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哪儿，记忆就该回到哪儿去。
　　 ——题记
　　
　　 一
　　 老家有句古话，叫做“关起楼门子就是一家人”，这句话的意思不难理解，在此不必再做解释。倒是“楼门子”，我得先说说。
　　 只有四合院才有这样的“楼门子”。我们川北地区的从前，老一代的人对“族”与“房”是有一番讲究的。族，是指本性中沾亲带故的人；而“房”，则是族的子嗣，祖先所生的长子叫大房、次子叫二房，其他依此类推。当时，在我们整个王氏家族中，全部也只有四个房份的记录。
　　 四合院便是在这时应运而生的。它里面住着的，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家人们。
　　 我们家那处唯一的老屋，就“潜伏”于四合院内，它座落在一片连绵起伏的青山下。作为我们那一带独特的建筑，即便它可以勉强归位于四合院，却又没其它四合院的规模与雄奇——它像两套“两杆枪”的房舍的简单拼凑而已。
　　 我们兄妹五人，都出生在那徒有虚名的四合院里，并在它的怀抱中度过了大部分童年时光。直至一九七八年，那处保留了祖先气味的老宅，因为我们修的新房需要大量的木料和瓦片，又没有其他地方可解这燃眉之急，不得已才被迫拆掉。我们那贫穷不见底的生产队，也因此减少了一处“四合院”的古建筑。
　　 一两公里之外所建新房的木料，多数是从老房子上撤去的——不是因为它有多大的利用价值，而是纯粹没有，不得不用到它。我们住在老屋的时候，一眼望去那些用在屋顶上的横梁，以及柱头，怎么看也能派上用场的。可当把它们都拆下了，木工师傅才遗憾地摇头说，这哪儿还能用嘛，年代太远了，很多木料都已经朽烂了。在父母的一再要求下，本该淘汰的木材，又得老当益壮再出征。不过，像柱头这种关键处所使用的木料，我们决定用它时，就得在它身体上打上好几处“补丁”，以强壮它的筋骨。
　　 拆房前，我看到爱讲究的母亲在灶前烧了纸，点了香，还摆了供品。她说的前面那些念念有词的话，我一句也没听清，但后面快要结束的话，我还是听到了几句。她说，王家的列祖列宗们，我们要搬家了。我知道你们一直住在这儿的，住得太久了，舍不得离开。但房子太破旧啦，我们不搬不行，你们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搬到新房去住……
　　
　　 二
　　 只有具备了“一颗印”与“四水倒堂”的条件，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四合院”。显然，我们那寒酸的四合院是不具备的。
　　 所谓“一颗印”“四水倒堂”的意思是，远看它的外形结构，方方正正得像古时候一枚印章的形状；房子四个角上的雨水，都能端端正正地倒入院坝中间来。
　　 我们生产队像这样的古建筑有很多，而且规模都宏大、雄伟，有的屋梁上有雕花和飞鸟走兽的图案，有的四合院还有三进三出的躺梯与三进三出的楼门子。连石头上都刻有富贵呈详的系列图片……最主要的是，它们的屋顶盖的都是青瓦——只是年代久远的缘故，青瓦已经变化了“黑”瓦。
　　 我们住的四合院，与村里那些“发财人家”住的相比，唯一相通的就是都用泥巴做的土墙——要不是有这仅有的一点“联系”，真就算与它们隔绝了。
　　 我们那徒有虚名的四合院，我相信它是所有四合院里“级别”最小的那一种。三口之家的王会昌爷爷、形单影只的王元昌爷爷，以及八口之家的我们，要不是这三家人同属一个先祖，不然怎么可能会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呢？相比之下，前面的两户人家血统更纯正些，是一个父母所生的两个儿子。他们的关系却没因此走近，相反随时争吵不断，闹到最后竟互不往来，见面如见仇人。只有我们这一家与他们两家都还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但也没能令他们的距离拉得更近些。
　　 我们五兄妹的成长轨迹，显然与三家人都密不可分。听父母说，我出生的时候，干了一下午活的母亲，晚上说生就要生了，但一点准备都没有。王会昌爷爷的老伴二婆婆像鼻子很灵似的嗅到了一种不寻常，便主动走了过来。她的动作娴熟与优雅，给了奶奶很大鼓舞……生二妹的时候，正是雨季，母亲难产，磨缠了两天两夜，二婆婆随时就守在床前，让父亲冒雨也要把野螃蟹找回来，熬了水为她催生。还交她克服恐惧心理的办法、以及生娃的时候所要使的巧劲，让急得没办法的奶奶心里踏实了许多。
　　 我们兄妹的先后出生，让本来就不能再添丁的家庭更显捉襟见肘，大人们天天双眉紧锁，总担心会在彻底断炊的那一天，将我们送出去由外人哺养。会昌二爷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老兵，每月还有不多的补贴可领。刚生下的我，正赶上到处闹粮荒，物资极度匮乏，白糖也成了紧俏货。我没有奶吃，只能靠加糖的米浆充饥，他四处求人托关系帮着搞白糖，没有钱就自己垫付。他说只要能救命，哪怕到处去“求婶婶告奶奶”都行。
　　
　　 三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倘若没有人来帮助你，真不知道还能走多远。生为院子中间的人，很难说不去帮或者不被人帮。
　　 他们两家都是些大人，只有我们家才有娃娃一大群，相比之下也算是我们家最为贫穷。只要院子里哪家来了客人，或者有油烟子飘出来了，鼻子总会痒痒的难受，心里就会生出些念想来。
　　 元昌爷爷似乎最心知肚明我的想法，每顿都是他一个人煮的饭最先熟。饭熟了，他就会用自己的碗先端一碗饭来给我吃。那时，小妹们有的还没出生，有的还小，他端过来的饭多数时候是“不入流”的稀饭。奶奶说他不会煮饭，稀饭煮得清汤寡水，但我还是吃得津津有味。旁边双眼圆睁的小妹专注地望着我，不时发出也想吃的信号，喂给她吃的时候，脸却“愁得像腊月二十四一样”——是的，我也觉得那味道怪怪的——稀饭里还要加进其他一些怪怪的东西。但我吃着它，却在一岁一岁地成长，要不是因为有它，不知当时我的肚子会饿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一点也不嫌弃它，每次元昌爷爷的饭一端来，都能给我的身体带来力量。
　　 生为院子里的人，总闹别扭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尤其在我们兄妹都受到了他们两家恩泽最多的情况下，父母奶奶他们出面了，想以最大的诚意去“说和”他们两家。他们表面似乎应允了，但还看不出效果。记得有年春节，父母想让三家人在一起过个有史以来的团圆年，就让奶奶出面去联系他们。奶奶回来说，没想到出奇的顺利。大家商量的结果是，每家各出四道自己的拿手菜。考虑到元昌爷爷无儿无女还无老婆，要么参与就行了，要么顶多随便做个菜尝尝也行。
　　 没想到年午饭那天，他居然不甘落人后，专门去镇上买了牛肉与鸭子，不服气地说，我虽然只一个人，但也是一家人嘛……尽管他的菜味道不怎么的，牛鸭肉的品种却填补了席上的空缺。
　　 我还记得那天的大致情形。在酒过三巡之后，元昌爷爷第一次抬起酒杯走向他的弟弟会昌爷爷，平时只认死理的他，居然在那天中午向他弟弟全家道歉，都是自己不好，才让两家不和睦……说罢，惩罚了自己满满一杯酒。他的哥哥这才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四
　　 多少年已经过去了，我的脑海里仍然装着一张我们那个四合院的位置图。从外观上看，他们那两家住的是瓦房，只有我们家的房顶披的是麦草——在多年前日子勉强好过时，父母亲吃力地只把前面的草房换成了瓦房，却在盼望着再换掉后面的草房时，老也无法如愿。
　　 元昌爷爷的房间在东南一侧的角上，他那唯一的一间房子里，既住着人，也养着猪；既烧火做饭，也搭床睡觉。多功能的房间里，味道那才叫一个“饱和”啊！
　　 “堂屋”成了我们与会昌爷爷两家之间的共有财产。但都只在可用的时候利用一下，平时的大部分时间里，它都处于休息状态。两个“转角”，也都成了我们两家人的灶房，像“私园子”“环房”，我们两家都有。所不同的是，他们有“正房”而没“对厅”，我们有“对厅”而没“正房”。
　　 会昌爷爷家人少，房子基本保留了祖先留下来的原貌。而我们则不同了，大小八人住一起，不对房子进行改动，是住不下去的。碍于要花钱的缘故，我们也只将“转角”改动了一下——隔了一些位置出来，屋顶上拉个铁丝、弄个杆儿挂腊肉，下面搭个小床住人。再就是，在两间搭床的歇房上面，隔出一半的位置来架设了竹楼——这样一间房子就可作两间使用了。
　　 四合院唯一的楼门子，是由两扇古老的实木门构成，它被夹在“牛圈”与“对厅”的中间。牛圈的顶上支了些木杆，木杆上堆着谷草和苞谷壳，是牛越冬时的“干粮”。“对厅”是我与奶奶睡的地方。一个老掉牙的木架子床上，虽有补了很多疤的蚊帐，长年累月地挂着，但黑灯瞎火的房间里，蚊子早就在蚊帐里把好了位置。我每晚睡觉前，都会借助煤油灯的昏暗灯光，从蚊帐里往外撵蚊子，但那些家伙们动作一个比一个异常灵敏，一次一次地都骗过了我，半夜里总会对熟睡的我和奶奶发起攻击。架子床隔着约莫一米远的位置，有个老古董的木柜子——本来它是用来装谷子，或者苞谷，或者麦子的，但它多数时候都是空空如也。我和奶奶睡觉脱下的衣服就搭在了那上面。在它的旁边，则临时放着个起夜用的木制的尿桶子。严寒冬日，我常常能听到奶奶摸黑起夜的声响——她动作很慢，都是吃下去的那酸菜稀饭惹的祸。
　　 楼门子的外面，一条长长的堡坎造就了一条朝左右进出的路。堡垒下面的自留地与集体耕种的粮田，呈梯田状向东边延伸。多少时候，天边那轮高悬的红日，照射到楼门子里那九路长长石板的院坝上，把那里下过雨的水晒干，把院坝里晒着的粮食晒干，也把从陈水田或是堰塘里洗回的、带着泥腥味的衣服晒干……
　　 楼门子里面的石板院坝，只要一有屋檐水淌下来，立即就会积存在石板铺成的院坝里。水洞子就在靠我们住的这边，父母每次都安排我们借那储存在院坝里的雨水，用铁扫帚清洗院坝——干净的石板上，日后好晒分回家的粮食。
　　 有了大妹、二妹的时候，有晚我把二妹背在背上，借着天上的月亮，我就和大妹在院坝里数着脚下的石板。我说大姐二姐三姐四姐时，恰好被母亲听到了，“还有三姐四姐，你不嫌多？”
　　 后来，“三姐四姐”真的出生了，母亲说我嘴里有毒，一说一个准！
　　 ……
　　 我记忆里的这些印记，在多变的世事面前，仍历久弥新。如果还想去做些细细回忆，是仍能有一些东西被倒出来的。比如：
　　 我们房背后的麦草的来源。在麦收时节，用镰架抖落全部麦粒后，抽取长短不一的杂草后，把可盖房子用的麦草，用稻草捆起来，高高架在街沿上面，待房子漏雨了，再盖到房背上去。
　　 等我们五兄妹都到“齐”了时，大的小的凑在一起，就开展些活动，如跳绳、跳拜拜、踢毽子、抓子……
　　 猪饿得不行了，在圈里狂叫。见没人理它，就翻圈逃跑，我们就在院坝里一起围猎它。被追急了，它就横冲直撞地什么也不怕，我们被吓得哭出了声。
　　 有年冬天，父母外出了。细雨濛濛中天色眼看就要暗下来了，而我们分在地头的泥巴红苕，却还稳稳当当地摆在那儿。情急之下竟使出了大人们用过的“招数”，允诺给队里一个力气大的笨小伙、煮一碗稀米汤饭吃，条件是要帮着把分给我们的红苕背回来——他竟然为了一碗白米汤饭，把自己累瘫在那儿了——这事想来就有点好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