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我和妻子走进那间红砖单面小厦房门口的时候，偌大的院落没有一点声响，甚至连在后屋檐旁柴垛下刨食的几只老母鸡也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惊奇地抬头张望着我。
　　 我随手敲门，连续三下，没有人应答。正准备转身离去，忽然从屋里传来一句“谁呀”的苍老声音。接着，门轻轻地被打开，一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个子低矮、枯瘦如柴、手住拐杖的老婆婆站在了我面前。
　　 只见她仰起头、眯着眼，疑惑地看着我：“你是谁？”
　　 我笑着说了自己的名字。他好像没听清楚，仍看着我大声问：“谁？”
　　 妻子赶紧拽一下我袖口，说：“耳朵背，你大声点。”我正要大声再说一遍，老婆婆却惊喜地笑道：“奥，知道了，你是积会。”
　　 “是我，大妈，我来看看您。”我赶紧大声回答。
　　 “这是你媳妇吧？”她又看着我妻子问。
　　 我同样大声回了一句：“是的。”
　　 这回她听清了，笑眯眯地自个埋怨：“你看大妈这废人，耳朵背了不说，眼睛也瞎了，半天认不出你们。”说着一边让我们屋里坐，一边高兴地又问道：“你们啥时候回来的？”我一看不大的屋子有些昏暗，就没有进屋，只回答了她的问话：“刚回来一会，听说您院子里盖新厦子了，就过来看看。”
　　 “看我娃有心的，还记着大妈这个瞎老婆子。”她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脸上的皱纹如一朵盛开的菊花，非拉我给屋里让。我只好和妻子坐在了靠炕边的一条长凳上，见她又要张罗着倒水，赶忙起身制止，再三说坐一会就走。她才停止了动作，颤巍巍一眼不眨地看着我们，那种爱怜和不知所措的样子，让我差点流出了热泪。我赶紧起身拉她坐在我和妻子中间。他更是不知先和谁说话了，左一句说给我，右一句又说给妻子。
　　 乘她和妻子说话的空档，我把目光移向了屋里的摆设。
　　 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靠墙的一件大立柜和对面靠窗口的长方形两兜桌柜，算是屋里的大件家具。虽然它们的底边一溜朱红色油漆早已脱落，但仍难掩其结实和大气。
　　 这也许就是大妈当年进门时最赢人的结婚家具吧！
　　 果不其然，见我一直盯着那两件旧家具看，大妈笑着站起来说：“你可别笑话大妈，要不是这两件旧柜子，这么好的新房还真没东西可摆呢。”
　　 “一看就是好木料做的，放到新房里很搭配。”我急忙笑着夸赞。
　　 “那是，这是大妈当年进门的好柜子，结实得很。”说着，走过来用手摸了摸柜面，“你摸摸，多光滑。”
　　 我随手抚摸了一下，确实光滑如缎，正要再夸赞一番，大妈却说：“也就这两个柜子能拿出手，别的再没啥了。”
　　 确实再没有值钱的东西了。如果说有，那就是炕上的一床陈旧的被褥和地上几个高低不等的方凳，至于最平常人家的电视机、饮水机、电风扇之类的家用电器就更不用说了，一样没有。虽不说家徒四壁，但也和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部分家庭一样，一穷二白。要不是洁白的墙壁和崭新的门窗所透出的现代气息提醒了我，我还真以为走进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因为厦房后面的三家大瓦房已经破败不堪，刚才还在草垛前刨食的几只老母鸡正慌里慌张地呱呱乱叫。依然还是泥土地面的院落，除了栽有几棵洋槐树外，剩下的就是长满各种各样的星星杂草。这一切的一切，一再扰乱着我的视线，让我不由得产生一种无可辩驳的真实感。
　　
　　 二
　　 不错，对眼前这个年过八十的大妈来说，她的家境的确还停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可谓是至今村子里最贫穷的一户人家。
　　 可从前的大妈家并不是这样。大伯在世的时候，大妈也是村子里少有的精明强干之人，即使最小的儿子有些智障，不能完全独立生活，大妈和大伯也能领着他把地里的庄稼侍弄得长势旺盛，年年丰收。
　　 然而，自从大伯五十岁那年因一场车祸失去了一条胳膊之后，日子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光景就一年不如一年。别人家不是种果树和绿化树苗发家致富，就是孩子媳妇外出打工挣钱翻盖红砖大瓦房，唯独她家仍守着过去的三间泥瓦房艰难度日。尤其是他们的智障儿子，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可下地干活仍需二老带着或催着。为此，大妈的心里十分着急，千方百计想法子托人给儿子找媳妇，没啥条件，只要是女人就行。
　　 可是，当时的农村，人人都在勤劳致富，家家开始旧貌换新颜，又有谁愿意把姑娘嫁给一个智障小伙？无奈之下，大妈又托在外工作或打工的村里人，看有没有比她家更贫穷的山区姑娘嫁给儿子。
　　 很清楚地记得，本世纪初那几年，只要我一回家，大妈就找过来，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在火车站留个神，看有没有从外地扒火车来到车站的外乡女孩，如果有，一定给带回来。那恳切的神情，恨不能让我立马就给她领个儿媳妇回来。
　　 然而，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再说也还得女孩同意。即使我使出浑身解数，托尽所有的同事和朋友，始终未能如愿。每次碰到的，不是满脸乌黑的小男孩，就是衣衫褴褛的中年妇女或沿街乞讨的孱弱老人。
　　 那阵子，我的肩上就像压了一付沉重的担子，每次回家，整个人都不得轻松，不知如何给大妈交代。尽管大妈在一次次的失望中又嘱咐我慢慢来，这不是急的事，可我总觉得她是在把全部希望寄托到了我身上。
　　 我只好再次硬着头皮托人打听，并一有时间，就和同事在火车站附近转悠，甚至跑到铁路边的扳道房或大桥下，看有没有扒火车的盲流姑娘碰到，可每次都是两手空空，连个人影都没碰到。
　　 如此断断续续了几年之后，大妈也就死了心。
　　 也许她也知道要找一个盲流姑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面对自家儿子的这种情况，就更是难上加难。
　　 后来，大妈和大伯年龄大了，地里的农活干不动了，每次去地里，不是大伯事先给儿子交代好，就是大妈拄着拐杖带他到地边，任由他自个去干，干成啥样就是啥样，从没有过高的要求。
　　 再后来，大伯去世，家里就剩下大妈和儿子两人相依为命，虽然里里外外的农活由大妈交待给儿子去做，但只能以种粮为主，一些技术性的经济作物从来不敢尝试。为此，光景更是一年不如一年，以致于年代已久的三间泥坯大瓦房出现了漏雨和裂缝，也无钱修缮，更别说像左邻右舍的人家那样，盖上了时尚气派的红砖大瓦房或二层小洋楼。
　　 这都是命呀！
　　 大妈不止一次的这样哀叹着，尤其是一天不如一天的这几年。
　　
　　 三
　　 在大妈的心里，本想着就这样一天天的生活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结束，至于儿子将来到底咋办，她真的无力回天，只能听天由命了。
　　 可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前的一天，村长忽然找到了家里，说国家正在帮助老百姓脱贫致富，根据扶贫干部的调查摸底，决定由政府出资，给她家盖三间红砖厦子房。
　　 这一好消息，无疑是天上掉了个大馅饼，高兴的大妈嘴都合不拢，除了一个劲地感谢政府、感谢党外，脸上的菊花绽放得更加灿烂。
　　 大妈正在津津有味地告诉我村里帮她盖房的前后经过，忽然一句含糊不清的“来了”两个字传到了我的耳朵。我急忙回头一看，原来是大妈的智障儿子从外面走了进来，笑嘻嘻地看着我。
　　 我急忙掏出一支香烟递过去。他毫不客气，接过后就点着抽了一口。
　　 看到这情景，大妈笑着对我说：“就爱抽烟，也抽不出个啥味。”
　　 “谁说的，这是好烟。”说着，又猛地抽了一口。
　　 看他那扭头列项得高兴劲，我也随之笑出了声，仔细观察着他的样子。
　　 多年不见，确实苍老了许多，也沧桑了许多。猛然间，一种人生如梦、岁月如梭的感觉涌上了我心头。
　　 见我半天不说话，大妈笑着告诉我：“自从村里盖了这新房，大妈的心比以前好受多了，只要政府在，就不会让咱老百姓受苦。”
　　 “这是肯定了，前几年国家帮咱老百姓脱贫，这今年国家帮咱老百姓乡村振兴，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红火，您就放心吧！”我不失时机地讲了两句党的乡村振兴政策。
　　 “那就好，那就好，这样我就不担心你兄弟以后的日子咋过了。”说着，大妈看了看儿子，长长地舒了口气。
　　 离开的时候，我从兜里掏出二百块钱寄给大妈，她死活不要，我说：“也没带啥，这钱您拿上，想吃啥就买啥，也是做侄子的一点心意。”
　　 看得出，大妈的眼睛湿润了，拿钱的手开始微微颤抖。她送我们出了院门，都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一直盯着我们看，直到我们走到另一条街的拐弯处，才发现她恋恋不舍地转身回屋。
　　 妻子笑着说：“给自己吝啬的一分钱都不肯花，对别人却这么大方。”
　　 “这怎么能一样呢？你看大妈那可怜的样子，谁看了谁不动恻隐之心。况且，大妈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这份情永远也忘不了！”
　　 “反正每次回来，你都要救济一些老弱病残的人。”
　　 “这咋能是救济，最多也就是一点心意。”我刚一说完，怕她又要数落，赶紧接着说：“再说了，每次你都是赞同的。”
　　 “我没说你做得不对呀！”妻子笑着打断我：“我只是说说罢了，你就跟我急。”
　　 “我就说嘛，我老婆不是那小气人。”我赶忙陪笑，顺手挽住了她的胳膊，高高兴兴地向家里走去。
　　 是啊，对我和妻子来说，因工作的原因，一年回不了几趟家，乡情就成了我们心灵深处最重要的感情寄托。尤其是近几年，当儿时的玩伴一个个变老，年轻时的老人一个个去世，这种感情就愈加浓厚。每次回家，总要走进邻里的家门，和行动不便的老人说说话，给卧床不起的病人宽宽心。虽然表达的心意微不足道，但却拉近了与他们的距离，让本就纯真的乡情如陈年老酒，愈久弥香。
　　
　　 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