……对！就是武功山。当时学校里的不少老师，还有66届67届的一些毕业生，有一大部分都是去了武功山。”尚东武说。
　　 “后来，你可知程作人去到农村以后的情形吗？”何钊又问。
　　 “那就不清楚了。只是在过了一两年之后，有一次我偶然听到一个消息：程作人死了。”
　　 “什么？程作人死了？他是怎么死的？”
　　 “不知道。总应该是病死的吧？”尚东武回答说。
　　 从尚东武家出来，赵忆兰对何钊说：“老师，我想明天去一趟武功山，弄清楚程作人去农村以后的情形，还有他是怎么死的。”
　　 “还是我去吧。你留在城里，查找一下程作人当年的住处，他家里还有一些什么人。”何钊说。
　　
　　 四
　　 何钊很快就打听到程作人当年下放的地点，是在武功山一个名叫边山村的贫穷小村。
　　 边山村当年的村支部书记告诉何钊说：“当年，我们村是分来了几个学生娃，还有一个年轻教师。那教师就是程作人。因为程作人是戴着‘反革命’的帽子放下来劳动改造的，所以我们把他单独安排在一间破房子里。又因为是‘反革命’，我们又对他进行了几次批斗，并常要他与四类分子一起进行一些义务劳动。
　　 “那一年冬天，公社把全社的四类分子都集中在一起，替他们造屋。他们要这些人每天一清早就赶到工地，直到傍晚才收工放他们回家，这中间还不管饭，要自带午餐。可怜程作人每天一大早就要起来做好两餐饭，吃一餐带一餐，直到傍晚回家，还要摸着黑做晚饭。
　　 “那一天他收工回家，发现灶房里的柴不够烧了。尽管当时天色已晚，他也只好拿了一把柴刀去后山砍柴。谁知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直到第二天，我们才在山里发现他的尸体。估计是过于劳累，力气不支，或是天黑路滑，从山上摔了下来。看地上的血迹，他摔下来后并没有立即死去……可怜的人，他是拼命挣扎着爬了十几丈远，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才死去的呀。”
　　 村支部书记说。
　　 第二天，何钊就返回了城里。
　　 他心情极坏地回到局里，问赵忆兰说：“程作人的家庭情况调查清楚了吗？”
　　 “调查清楚了。”赵忆兰回答说，“当年，程作人家中有母亲、妻子和一个五岁的儿子。程作人死后不久，他的妻子就改嫁了，把五岁的儿子留给了他的母亲。他母亲是一位半拉子裁缝，靠着一架破缝纫机替人改制缝补衣服为生。他儿子读高二那一年，老人不幸去世。他儿子失去了依靠，就中途辍学去了广州。”
　　 “他儿子的名字？”
　　 “程海涛。”
　　 “你认为这个程海涛现在还在广州吗？”何钊问。
　　 “难说。”赵忆兰回答说。
　　 “立即打电话到全市的大小旅馆，查一下他们的旅客中有没有这个人？”何钊说。
　　 “你是说这一绑架案就是他所为？是他返回江州来为父亲复仇，惩罚李荣盛、丁本希、朱振华这三个人？”赵忆兰说。
　　 “就是这样。”何钊回答说。
　　 检查很快就有了结果，有一家名叫如家的小旅馆回电话说：“喂，是公安局吗？你们要找的那个名叫程海涛的人，在我们旅馆住过。”
　　 “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吗？”何钊问。
　　 “就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只不过他已经退房离开了。”
　　 “什么时候退的房？”
　　 “就在一个多小时以前。”对方说。
　　 “好的。谢谢了！”何钊说。
　　 “此人肯定还没有出江州。是不是要派人去火车站与长途汽车站布控拦截？”赵忆兰说。
　　 何钊犹豫了一下，说：“算了吧。我们没有见过此人，也没有他的照片，就是当面碰到也认不出来。”
　　 “那怎么办？”
　　 “等几天吧！估计程海涛还不致于会杀害他们三人，囚禁几天就会放了。”何钊说。
　　 几天之后，何钊果然接到了一封寄自广州的信。信的内容如下：
　　 何钊老师：
　　 您一定查清楚我之所以要绑架囚禁李荣盛、丁本希、朱振华三人的缘由了吧？
　　 他们三人貌似善良，实质阴险歹毒，手段残忍。是他们一步一步地把我的父亲逼上了绝路，害死了我父亲。
　　 感谢您没有出手阻拦我，让我完成了我的惩罚计划。
　　 现在他们已经被囚禁了一个星期，也尝试到了被人迫害囚禁的滋味。如果他们还有一点良知的话，也应该会反躬自省，以后不再害人了吧？
　　 他们就囚禁在武功山边山村，当年我父亲曾经住过的那一间破房子的地窖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