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祖籍在长江北岸、宿松县之东、泊湖之滨的丘陵地区程岭乡，凿山之阳韭菜山脚下。
　　 一九四九年大军渡江时，父亲在宿松中学读初二年级，任学生会主席。按当时中共宿松县委、政府要求，学校组织，率学生宣传队，在长江北岸，沿途为大军渡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搞宣传工作。大军渡江完毕，由新中国宿松县人民政府，介绍参加革命工作，被介绍到县工商财税局任股长。一九五六年，父亲被派往宿松西北深山区陈汉区（沟）组建税务所并任首任所长，为国聚财，在崇山峻岭近三百平方公里的深山区收税。陈汉区（沟）西北与鄂东蕲春交界，西南与黄梅县接壤，东北与安徽太湖县共山脉。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由税务系统调任行政干部，在陈汉区（沟）的北浴公社任一般干部。一九七六年，县政府为了加强对陈汉区（沟）境内的国家大二型钓鱼台水库的管理，环水库新划定一个公社，起名：钓鱼台人民公社。调家父到钓鱼台新建公社，并兼管建新公社的财务。
　　 陈汉区（沟）是宿松的深山区，七十年代初辖七个人民公社，六万九千多人口。只有一个公社有一条砂石公路，通了车，其余六个公社没有公路。上山下乡全部靠两腿步行，生活物资全靠老百姓肩挑背驮，每年在路上，要花费四十四万个劳日工。山区田地少，且贫瘠，经济落后，交通空白，信息闭塞，老百姓生活困难，历来严重缺口粮。计划经济时代，物质匮乏，物资凭票供应。什么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只是饱饱眼福，根本没钱卖，即使有钱者，也很难弄到供应的票证。
　　 新建公社成立之初，上级财政拨款，建公社行政住房，生活用房，公社开群众会的大礼堂。新增一个基层政权单位，肝胆俱全，百无待兴。公社部门单位的落实，七站八所人员的安排，社办企业的兴起，水上运输的安全，沿山公路挖建等等，公社干部们一行，忙得不可开交，恨不得夜以继日。
　　 几年后，兴建任务告一段落，行政管理工作步入正轨。
　　 转眼到了一九八零年，一天，父亲从县里开会回来，并从县供销社领回分配给公社的一张购买自行车的票证，路过家门，吃饭时我问父亲，能不能为家里搞到买辆自行车的票证。弟弟已进中等师范读二年级，兄长手艺人忙手艺，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又年幼。我又去县城进修两年，家里责任田地，靠母亲一人不行，我得星期六、星期日回家搞责任田地，来回坐班车（距县城二十五公里），虽然才一块四角钱的车费，也不划算，每月就要花去五元六角。父亲回答说，有难度，下次去县城再找找在县公司上班的那些同学问问吧。
　　 不到一个月，父亲居然真的搞到了买自行车的票证。一个星期六的上午，父亲进城利用开会的机会，卖好了两辆自行车，一辆是公社的，一辆是家里的。父亲叫我去会议室吃中餐，餐后我们一人骑一辆“永久”牌加重自行车回陈汉。骑车上路后，一路上我心里琢磨着，这两辆车都是公社的，我家应该无钱买，一辆要一百二十多元呀，是父亲三个月的工资。要么是一辆放在父亲名下保管？另一辆留着公社集体公用？一路上心情舒畅，好不惬意。父亲沿途教我骑车省力的技巧，上坡该怎样，下坡又该怎样，平路如何骑等等。
　　 回到家里，父亲路过家门，稍歇后，就骑车去公社里上班去了。从此，这部“永久”牌加重自行车便伴随着我两年的星期天和节假日，从陈汉往返县城，来回奔波，成了我专用的私车了。后来我到哪工作，就带到哪里，也从来没有问及这辆“永久”牌加重自行车到底是公还是私的。
　　 一九八二年，家父调离钓鱼台人民公社，到离家近很多的陈汉区（沟）公所上班，可以偶尔回趟家吃餐饭，立马回去。一九八三年退休，刚退休后不久的一天，吃早饭时，家里来了个不速之客，是钓鱼台人民公社文化站聘请上班的职工张某庆。稍坐闲谈一会后，那小伙子单刀直入，看门见山说，我是来把公社的那辆“永久”牌加重自行车骑回公社里去，公社机关人多，公路又通了，希望老领导配合！我在边上默不作声，听听父亲该如何回答。父亲慢条斯理，不慌不忙的回答说：是哪位领导派你来的？你们搞清楚公社有几辆“永久”牌加重自行车了吗？对方不语。父亲没有大发雷霆，接着说，公社从前到后，只买了一辆“永久”牌加重自行车，一直在副书记廖某凡那里用，因他家是望江县，路远不方便，别人再也没有公社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车。对方似信非信，持疑问道，大家说公社有两辆“永久”牌加重自行车，老领导你这里有一辆。父亲又接着说，公社里只有一张能买“永久”牌加重自行车的票，怎么能买两辆车呢？买一辆车的发票，扎在公社财务账的某科目上，在账里第多少页，账本在刘某亭文柜上隔，你回去叫刘某亭在文柜里找出来，让大家看看，再来找我吧。话说到这个份上，来者不得不无颜地离开。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才知道这车是我自家的，是父亲用近三个月的工资为我买的，没占公家一点便宜。
　　 几天后，这位上门来骑车的张某庆，专门来向父亲道歉，并对父亲恭维一番。父亲也没发火，只是说，搞清楚了就行，免得误会。
　　 父亲一生从事经济工作，说父亲两袖清风，一点都没夸张。常在河边走，从来不湿脚，行得正，坐得稳，勤政清廉。难怪，父亲一路走来，多次运动都没有遇上“爬坡”，诀窍就在于此。这件事对我兄妹们触动很大，影响着我们的整个人生。父亲严于己律，公私分明，一直激励着我们兄妹堂堂正正做人，明明白白做事。为我们树立了楷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弟弟后来成为乡长、党委书记、县司法局局长，一直秉承父亲的不拿公家的一针一线，公而忘私，心系百姓，扶贫济困。在后来的扶贫攻坚战斗中，大弟荣立安徽省二等功。
　　 一辆自行车的故事，已过去四十余年了，父亲也离开了我们很多年，父亲崇高品质，勤政清廉，两袖清风，在人们心中是那样的不可磨灭，久久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