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华夏中国具有七千余年的农耕文明，培育谷粟稻菽解决了温饱，养活了芸芸众生，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牛可是人类最忠实的伙伴与朋友。中国先民很早就开始驯养牛、马等牲畜，进行耕田、拉车，或骑乘，或运输。
　　 有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说明了人与牛的渊源。起先牛原是天上掌管仓库的神官，有天酒后去仓库巡查，没想到酒劲上来步履不稳，不小心把一筐草籽踢翻。微小的草籽纷纷扬扬撒落人间，结果使田里遍生荒草，草越长越高，越来越多，与庄稼争水、争肥、争阳光，致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饿死了很多百姓。
　　 玉帝知道后，非常震怒，就把神官贬下天界，宣布永不再用。在凡间，罚神官变做黄牛，只许吃草，并受人类的役使，帮助其种田耕地，以拯赎他犯下的罪过。
　　 这个神官本就任性和力大无穷，变成牛后禀性难易，仍有很大的蛮力和脾气。开始它并不服人类驱使，动不动就发牛脾气，有时还冲撞伤人。太上老君慈悲为怀，便凑请玉帝，打下一个铁环，变化后走下凡来，教人类把铁环穿在牛鼻子上，栓绳约束攻其弱点，自此把蛮牛制服。
　　 几千年来它只得听从农人指挥，任劳任怨地为人类服务，但人类也不会亏待它，每天弄草加料的饲养，闲时还为它梳毛、驱虫、医疾治病，一来二去，人类和牛成了好朋友。
　　 在中国农耕文明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人们精心饲养牛，而牛为人们耕田拉车，回报饲养，这种互惠共存关系，延续继承下来，一直到今天。
　　 记得上世纪实行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建制时的年代，中国还比较落后，祖国各地的广大农村，大体遵循着祖先留传下来的农耕文明，春种秋收，夏管冬养，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依靠牛等牲畜结合人力劳动。
　　 在农业使用的畜力当中，只有祖国东北和西北等少数地区，由于地广人稀，依托辽阔的大草原，条件上得天独厚，可饲养大量的马等，因而周边地区就主要以马匹进行农业生产。马性子烈，比牛速度快，力量更是大过驴子，只是对料草比较挑剔，不像牛和驴，以农作物的秸秆即可健康养活。剩余的中国大部分地区，由于缺少饲草及历史原因，所用的牲畜主要是牛。特别是中原黄土大地上，那时的生产小队，个个养有十头八头的大黄牛，为种田耕作的主力。顺便也饲养几头毛驴或骡子，以方便拉车、拉磨、拉碾子、拉“洋水车”。
　　 这十几头黄牛与驴子，是生产队最重要的财产，也是社员们的命根子。那时期，全国农业机械化程度相当低下，牛马等在农业生产中是十分重要的生产力，若没有牛马，很难想象土地该怎么耕种？该怎么收获运输？更谈何增产？谈何大丰收？也谈不上支援社会主义的大建设。
　　 基于这些牲口的重要，上级政府部门特别重视，牲口的繁殖与饲养，写进政策和法律。为此县里设有繁育种畜场，公社领导定期组织检查，进行成绩评比，表彰优秀的饲养员。如果有恶意虐待或偷杀牲口的现象发生，当事人轻者被惩罚，重者受到逮捕法办。
　　 牲口作为农民的有力帮手，受到保护和重视，当然无可非议。因此中原地区那时的各个生产队，都劈有一个大院子，在院子中搭一排草棚，建几间土屋，里面安装围栏牛槽，派专人精心饲养。这排房舍，被村里社员们通称之为“牛屋”。
　　
　　 二．
　　 记忆中，家乡的牛屋及院子，集中了生产队所有的集体资产。东面一侧，几间像样一点的房子，是作为仓库和生产队的队部，仓库里存放着全队人预留的种子和重要物资，一些犁、耙、架子车等大型农具，散放于队部门前，每天晚饭后，生产队会计会在队部统计当日的工分，年终所有的社员，要以工分值决定家庭收支，决定余、缺粮。但经历年核算，工分值越来越不值钱，社员的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善，一个“穷”字始终压在人们心中，挥之不去。
　　 院子南面靠院墙建有一溜草棚，天热时把牛和驴养在里面，天冷时再把这些宝贝请进牛屋中饲养，空闲下来的棚子，正好被用来临时储存牛、驴过冬的饲草。所谓饲草，只不过是一些农作物秸秆，麦草、玉米秸秆加一些干枯发黑的地瓜秧子之类，被加工铡碎、掺和。整整一冬一春，牛驴们就是靠这样的饲草维持生命，维持来年全体社员们的希望。
　　 作为正房的牛屋，是五大间的通房，中间开门。那时的生产队，一般养有八、九、十多头牛和几个毛驴，饲养员安排两个，多为本队人信得过的老者。牛屋正对门的北墙下，搭一面大柴草炕，上面铺上干净的麦草，和衣躺在上面，感觉顺滑也很是暖和。铺前有一个上锁的大长木箱子，里面是饲养牲口所需的精饲料。饲养员每天喂养牲口时，先把饲草精挑细选，捡出粗硬的根和茎，然后筛去土杂，再打开箱子加一勺精料，共同倒进牛槽里，泼上一大马勺温水，用拌草棍搅拌均匀，隔三差五的还要加一些粗盐，为的是牛驴健康和有力气。
　　 时间一久，牛驴们摸清了饲养员的规律，时间一到，即撞栏顶槽，弄得一片咣咣当当的声响，显得饥不可待。吃时，又却翻拱挑剔寻食沉在槽底的盐和精料，弄得饲草溢出，招来饲养员大声斥骂。
　　 看着老牛和驴无奈又贪婪的吃相，听着它们的咀嚼声，饲养员闲下来会坐在箱子上抽袋烟，精饲料箱子平时既是坐凳也权当是桌子。箱子中的精饲料，大多是黄豆、玉米、高粱等实实在在的粮食。尽管社员们家家艰苦，每年秋后还要挤出一些口粮，留下一些豆类、高粱或玉米。牛驴也是社队的一员，有权享受自己出力耕作的成果。只是每天只能少许添加，保证细水长流。
　　 隔一段时间，饲养员会去仓库中定量领出原粮饲料，然后在牛屋门后的大锅中炒熟，再上磨房磨得半碎，然后装进大木箱子里。每次炒黄豆饲料时，会散发出一股奇香，半条街都能闻到，特别吸引我们这帮整天啃地瓜吃窝头的苦孩子。有时候聚集牛屋门口，眼巴巴地望着饲养员大爷忙活，或是献殷勤抱柴烧火，为的是过后得到一把炒黄豆的奖赏。
　　 牛屋的床铺，当然是饲养员睡觉的地方，两个年长的饲养员，尽管离家很近，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必须轮流在牛屋中值宿。毛驴需要夜间加草，每到夜半，它们会亮起刺耳的歌喉，声震房瓦，响彻夜空，引得邻近生产队牛屋中的毛驴也跟随唱和，甚至带来一阵鸡鸣及犬吠。一时间混合成一片大合唱，此起彼伏，打破了乡村夜晚的宁静，也显示出农村特有的生活气息。怀孕的母牛也需要照顾，这些生产队的宝贝，是全队人最重要的家底，必须不能出现半点差错，不然既对不起父老乡亲，上级部门也要追究责任。
　　 这个大床铺，还有另外一种作用。农村人比较诚实和善良，遇有天黑没赶上旅店的路人，或外出偷偷耍手艺（当时政府不允许私自经营）的匠人，或以说书唱戏、算命谋生的残疾盲人，或队里谁家远亲来访，均可安排在牛屋住宿，睡在大草铺上，免得露宿街头，既暖和又不收任何费用。牛屋是那个年代农村免费的旅店，也是一个时代和农村人诚善的产物，方便别人也是方便自己。
　　 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在当时人的口粮都十分紧张的年代，饲养牲口的饲草也只能将就对付，精饲料实在不多，饲养员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哪怕再兢兢业业，但饲养的牲口，个个身瘦毛长，看似不那么强壮。每每耕地、拉耙时，只能两三个一组，甚至套上四个，每走一个来回，还必须在地头歇息一会，若累死、累病了老黄牛，可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甚至上升的阶级路线，驾驭人可不敢承担这么重大的政治责任。
　　
　　 三．
　　 牛屋在冬天里，可是个热闹的场所，冬天里昼短夜长，农事相对清闲。那时的农村，大剧团不来光顾，小剧团不允许自由窜演，公社的电影放映队，月余俩月轮不到一次，农村里的文化生活比较枯燥。所以晚饭后，男人们大多集中到牛屋中闲聊。
　　 半大小子们在外面玩冷了，也会到牛屋中去暖和，那时的牛屋里挤满了人，有老者自带马扎坐着的，有中年人随意找个地方靠着的，也有年轻人歪在铺上半躺，或兴致勃勃地打扑克的，很多人抽着劣质烟草，满屋子烟味、杂味、牛粪味，乌烟瘴气。满屋子闲话声，咳嗽声，对某个毫不关己的问题争吵声，加上牲口的咀嚼、喘息声，混响一片，杂乱无章。有时人或牲口碰动槽栏，吱吱嘎嘎作响，间或牲口抬头大叫、引得附近人大声呵斥……此起彼伏。这些说不上是热闹，但满有生活气息。生活吗，本来就方方面面，农村人习惯成自然，久久而久之即演变成喜欢。
　　 农村生产队的牛屋，无论条件、环境还是卫生，以今天的标准看来，绝对难以恭维，也许城里自命清高的雅士们不屑一顾，可农民们喜欢，晚饭后闲来牛屋聚会，直到冰轮西坠，讲一些新闻、老闻，说一些趣事、奇事，传一些消息、故事，聊一些家长里短。无形中生活有了滋味，岁月显得充实。一盏煤油灯高挂墙上，显得昏暗恍惚，但它却坚持着时间和光明。几头老牛静卧在角落里，慢条斯理的反刍，像在咀嚼岁月与生活。
　　 那时的牛屋，如现在的市场，随意来去，无比自由，只是“买卖”的是故事及常理。也如农村地方的百科全书，外来人也许读不懂，但乡邻们清楚，很多传统与传承，就融合在言传身教中，一些少年从中启蒙了民风、民俗和民情的开智，更了解到本地的历史、地理，人情典故，也学到一些为人处世理念及和睦共处的道理。
　　 文明的传承总是潜移默化，乡村人文化不多，但知礼守俗，来的都是父老乡亲或本族叔伯兄弟及爷孙，正是这样聚会闲聊，很多好的理念、道德，得以流传与发展，且无需担心糟粕和败俗。
　　 牛屋最热闹之时，莫过于村里来了游乡谋生的失明艺人。过去“天花”疾病横行，医学科技也不怎么发达，农村更是缺医少药，每次疫情爆发后，总会留下很多麻子和盲人，这是天花病特有的治愈后遗症，会给人带来终生的痛苦。
　　 麻子脸对生活相对影响不算大，而双眼失明的盲人生活就无比困难，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拜师学艺，吃尽千辛万苦，学成后流浪四乡，一把胡弦吃千家饭，住百家屋，以说书、唱戏、算命等方式谋生糊口。
　　 在黄土大地上，历代的传承与发展，盲人的说唱形成了一门草根艺术，正像东北的“二人转”，过去虽少登大雅之堂，但很多剧目百姓们喜闻乐见，当今已有不少出版成光碟，列为中国的“非遗”。其中一些名人，如故乡地的盲人郭永章，曾经上过河南台的“梨园春”。人虽老，唱腔风采依旧。
　　 村里每每来了说书唱戏的，往往就在牛屋门口设“台”，其实戏台特别简单，一把长登，最多再加张破桌子，好戏就可开台，一把坠胡拉响优美的开场曲，踏动脚梆子，发出催人的节凑，不多时，牛屋的屋里屋外挤满了村民，室内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男人，妇女与孩子，则自带小登坐在院子里。若是夏天更有人铺张苇席，很多人席地而坐。无论是说书还是唱戏，观众们个个聚精会神，无不被艺人的故事所打动。农民们要求的并不一定是十分高雅的艺术，只要故事情节热闹，所蕴含的理念和道德，符合乡情民俗，注定大受欢迎。
　　 这些为生存而流浪的盲人，也着实不简单、他们有着不可思议的坚毅与记忆力，也许因为小时失明，更激发了超强的记忆力，哪怕不识文断字有文化，完全凭师承靠死记硬背，记忆下一部部大书或长戏，像其他民族的奇人一样，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以记忆复咏民族史诗，只不过这种艺术，偏重于文学及故事。
　　 小时候多次听过民间盲人的说唱，很多评书及戏曲，好多传统的剧目和故事，至今记忆犹新。也正是因为他们是盲人，无力参加生产，虽然所说唱的是传统剧目，与当时的形势不大合拍，但农村偏远，老百姓不计较。况且大多反映的民族历史及气节，哪怕神话故事，也劝人向善，歌颂光明与大义，干部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干涉，不支持，也不参与。
　　 有时我在想，若论场景、乐队、道具、演员及唱腔，这种民间艺术完全与大戏团不是一个层次，但农民们为什么喜欢，甚至男女老少们都听得入了迷，一再要求加长时间，每次都说唱到深夜。
　　 是的，往深处想想，这种艺术来自民间，扎根本土，用当下时髦的话讲：是“接地气”，鲁迅先生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的确如此。
　　 一所牛屋，浓缩了一段历史，一段历史反映的总是过往，是一地一时的民风、民俗和民情。今天随着手机、电视等文化生活的丰富，及外出打工、经商的生活忙碌，村民渐渐各自为政，很少再见到一堆人闲聊聚会，过去嘈杂却融融的牛屋聚会气氛，一去不返，牛屋已经消失，逐渐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中。
　　 又一年回故乡祭祖，见牛屋原址经过改造，包括院子建成了一个小广场，再无法看到当年的牛屋。几颗泡桐树形成的华盖，遮下片片阴凉，树荫下几处长椅，面对着入时的健身器材，三两个孩子在器材上玩耍，玩玩这个很快再换那个。寥寥几位老者，坐在牛屋遗址种出的树荫下，手里的播放器依然唱响牛屋前的老曲，听者似睡非睡，似乎在坚持着最后的一点往日遗风。
　　 我并非斥新怀旧，毕竟时代要变，社会必须发展，而且越变越好，农村越来越富，农民的文化生活越来越趋向高雅，只是有些怀念过去的牛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