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日，我整洁家中的书柜，从中捡起了三十年前读过的巴金撰写的散文集合订本《随想录》（共5册:《随想录》《病中集》《真话集》《探索集》《无题集》）。那时，我整整“读”了一个星期，并做了读书笔记。今天《随想录》再次吸引了我,“董狐直笔”的风骨又一次震颤了我。“真”是做人做文的精髓，情真才能理切。从随想录第一集慢慢读到最后的无题集，仿佛在听亲人回忆过去的真人真事，感叹世态炎凉，触摸人情冷暖……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巴金。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四川省成都府城北门正通顺街。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著作颇多，长篇小说《家》是作者的代表作。
　　 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洒落着本人的忏悔与自省。巴金1979年8月11日在上海写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过去不懂这句话，今天倒颇欣赏他。我觉得我开始接近死亡，我愿意向读者讲真话。《随想录》其实是我自愿写的真实的“思想汇报”。至于“四害”横行时期被迫写下的那些咒骂自己的“思想汇报”，让它们见鬼去吧。过去我吃够了“人云亦云”的苦头，这要怪我自己不肯多动脑筋思考。虽然收在这里的只是些“随想”，它们却都是自己“想过”之后写出来的，我愿意为它们负责。 
　　 《随想录》真情流露，值得细读，道出了作者晚年的心声，那是巴金留给后人的一份真诚的人生纪录。巴金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名实相符。
　　
　　 二
　　 巴金写《随想录》第一篇的时间是1978年12月1日，1986年《怀念胡风》一文是此书的收官之作。《随想录》第一个单行本（合集5册）是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随想录》第二个版本是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所读到的（在北京东四书店购买到的）是1987年北京三联出版社出版的《随想录》，每册大约是五六万字，后来各种版本都有了。《随想录》是值得重读的，它可以让人说真话，办实事，且可作为修身养性的随身读物，亦可做为人处事的参考书。
　　 司马迁如实直笔的《史记》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受到了熏陶，感受到了魏晋之风骨，扬起中华人文之神威。而宋代以后的史书，特别是清代以降的“正史”，到底有多少“成王败寇”的演义，到底有多少“为尊者讳”，到底掩盖了多少历史真相，篡改了多少历史？欲说还休，欲说还休！所以，“董狐直笔”的风骨，传承了中华千年的人文脉络。丢失了这种风骨，既愧疚先人，又糊弄后人。先人已作古，不知子孙们在装腔作势、装神弄鬼，但是用假历史糊弄后人，后人在颠倒黑白中生活，往往就是世界机遇的丧失，结果是百姓的灾难未已。
　　 庆幸的是我读到了《随想录》等一批还原历史真相的好书。巴金说，一直到今天，我和人们接触、谈话，也看不出多少科学的精神，人们习惯了讲大话、讲空话、讲废话，只要长官点头，一切都没有问题。难道真的就没有问题吗？今天还应当高举社会主义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前进。上一代没有完成的任务下一代一定能够完成。
　　 《随想录》怀友忆人真情实感。对亡妻萧珊的思念，对哥哥李尧林，教育家匡互生，老朋友顾均正等人的怀念，无不以真挚的感情，朴实的语言展示出来。
　　 社会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代价。写作《随想录》的第一篇文章，是巴金看了当时公映的日本电影《望乡》。此片有日本妓女被人蹂躏的历史真相。因为有妓女的镜头，当时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大毒草”，不能公开放映，或者要将有关妓女的镜头剪掉。当时报刊引起争论的还不仅仅是《望乡》，连《安娜·卡列尼娜》电视剧也议论纷纷，说三道四。《水晶鞋》有一张王子和灰姑娘接吻的剧照，有人要求查禁。面对这种局面，巴金感到思想解放不是那么容易，改革开放的步履没那么轻松。《随想录》有感而发，第一篇谈论《望乡》。为什么有妓女的电影就不能放？难道有妓女的电影就会毒害青少年？会让人们都变坏？巴金回顾自己的人生，说他自己年轻时从四川坐船到上海，就住在四马路的一个旅馆，四马路是红灯区，趴在窗口往下面看，全都是妓女走来走去，但是我巴金也没变坏呀。所以他支持《望乡》在国内播放，这不仅是《望乡》播放不播放的问题，这涉及如何看待国内外的文学作品的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应是一句空话，让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首先要打破封闭的禁区，让思想活跃起来。
　　 谈《望乡》文章发表后，巴金一发不可收拾，他发现有那么多的话题要讲，社会上有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所以他决定用《随想录》这个总标题发一组文章。他在《随想录》总序说：“我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发表。这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也不高明。但它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
　　 《望乡》一文写于1978年12月1日，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这是巴金的的态度：支持改革开放，支持思想解放！这是巴金的人生句号：“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写了，做得到做不到也不知道，但“我”要把这些文章留下来；“我”是“无力”的，是一个很衰弱的老人，但“我”要说几句心里话。
　　 巴金如同尊重史实的董狐，要做一个真实历史的见证者，把自己的良心掏出来说话，去撬开“文革”浩劫之后读者封闭的心扉。
　　 董狐是春秋时晋国的史官，“直笔”即秉笔直书，如实记载。“董狐直笔”又简称“董狐笔”，亦省作“董笔”，其典故来自于《左传·宣公二年》。春秋时期，晋灵公凶狠残暴，相国赵盾劝他改变作风。晋灵公竟多次谋杀他，赵盾只好出逃至边境。其族弟赵穿刺杀了晋灵公。太史董狐在史书上写赵盾杀其君。赵盾不服要求改写。董狐说，你身为相国，国君被杀，你不讨贼，你就是主谋，这事我就是死也不会改。司马迁评论：董狐没有错，他是一位好史官，据法直书而不加隐讳。赵盾也没有错，他是一位贤明的大臣，为了法度而蒙受恶语，真是可惜啊!如果赵盾逃跑出了国境，就可以免除弑君之名了。
　　 司马迁《史记》“不虚美、不隐恶”，不畏强权，实事求是的实录，为后代进步史学家所称道。孔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杜甫《写怀》诗“祸首燧人氏，厉阶董狐笔。君看灯烛张，转使飞蛾密。”（笔者注：这是典故反用的诗句）。南宋诗人文天祥的《正气歌》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宋代李吕《贞妇》“谁秉董狐笔，大书播余馨”。
　　 明朝李昌祺《剪灯余话·长安夜行录》：“愿挥董笔祛疑惑，聊为陈人洗愧羞。”近代词人柳亚子《题<太平天国>战史》诗：“成王败寇漫相呼，直笔何人纵董狐。”意思是说，在争夺政权斗争中，成功了的就是合法的，称帝称王；失败了的就是非法的，被称为寇贼。成功者权势在手，山呼万岁；失败者有口难辩，罪该万死。
　　 他们在自己的四周画了一个圈圈，把圈圈外面的一切完全涂掉、一笔抹杀，仿佛全世界就只有他们。“没有错，老子天下第一！”把外来的宾客都看做来朝贡的，拿自己编造的东西当成宝贝塞给别人。他们搞愚民政策，首先就使自己出丑。有的人连《醉打山门》是谁写的都搞不清楚，还好意思向外国人吹嘘自己对司汤达尔“颇有研究”！自己无知还以为别人也同样无知，这的确是可悲的事情。（引自《随想录》第一册）
　　 历史是先人走过的人生轨迹，作为后来者要看清楚，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前因后果是什么，后人该从中得到什么。历史上的言行应如实记录下来，如果稍有差池，就会使人文一脉的延续出现谬延，导致后人的轨迹朝错误的的方向发展。所以说，“董狐笔”是何等的重要！今天我重读《随想录》，为的是不要重踏历史的的荒唐。
　　 十多年来流行过的那一整套，今天看起来，都十分可笑，例如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敲锣打鼓半夜游行等等。这些东西是从哪里一下子跳出来的？我当时实在想不通。但是后来明白了：它们都是从旧货店里给找出来的。五四时期这个旧货店给冲了一下，可是不久就给保护起来了。文革时期，有些人更把它看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打起“左”的大旗，大吹批孔，其实他们道道地地在贩卖旧货。那些人居然混了十年，在国际上混到了个“激进派”的称号，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想起来既可悲又痛心。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专制货色，“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不然怎么在某一个时期我们会一天几次高声“敬祝”“身体永远健康”呢？
　　 《随想录》直面自己人生曾经出现的扭曲，用真实的写作告诫后人：如果有病不治，有疮不上药，连开后门、仗权势等等也给扮得如何“美好”，拿“家丑不可外扬”这句古话当作处世格言，不让人揭自己的疮疤，这样下去，不但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而且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
　　
　　 三
　　 散文集《随想录》有一段话：“我从许多被生活亏待了的人那里学到热爱生活，懂得生命的意义。”《怀念萧珊》一文是为悼念其妻子萧珊而作。
　　 萧珊，一个“被生活亏待了的人”，一个被巴金深深怀念的人。巴金说，“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面有我的泪和血。”“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巴金还说，等到他去世，要把他的骨灰和萧珊的骨灰搀在一起。这篇散文，记述了萧珊在“文革”中因自己而受到牵连，身患绝症得不到及时治疗，最后连诀别的话也没留下一句，就离开人世的悲惨遭遇。
　　 在巴金挨批判斗争的艰难岁月里，巴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萧珊也同样感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以后才退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了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那里只有一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地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萧珊不仅分担了巴金的痛苦，还给了巴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每当巴金遇到困苦的时候，萧珊亲切地对他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相濡以沫给了巴金多大的安慰啊。《怀念萧珊》写出了巴金对妻子的怀念和愧疚。
　　 巴金那颗受过创伤的心也正是我们的创伤。读巴金的文章，除抚摩心灵上的创伤外，更重要的唤起了良知，要像巴金那样“真诚”!讲真话是一个人的良心，更是散文作家的良知。有人说，如果不能说真话，那就尽可能不说假话；在一定的场合不得不说假话，那就尽量不要伤害别人和社会。如果散文不能写出心中的话，那就不如不写！
　　 “十年浩劫”过去了半个世纪了，许多人都把它淡忘了，也不想用往事来干扰今天的生活，但是“幽灵”还在社会游荡，时时进入人们的梦乡。逝者已经无可言说了，活着的人却不能不诉说。巴金用《随想录》的血泪文字，在永远地诉说着，这样的文字值得我重新阅读并写下新的诉说。
　　 《随想录》一面坦诚的剖析自己，一面直言社会弊病。他用真实的写作，填补历史上的精神空白。他在灾难过后勇敢地站出来：“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我就这样给逼着用老人无力的叫喊，用病人间断的叹息，然后用受难者的血泪建立起我的文革博物馆来。”
　　 巴金的“董狐笔”令我钦佩。讲真话难，难就难在阻力大、压力大，甚至于无辜受屈，坎坷磨难。巴老一生中领受过各式的假把式，遭受过种种假的残害，所以他要用真话、真事、真人来向读者表达真实的情感。良心在拷问当代人，今天要讲真话仍然需要极大的勇气。“董狐直笔”按照现在的话说即“实事求是”，中华民族的祖先用“直笔”书写了历史，而《随想录》传承了董狐直笔。
　　
　　 四
　　 巴金生前曾说过这样的话：“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样开始的？人又是怎样变成兽的？我们总应弄出个眉目来吧。”“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文革”虽然早已被彻底否定，但由于对“文革”的基因未能彻底铲除，某些“文革”式思维和行为还在表演着，正在阻碍改革开放继续前行。
　　 巴金在《“文革”博物馆》一文中，思索着“文革”的基因，分析“文革”产生的路径，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重演。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最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20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有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博物馆之所以称为博物馆，是因为它有真实记录并承载、展示过往历史的责任。例如，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博物馆，虽然收藏的都是让国人十分心痛的东西，但不能因为心痛就不敢面对，牢记历史的教训，才能避免重蹈覆辙。2005年10月25日，在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上，画家郁风含着眼泪说：“巴金就是民族的良心，一想到他就不敢去做坏事。巴金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馆，趁着大家对那段历史还没有遗忘，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多搜集相关物品资料。”
　　 著名作家邵燕祥说：“巴金一生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厚的遗产。接近它、清点它、继承它，是思想界、文化界首先要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可以让人们反思历史。我们纪念巴老，最好的方式是实现巴老的意愿，开拓、营造一个让说真话畅通无阻的空间，使说真话成为社会氛围和普遍心态。”
　　 董狐秉笔直书的品格，形成了我国史官高尚史德传统，对于当代人来说，“文革”博物馆可以知道曾经的惨痛教训，可以唤醒记忆和良知，这种直笔记事的博物馆，我称之为“当代董狐笔”。
　　
　　 2022年9月13日、北京延庆淡泊湾书斋
　　 （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