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众所周知，我养了一条小黑狗。
　　 其实，我喜欢它，并不在于它的毛发黑得很彻底，乌黑一团，在室外的阳光中，卷状的毛发被秋风吹得舒展开来，像一簇摇曳的花朵，闪烁出跳跃的光泽。更多地在于，它的聪颖和机灵。
　　 只要我处于它的视线之内，或者嗅觉之内，那么，我就成了它密切注视的对象，甚至比食物还要重要。在我给它喂食的时候，它会一边吃，一边不停地回头看我。倘若我转身回到客厅，它就会丢下食物跟着我跑进客厅，当发现我并没有抛下它的意思后，才扭身跑到卫生间里，继续吃食。
　　 平素，我把它放在卫生间里，对于它来说，卫生间足够宽大，最里面是洗浴间，中间是它的卧室和床榻，至于梳妆台下面的缝隙，也是它的好去处。当我因为它的某个错误而发怒，冲它发火的时候，它就飞快地跑回卫生间，瞬间钻进梳妆台下，像只老鼠一样灵敏。然后，从缝隙之间窥视我，总是不小心露出下颌有一绺白须的小嘴巴。
　　 让我疑惑的是，虽然关在卫生间里，它依然密切关注我的一举一动，仿佛一个藏匿在暗处的特务。如果需要外出，我会换衣服。从卫生间到卧室中间还隔着客厅，无论我怎样小心翼翼，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它总是有所反应，马上发出鸟雀一般细微的“吱吱”的叫声。仿佛在提醒我，你别动啥心眼，我盯着你呢。或许，也表示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别忘了，还有我呢。弄得我哭笑不得。因为每次带它出去散步，我总要先给它戴上牵引绳，牵引绳连接在它身上的一件橙色的小马甲上。所以，只要下楼去，大凡都要牵着它，否则，它会扒着卫生间的门扇，焦急地叫着，好像我这一离开，就是终生的告别。
　　 开始，我只以为这是它特别依恋人类，把我视为唯一的亲人。固然有这种因素，但随着时间渐久，我才意识到，还有另一层原因。它已然谙熟我的生活规律、行为特点，我的一切活动都印在它的意识里，成为一种心理惯性，一种趋向暗示。它的推理应该是，我穿衣服，就意味着要外出，也意味着它马上可以穿上那件橙色小马甲。而且，我穿衣服的声音越小，越隐秘，就意味着兀自出门的可能性越大。对于它来说，这可能是个很严肃的问题，甚至关涉到生离死别。所以，我始终处于它的密切监视之下，一切常规行为它都能够准确解读，便风平浪静，便没有什么反响；一切非常规行为，它就反应激烈，就浪花四溅。
　　 我把它的这种表现，视为我们之间的一种默契，一种灵犀相通。我喜欢它这样，喜欢被一双黑色的眸子关注，喜欢它能理解我的一举一动，心底涌起一股仿佛被一个美丽而缄默的女人读懂的愉悦和幸福。我始终认为，被另一个生命理解，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
　　 于是，我们没有任何违和感地生活在一起，和谐而默契。
　　
　　 二
　　 欧洲文坛曾发生过一个有趣的事件。
　　 十八世纪中叶，在英格兰出现一本《钟表匠对<项狄传>作者的抗议》的小册子。抗议者是一个普通的钟表匠，他说，由于一本小说的流行，导致了“正派女士敢提及给钟表上弦一类的话，就会遭到家人的白眼和嘲笑”。于是，钟表生意日渐萧杀，店铺门可罗雀，店主苦不堪言，“盛行多年的钟表，被高贵的主妇命令摘下来，当做下流物品处理掉了。”
　　 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为什么一部小说竟能够让一个盛行多年的手工艺行业衰退。
　　 一七六〇年，十八世纪著名作家劳伦斯·斯特恩的小说《绅士特里斯坦·项狄的生平和见解》一书公开出版，立刻引起轰动。当然，引起轰动的并不仅仅在于小说毫无理性逻辑的情节，毫无章法的语言和形式，放在当下，即使比起肇端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在怪诞出奇上也毫不逊色。而更在于，斯特恩在小说中开头部分的描写。小说主人公项狄年过半百的父亲，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天都要给家里的座钟上弦，之后，当晚也毫无例外地“例行公事”。久而久之，项狄的母亲就形成了非理性（习惯性）的联想，很自然地认为，上弦与房事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内在联系，而且，她的意识和身体也适应了这种有规律的生活暗示。有一次，父亲公务繁忙，没有“例行公事”，母亲就忽然问：“亲爱的，你没忘了给钟表上弦吧？”父亲大吃一惊后，及时弥补了自己的疏忽。于是，就在这个美妙的时刻，项狄被怀上了。
　　 文学，就是这么饶有趣味。我们不能不佩服斯特恩对生活细腻而生动的描写。时至今日，斯恩特则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和后现代小说的开山鼻祖。然而，他却没那么幸运，作为当时的牧师，斯特恩笔下如此露骨，甚至有些猥亵，让当时的文人学士以及读者为之震惊，也引起羞于言性的女性的强烈抵制。于是，也就有了人们对于钟表的某种厌恶感，把它视为一种羞耻的性暗示。也难怪，那位普通的钟表匠奋笔疾书，公开提出抗议了。
　　 其实，在人们把斯恩特当作一个流氓文人谴责的同时，此书风靡欧洲，一向严肃的哲学家康德居然也喜欢这本书。那时二十三岁的少妇玛利亚·雅各比在给康德写信的时候，就打着暗语说：“亲爱的朋友，我不揣冒昧地给您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写信，……恳请您能于明日午后到我这里来，我的表将上满弦，请原谅我提起这句话……”
　　 由此看来，默契，是一种很美妙的东西，对于生命界而言，尤其如此。它能溶化岩石般的孤独感，让一切都美好、愉悦，世界温馨，阳光灿烂。而且不仅如此，它还会让生命之间变得情趣盎然，别致。就在于它的表现形式，是暗示和会意。
　　 由是观之，项狄的诞生，似乎是个偶然，也似乎是个必然。换而言之，他诞生于一个隐喻。
　　
　　 三
　　 文学的美妙之处，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语言的隐喻性。有时，我们也加以拓展，常用象征意义来表述这种隐喻。
　　 隐喻是一种比喻，用一种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去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解构、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
　　 “爷爷年纪大了，一场重病加快了他的衰老。也是在一个秋天，望着窗外最后一片梧桐叶，雅正不想它飘落，也模仿那个著名故事里的画家，画一片叶子贴在梧桐树的枝干上。然而一场秋雨，一袭秋风终究吹落了树叶。”
　　 这是我前几日读到的一篇小说习作中的一段描述。很显然，在小说这个语境中，那片飘落树叶，隐喻爷爷的故去。秋天的树叶，就是病重的爷爷。爷爷和树叶之间存在一种比喻关系，彼此在生命情状上具有极高的相似度，都面临着危险，而且注定要消失。但小说没有提及爷爷离世，因为没有必要了，已然交代了喻体的下落，本体的结局可想而知。
　　 十九世纪末，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提出：“上帝已死。”也是一种隐喻，表达宗教信仰体系的崩坍，人类应该重新思考和建构自我评估价值体系。这个隐喻的成立，在于上帝与宗教信仰体系的关联性与相似性。
　　 可见，相似度与关联性，是隐喻最重要的要素。
　　 隐喻，本质上就是一种比喻。只是，它比一般直接性的比喻（明喻）的视角更为深刻，也更为宽阔。文学隐喻在形式上大凡表现为一段话，甚至一篇文章、一部长篇小说。更多时候，延展环绕形成一种文学意象，乃至于文学意境。犹如潜行于文字之下的一股气脉、气韵，氤氲其间，贯穿始终，让文学灵动而恢弘。
　　 隐喻恰切、形象、含蓄，文字就生动，就美妙，表现出优雅的审美境界；反之，直白表述，铺陈渲染，貌似真实，其实丑陋、粗俗，流露出猥琐低级的阴暗心理。
　　
　　 四
　　 回到斯恩特的《项狄传》，还是觉得有话要说。
　　 项狄的母亲，把丈夫给钟表上弦的动作，与做爱联系起来，在心理和身体上建立起一种感应模式，由彼到此，彼就是此，高度的相似性、联系性构成了一个隐喻，上弦就成为了做爱的具体指代。按说，这是一个巧妙的文学隐喻，具有浓郁的文学美感，居然在那个时代造成那样大的负面影响，似乎还是时代的因素起到重要的作用。不过，即使如此，也要比当下一些文学对于性爱粗陋而浅显地描写要美妙得多。
　　 近年来，有些作家似乎以言性为荣，俨然以敢于冲破禁忌的文学勇士自居，动辄大篇幅地对某些情节进行细腻的描述，令读者在错愕之余，也有困惑。读过《哈姆雷特》的人，都知道其中对奥菲利亚的形貌两处描写的台词，一处出于哈姆雷特对于奥菲利亚的挚爱，一处出于另一男人的性角度，其云泥之间，美丑毕现。
　　 我们已经走出了因谈性而尴尬的时代，所以，用文学去揭示性爱的本质和内涵，彰显一种生命之美，自然成为文学题中应有之义。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率性而直白地描述性爱情形，带给读者的是人类柔与力之美，生命力跃动之美。但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文学的民族性。性爱，是人类的共同属性，但表述的方式和程度则是民族的。我们不能回避时代和民族的背景去追逐非民族性的东西。对于性描写的开放尺度，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有着不同道德考量。尤其中华民族，更是讲究回避与含蓄。所以，要符合这个大的语境，给读者带来巧妙而含蓄的美感。当下文学，似乎需要的并不是敢不敢写的魄力，而是如何写的问题，是能否把美的一面展现给读者的文学创作初衷，还有运用民族语言巧妙委婉，意指含蓄表述的文学能力。
　　 至于我的小黑狗，把我穿衣的动作与它穿小马甲，以及外出散步的情境联系起来，形成一套它的逻辑系统，进行联想式的推理，进而做出它的反应。从文学角度说，也类似于一个比喻，两个相似情境的暗合。小黑狗注定不懂得文学或者隐喻，虽然它与一个喜欢文学的人朝夕相处。对它来说，这似乎仅仅是生物学一个原理，就是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但是，我还是觉得它的聪颖很有意义。至少，让我的思想在文学这片天空翱翔了一圈，现在可以降落了。
　　 哦，我该穿衣，出去散步了。
　　 “吱吱”声又响了起来。
　　
　　 （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