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我养我的地，与如今的立足地，在同一座城市，但不在同一个区。生养我的地，在温州永嘉北部山区一个叫前山的行政村，全村不到五百人口，说起来是个小村庄了，但再小它也是一个社会，它有贫穷富贵，有尊荣，有成功与失败，有得意和失落。
　　 如今，我立足地在鹿城区，一个温州市的行政、文化、政治中心区。两地之间，原来交通不便的时候，一趟来回差不多要五个小时，十多年前通了高速公路后，两地来回的时间足足缩短了一半还多。但是，即使算不上遥远，从我在城市立下足后，就很少回到故乡去了，尤其在父母亲离世后，去故乡的次数更是少之又少。然而，故乡又是不分大小的，哪怕只有他一人，只要这个地方创造了他的生命，那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人的根之所在。
　　 有几次我跟妻子说，我想回老家去看看，妻子针锋相对地跟我说：“这里（指鹿城）不是你的家吗？”她的思维是都在同一个城市了，不应该有那么多的思乡情绪。妻子是城里人，她不懂我，为此，也会常常莫名其妙地生出了一些吵架的话题，这我不怪她，毕竟农村与城里还是有文化差异的。
　　 作为一个出身为农民的我，对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土地，有着一种宗教般神圣的感情。虽然三十年来，我也会偶然因各种原因回到故乡，但都是匆匆地来，又匆匆地走。即使是在我父母过世时，也只是象征性地回来，料理一下丧事，从没有对自己的故乡做过深度的了解，更不要说住下来细细地观察体会这个生养了我的小村庄。
　　 壬寅年，是母亲离世后的第八个年头，也是父亲离世后的第三年，更是我把老家旧房子翻建装修全新后的第一年，趁着春节假期，我决定独自回一次老家，想对这个略显孤寂的故乡做个全面而深刻的了解。
　　 想起家乡，就会想到一个人，他是我的堂叔，他叫周星。堂叔今年已经快六十岁了。他是村里最先富起来的一个人，改革开放初期，他带着自己的几个兄弟，外出闯码头，在湖北宜昌一带接工程当包工头，赚了不少钱。在我上小学期间还是穿解放鞋的时候，他的几个弟弟都已经穿上了运动鞋，一款牛筋底，前后两头往上翻起，外形像一只两头尖的小船儿的鞋子，因为看过电影《少林寺》里的和尚穿着类似的鞋子，所以我和同学们都管这款鞋叫“少林鞋”。
　　 堂叔周星赚了钱后，没忘为家乡做贡献，村里修路或其他公益项目，他总是第一个捐钱的人，村里许多事情村干部都先找他商量，俨然一个乡贤的身份。他在湖北包工程期间，每年都会回家乡一趟，差不多都在快年终的时候回来，那个时候他回老家都会买一些糖果和香烟回来分，给大人的是香烟，给小孩的都是糖，所以很多孩子都盼望周星从湖北回来，大家都等着分糖。有时候盼望他回来比盼望自己的父母亲回来还要强烈。说起来，我吃的第一颗糖还是他分给我的。
　　 最近几年，他既搞国外投资，又替亲人朋友做担保，结果把自己陷了进去。几十年赚下来的资本像打了水漂，还身背重债。搞得他整个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家唏嘘不已，此一时彼一时，纷纷感叹世事难料。
　　
　　 一
　　 正月初一那天，我一个人开车回到自己的老家，在屋前的停车场里找了一个勉强可停车的位置，下了车。扫了一眼车场里的车子，有路虎，也有奔驰和宝马，还有新型的新能源汽车。这几年外出的人都赚了钱，纷纷开上了豪车，生活条件也日新月异，尽管表面上大家都很富有，但也不乏有人打肿脸充胖子，这是后来我的一位常年在老家的姑姑说的，她说大家都爱面子，如果不装一下自己，会被其他人看不起，会难挤进圈子里。这或许就是农村的一种真实写照，攀比之风盛行。
　　 我的房子是前几年翻建的五层楼，四个兄弟共有。这幢房子完全按时下流行的风格设计建造。三年前，父亲还在世的时候，看着别人家的房子都翻新重建后，心里也希望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新房子，但父亲知道，我四个兄弟都在城市里买了房，平时几乎没时间回老家，房子即使重建，父亲心里也很清楚，是没人住的。所以，我几个兄弟平时在与父亲嘘寒问暖通电话的时候，父亲总是有意无意地会打着擦边球，将他自己的这个愿望表达出来。
　　 我在四个兄弟中排行第二，整个大家庭里的七七八八的事基本由我拿主意，父亲认为我最可靠，最稳重。在翻不翻建旧房子这件事上，父亲希望我能带头做个决定。我心里其实也很清楚，两个孩子出生在城市里，成长在城市。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人是会逐步往外走的，往回走基本也就代表了退步。农村里的房子盖得再漂亮，再时尚，她们也不可能回到农村来住。所以说，从“房子是拿来住的”这一用途方面讲，旧房翻建是没有一点用的。但是从感情上讲，翻建旧房又是必要的。
　　 一方面村里的人大多数的旧房都翻建成新房，家家户户装上了抽水马桶，总说自己混得还不错，那就在村里人面前不能显得太寒酸，全村如果只剩自己一家是旧房子，那会有一种被人看不起的感觉。另一方面，父亲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盼望将旧房子推倒，也能像其他邻居那样盖起新房子来。我认为需要满足父亲的这个愿望，毕竟父亲的一生是苦命的，如果在他晚年的时候，能让他住进新房子里，他将会是多么的高兴。综合分析之后，我决定旧房翻建，我跟其他三个兄弟通过气后，翻建的事立即被提上日程。父亲在我做出决定后，邻居们反映说：“我的爸爸一段时间里走路都带着风。”
　　 父亲找来风水先生，选出了一个黄道吉日，就破土动工了，很快房子就建了起来。
　　 让我和兄弟们遗憾的是，房子建好后，在即将进入装修阶段时，父亲在一次意外中不幸去世。建房过程中，八十岁的父亲全程跟踪管理，心心念念的建房大事即将落成时，他却突然离世。这是我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
　　 我望着错落有致的玻璃门窗，外墙面统一用石头漆喷涂的一座气派的五层楼房，想着父亲始终还是没能住上新房，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没有直接进屋，而是先去了父母亲的坟头，对着冰冷的墓碑，向在世界另一头的父母亲拜了拜后，沿着小时候的田埂路向自家的农田走去。
　　 田已经不成其田了，原来凭借那捧泥土养活自己一家七口人的农田，如今长满了茅草，整片田已经看不出田岸了，用脚踩田土，硬邦邦的，硌脚。走在其间需要双手小心地向两边掰开一人高的茅草，只有田角头那棵新栽的电灯柱，柱根处的那小块松软的泥土，仿佛还在诉说着当年一家人在田间劳作的繁忙景象。临近的一块方方正正，位置极其优越，为村主任所有的一丘半亩地的农田，已经被改用作养鸡场，四周围起了网状大棚，一面国旗在上空随风招展，棚内鸡鸭鹅们嘎嘎地叫个没停。
　　 小时候，我们的鸡鸭养在家里，鸡屎鸭屎走到哪拉到哪，习惯了大家也都感觉不到脏，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人们的卫生意识变强了，大家建议把鸡鸭集中一个地方养，所以就在这丘田四周围起了围栏，把所有的鸡鸭都迁徙过来了，这也算是“老田新用”，放着荒了也可惜，不如用做鸡场，只是这样平时喂鸡麻烦了点，但整个村庄干净了许多。
　　
　　 二
　　 小时候经常看到村里的人，为了一点田头角尾争个不休，可以理解，毕竟人多地少，能占有一点土地，就能多种一茬庄稼。如今不一样了，很少有人种田了，再争那一抔泥土，就没有实际意义。但是依然还有人争来争去，尽管挣来的东西都是没用的，可还是有人认为争赢了就是成功了。
　　 下面的一件事，在我看来也是没有必要争的，但是很多时候，大家计较的是一种心情，如果心被顾及了，事情就不成其为事情。我从田里回来的时候，经过屋前的那条石头码起来的台阶路时，发现路中间被搭起了“架子板”。“架子板”上方是我父亲的第四个弟弟，也就是我四叔家的道坦，看样子是要浇筑混凝土了。四叔家的道坦原来比我家的窄，这次他想把自家的道坦扩建，参照我家道坦的外沿拉直，做成与我家一样宽的道坦。
　　 四叔与我父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就有多年的过节，直到我母亲那年病重，即将离开这个人世了，四叔依然没有一点同情之心，在一次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把我父亲骂了个底朝天，生生把躺在床上不能起来的我的母亲气得发抖，这是左右邻居全部看到的事实。
　　 多年后的今天，四叔要把道坦拓宽的心思可以理解，我也可以不计较他拓宽道坦势必要侵占了屋前的公用道路。虽然这条道路是我入屋前的必经道路，但是只要四叔在这样做之前先跟我，或者我的其他任何一个弟弟通个气，我们都会前嫌尽弃，同意四叔的侵占公共道路，拓宽屋前道坦的行为。但是四叔他没有，他无视我们的存在，在他的意识里，侵占道路，拓宽道坦是村干部同意的，理所当然地要让他做，这让我有一种被蔑视的感觉，久居城市的我，一种小农意识立即涌现，我找到了我的发小，时任村支书的周文。
　　 “什么情况，兄弟，怎么把路占了？这条路你们都可以不走，但可是我的必经之道啊！”
　　 辈分上周文要叫我叔叔。但我习惯喊同龄人为“兄弟”。虽然带着点江湖气，但显得亲近。
　　 周文支支吾吾的，似有难言之隐，他迟疑了一会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把我拉到一边，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
　　 原来村民周华，他家的老屋已经要塌掉无法再住了，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决定旧房重建，由于旧房所在位置离车站比较远，建房时人工搬运材料费用很大，他想先从车站到老屋之间造一条可供车辆通行的路，这样建房时就可以用车直接将钢筋水泥拉到现场。整个预算下来，造路的费用比材料搬运费用还低，而且路造好后是永久性的，日后出入也方便很多。虽然造路的事村里不管，造路资金得由周华及其他几个要同时建房的邻居自行负责，但是综合考虑后还是先造路再建房合算。
　　 只是造路涉及一个茅坑问题，需要将车站旁边的茅坑拆除，才能将路造通。而茅坑恰恰属于我四叔所有，虽然四叔家也刚刚建成新房子，房内做了抽水马桶，车站边上的那个已经矗立了几十年的露天茅坑，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但是这个茅坑是他三十年前拿两百元钱向另一位已故村民置换了一小块地建起来的，他认为是他自己的地盘。
　　 近几年国家推行厕所革命，大力改善村容村貌，村干部找过他很多次，希望他同意将这个严重影响环境的露天茅坑拆除。可四叔却是滴水不进，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协调的机会。这次周华要牵头造路，四叔故意抬高要价，想以此阻止拆除这座茅坑的目的，于是就向周华提出要三十万元的天价补偿金，否则动都不能动。周华私下与四叔多次协商，终因四叔要价太高，条件太苛刻而未果。周华一怒之下，于某天开来了推土机，准备先开挖茅坑旁边的路，心想待把路挖断后，把这个茅坑孤立开后，看你还坚持这样漫天要价不。不曾想四叔那天是完全豁出去了，他和我四婶人肉拦路，死死地站在推土机前，任凭村民百般劝导都坚决不让，无奈周华的计划落空，推土机悻悻而回。
　　 说起来，四叔和周华还是堂兄弟，是同一个爷爷的，支持造路本身是件修行做德的事，面对我四叔这番决绝，毫无亲情可言的态度，周华心灰意冷，建房的事已迫在眉睫，路要尽快造起来。但拆除茅坑的事丝毫没有进展，他心急火燎地搬出了家族上属于重量级的两个人物，一个是我四婶娘家的至亲，曾经当过村支书。另一个是周华的表哥，当过官。两个大人物都认为造路的事要支持，答应出面做了多次的思想工作，终于四叔让步了。
　　 周华很高兴，事情终于还是有了转机，于是他选了一个好日子，将各方人员召集到一起，包括村支书周文，及其他几个退二线的村干部。于某一个夜晚，把这件事敲定了下来。
　　 事情协商的大致结果是：我四叔同意拆除露天茅坑，周华负责在车站边角靠路面的位置砌一个面积相等的小屋供四叔存放农具。另外，同意四叔将自家的道坦，参照我家的道坦宽度拉直。至于在车站建小屋涉及需要将原来供村民通行的路基挖掉，以及四叔家道坦拉直，需要将前文说到的另一条我回家必经的路占掉一半的问题，周华他们没有知会其他利害关系人，也就是说，这一系列的“研究决定”都没有任何人与我通过气。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这个结果各方还以协议的形式签了字。”周文说着，将协议递给了我。
　　 我接过周文递过来的协议，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协议内容共五条：第一条内容是我四叔无条件（实际是有条件）拆除露天茅坑；第二条内容是在车站上建小屋作为给我四叔拆除茅坑的补偿；第三条内容指出了建造小屋与其他人有关联的，需要我四叔自己负责协调；第五条是压尾，说协议的份数，分别由谁持有。其中第四条比较有意思，内容就是关于同意我四叔将自家道坦加宽拉直，协议书原件上被涂掉一行字，涂掉部位按上了一个指印。我仔细辨认被涂掉的有四个字，内容是“路道不变”。协议最后具上了相关人员的签名，除了周华和我四叔的签名外，另外一栏标注在场人的签名分别有周华的哥哥周星，村支书周文，以及上文提到另外帮忙出面协调的两个亲戚，还有已经退二线的前任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