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春节，我都要回到故乡小住几天，看望老爹，给爷爷、奶奶和娘扫墓。那个阳光明媚的春日的下午，在扫墓回村的山路上，一个挑着一担畚箕的壮汉向我迎面走来；等他走近，我看清他头发稀疏，脸额上皱纹纵横交错，如同一枚硬梆梆的野核桃。他是勇来，太显老，差点没认出来。我叫了他一声，他停住脚步，盯住我楞怔片刻，嘴巴一裂，满脸的皱纹立刻生动起来，野核桃秒变成一朵山菊花，瞳孔里则闪烁着兴奋的光泽：“原来是阿饼回来了，咱是一起玩泥巴长大的，怎么的也得到我家去，好好喝盅酒。”
　　 “你这不是正要下地干活嘛，下次吧。”
　　 “给桔林施肥，明天再施就是；下次见面就不知道是啥时候了，不行。”他说着，来了个１８０度转身。担子两头的畚箕，以他为圆心，也各旋了一个半圆弧。我这才注意到，他的畚箕里装的是拌了尿液的草木灰。四五十年前，化肥昂贵，人们常用拌了粪尿的草木灰给庄稼施肥；现在，几乎没人撒草木灰了。
　　 “你把肥料挑来了，再挑回去，多费事啊，还是下次吧。”
　　 “不碍事，不碍事，跟我走。”他说着，迈开大步回走。
　　 我也有意跟他说说早年的事，就跟着走，边走边问：“你爹的身体还硬朗吧？”
　　 他的肩膀颤抖了一下，答道：“早死掉了。”
　　 我心头一惊，差点被脚下的石头绊倒。再问：“那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他站住，缓缓地转回身来。瞳孔已经黯淡无光，脸颊上密布着由皱纹卷起的小疙瘩，这是内心惊慌失措的表现。他赔着笑说：“对不起呀阿饼，我还有一垄桔子林没有撒草木灰，农时不好耽搁，要先干活了；明年你回乡的时候，我再请你去我家喝酒，行吗？”
　　 他为什么要说假话？为什么突然变卦？我爹说他神经不正常，经常讲胡话，看来是真的。我侧退到路边：“没关系，你忙去吧。”
　　 他擦过我身边，逃也似地离去了。因为走得急，些许草木灰洒落在路上。
　　
　　 我的思绪回到了四十二年前。
　　 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我和勇来都在大队小学上四年级。有一天，班主任通知停课，全校师生集中到操场上开斗地主大会。操场一侧搭建起临时主席台，各班级在操场上集合坐定后，校长走到主席台中间大喝一声：“把狗地主押上来！”话音刚落，一个胸前挂一块大牌子、赤着脚的糟老头子，被两个五年级同学反绑着双手，摁着脑袋，押上了主席台。同学们都认识，他是勇来的爷爷。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勇来的爹也被押了上来，挨着勇来的爷爷站定。爹娘是地主，子女必然是地主，是那个年代特有的逻辑；所以，勇来的爹也是地主，也要拉来陪斗。按照这个逻辑，勇来是地主崽子呢。
　　 校长又宣布：“大会进行下一项，请同学们踊跃上台揭发批判。”台下观众你推我、我推你，吵吵嚷嚷，然后瞪大眼睛转动脖子四下搜寻。这里除了五个老师（包括校长）是成人外，其他的都是七、八岁至十二、三岁的小学生，哪个小学生有能力上台发言？就算有人上台，除了知道人家的成分是地主之外，其它的一概不知，揭发点什么？批判点什么？就算掌握了可批斗的罪行，人家可是勇来的爷爷和亲爹，谁又能抹得开面批斗呢？校长补充一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同学们不要害怕。”校长的话音落下不久，一个同学果真从观众席中站了起来，向主席台走去。我定睛一看，眼珠子差点掉出眼眶：竟然是勇来。
　　 无论怎样，地主崽子斗地主，孙子斗爷爷，儿子斗老子，肯定是一出好戏。我和在场的师生一样，由惊愕、不解、担心转变为好奇、镇静、期待，并热烈地鼓起掌来。
　　 勇来走到主席台中间，手指点着爷爷，开门见山，将爷爷在旧社会的剥削罪行一桩桩、一件件地列数了出来。那时，刘文彩是家喻户晓的恶霸地主典型，老师在课堂上讲过刘文彩剥削的故事，他照搬照套，把刘文彩的罪行栽在了爷爷的头上。在两个同学的看押下，他爷爷弯着腰低着头，默默地承受着来自孙子的批斗。
　　 斗完了爷爷斗亲爹。爹在旧社会充其量是个跟我们差不多大的孩子，说爹怎么怎么剥削压迫贫下中农，显然不妥。不过，这也难不倒他，只见他面朝天空回忆了一下，就有了主意。他说他爹偷集体地里的南瓜，还偷生产队晒谷场上的稻草。他爹朝他干咳了两下。校长冲到他爹身后，照着他爹的屁股狠踢一脚：“给我放老实点。”他爹向前一个趔趄，差点栽下主席台，就钩回头瞪了校长一眼。校长给勇来使了个眼色，让他领喊口号。他挥起小拳头就喊，竟将校长给他设计好的口号喊成了“打倒我爹”。由于这个口号无法跟呼，台下观众发出一片哄笑声。校长代替他举起拳头领呼口号：“打倒狗地主ＸＸＸ！”全场观众都止住了笑，都站了起来，都举起拳头跟呼：“打倒狗地主ＸＸＸ！”校长继续领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全场观众齐声跟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爹再也不敢干咳了，再也不敢拿眼睛瞪人了。校长示意他继续批斗，然后走到原位置坐下。他又将他爹偷鸡的事揭发了出来。
　　 他的揭发批斗终于结束了，校长称赞他为“革命小闯将”，全场观众送给他热烈的掌声。还有几个同学在掌声停歇之后又发出了尖叫，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表达他们的崇拜之心。
　　 此前，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社会上，除我之外，没有人跟他玩。我因为外公是地主，所以能跟他玩到一块去。现在，他一跃成为革命小闯将，受到了全校师生的追捧，这让我羡慕得要死。
　　 但是，他没有料到，革命小闯将的光环只荣耀了几天时间，而家庭出身不会因为他的大义灭亲壮举而改变，光环暗淡之后，他仍然是地主崽子。在他家里，他爹多次关起门来打骂他。有一次，他实在忍受不住，哭着跑到学校找班主任告状，班主任把他带到校长面前，校长看了看他胳膊上的乌青肿块，对在场的其他人说：“大家都过来看看，地主对待地主崽子尚且如此凶狠毒辣，可见贫下中农在旧社会过得是什么日子！”引来几个同学趴在办公室窗台上和堵在门口围观，有个同学模仿他在批斗会上的样子喊“打倒我爹”，围观的同学个个笑得前仰后合，连校长和班主任也被逗笑了。此后，“打倒我爹”成了他的外号，在课间玩耍的时候，在放学路上，在采猪草的田野，在砍柴禾的山间，几个顽皮的同学看见他，必定当面喊一声“打倒我爹”，而每喊一声，必定引发在场人的一片哄笑。本学期结束，他失学了。那个年代，地主家庭的孩子，上学只能上到初中；可是，他才四年级，小学还没有毕业呢；可能是家长不让他上学；可能是校长劝他退学；也可能是他自己忍受不了侮辱，不肯上学；总之，他失学了。以前，再怎么受歧视，还有爷爷的疼爱，还有爹娘的呵护，还有我这个玩伴；现在，全世界都抛弃了他。
　　
　　 我十八岁离开家乡参军，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勇来的面，但每次回乡探亲，几乎都能听到关于他的传闻，所以，他的大致情况还是了解的：爷爷去世三十多年了，临终时发话，不要他披麻戴孝。娘也去世五年了，去世前拉着他的手，眼光里满含着幽怨。爹还健在，八十多岁；父子同居一个屋檐下，同在一口锅里吃饭，就是说话少。他没有老婆，没有子女，是个老光棍。他有一姐一弟，都住在本村，来往也不多。他没有像其他村民那样出门打工或者经商，一辈子呆在村子里种着几垅簿地，因而成了贫困户。
　　 想到这，我突然明白了：他力邀我去他家作客，说明他是多么想和我说一说心里的苦闷，吐一吐这么多年来的委屈呀；他说假话，并且突然变卦，说明他还在提防人家冷不防叫出一声“打倒我爹”来，提防人家提起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呀。唉，童年时代的戏耍，对他的身心所造成的伤害，旁人是无法体会到的。和他谈谈小时候一起抓鱼捉虾的事，能解开他的心结吗？不管结果怎样，我决意要去他家走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