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屈指算来离开母校薛固中学，已有整整五十四个年头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回忆起母校当年的往事，依然让我心潮澎湃，刻骨铭心，久久难以忘怀。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老家就住在距离薛固中学六七里远的南谷米寺村。祖祖辈辈两眼摸黑目不识丁，吃透了不识字没文化的苦头。我出生在建国后的第二年。解放后穷人当家做了主人，父母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供我们上学读书，期望学有所成，改变门风，成为有理想有文化的人。
　　 我们弟兄六人，大哥是个志愿军战士，在部队速成班学了文化，转业后到本县薛固管区当了秘书，给家里增了光。五哥聪颖好学，是我村六十年代初第一个考上了西宁交通学校的学生，让父母在人前挺直了腰板。可惜五哥因病英年早逝，给父母和全家留下了无尽的伤感。那时，我己在孔雀小学上学，受大哥、五哥的熏陶，栉风沐雨，六载寒窗，秉烛苦读，谁知仅以几分之差名落孙山，与报考的长宁中学失之交臂。
　　 那一个暑假，我意志消沉，万念俱灰，总觉得没脸见人，整日里垂头丧气，浑浑噩噩，甚至做好了一辈子当农民的准备。就在我彻底断了上学的奢望，在农业社挣了一百多个工分，学校已经开学两周之际，突然喜从天降。这天午饭时分，薛固民办中学的郑高儒老师，突然来到我村，催促我到薛固民中上学去报到。原来，我在长宁中学落榜后，却以较好的成绩被薛固民中录取了。听到这一消息，我当场喜极而泣。可是，听说公办中学学费才两块钱，而上民中却要7块钱。那时候我家贫困至极，哪里有钱供我上学，父亲当场就回绝了。望着郑老师怏怏而去的身影，我的眼泪哗哗哗地往下流。这时候，一辈子没有发过脾气的母亲，和父亲大吵了一场，随即在村里求爷爷告奶奶，东倒西借给我凑足了学费，我这才如愿以偿，进了薛固民中，开始了中学求学生涯。在这里，我要真诚地感谢爱才若渴的郑老师，我要感谢深明大义的母亲，如果没有这两位贵人相助，我也可能就只有一辈子在农村打牛的后半截了。
　　
　　 二
　　 上世纪六十年代，武功县的教育基础十分薄弱。在1958年前只有绿野、杨陵、普集、长宁4所中学，1958年下半年，才创办了薛固中学和凤安中学。可到了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薛固中学却被下放为民办中学，1967年才恢复为公办中学。
　　 当时的薛固中学，位于武功县东南乡的二道原上，坐北朝南，校门朝南开。东邻上王大队，校门前南边崖下是原薛固管区驻地，后改为省上的药品库，正南半里地就是烧台下雷村。校园西邻是庵庙完小，小学就在望仙宫（烧台庵）内，小时候当地人称这里为庵庙。当时，薛固民中和薛固农中都在一个大校院内。薛固中学在学校的东半部，前边是三排六个班级土木结构的大瓦房教室，后边是学生宿舍。学校中间一排大瓦房是教导处和老师的办公室，后边是大操场。农业中学则在校园的西南角，紧邻庵小。校区的西北角就是学校的食堂，教职员工灶在学生食堂靠里边一点。师生的厕所紧靠东墙，是一排露天的旱茅厕。
　　 那个时期国家经济十分困难，薛固民中的办学条件，就是难上加难了。学校的围墙，都是前几届学兄学姐和老师，自力更生打起来的土围墙。每逢秋季霖雨，围墙多处倒塌，也只有靠师生自己动手修补了。
　　 我是在薛固民办中学过渡到薛固中学期间，1965年9月份进入母校上学的，分在六八级乙班。
　　 1965年，国家尚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恢复期间，我家生活也是捉襟见肘，非常困难。我是背着一床哥哥婚后用了多年的破旧大红棉被，提着一张父亲用了多年的烂狗皮褥子，与几十个同学挤在用麦草秸秆打成地铺的宿舍里，度过了三年求学生涯。我记得，长年在麦草铺里休息，身上长满了虱子自不必说，有些人身上甚至出了疥疮，发作时疼痛难忍。大庄圪崂村种稻子，该村的李克勤、刘团福同学用的是稻草打成的草芭子，在当时就算是比较时髦了，让我们非常眼红。那时候，同学们都是背馍上学。上塬的同学，大部分都背着小麦面粉和锅盔。而我们下塬的学生，只能把玉米榛子交到大灶上，早晚喝着能照见人影的稀榛子，泡上坚硬的冷玉面馍，中午在灶上打一碗开水泡着玉面锅塌塌，就着咸菜勉强裹腹。在此期间，我的同窗贞元马凤台的杜志旭，河道窑的李解放，还有上显村的赵望子（志平），他们家境相对稍好一些，背的都是小麦面粉、锅盔馍。他们看到我的艰难处境，往往都借口想吃玉面馍，把香甜可口两面黄的锅盔换给我。那几年，我还真没有少吃同学们的麦面馍。滴水之恩，患难之交，我至今念念不忘，也成了教诲子孙的佳话。
　　 那时候，耿耀亭、崔河涛、苏建文老师，先后担任过我们的校长，为了管理学校，提高教学质量，他们禅精竭虑为学校、为学生操碎了心。总务老师王志新尽管肢体稍有缺陷，但他一天到晚为本就十分艰难的学校后勤工作，而东奔西忙。
　　 我们的班主任郑高儒老师，是我们班的语文老师，讲起课来抑扬顿挫，激情四溢。他对文言文情有独钟，讲的《苛政猛于虎》尤为精辟，留给学生印象极深。
　　 我们的数学老师是常旭，他身材魁梧，讲课条理清晰，循循善诱，同学们听得十分专注。他的得意门生是宋囚顿（士杰），从医科大学毕业后，已办了绿卡，在美国定居。
　　 当时，宁建辉老师给我们带副课，他是乾县人，个头不高，粉笔字潇洒漂亮。我记得他第一次走进教室后一言不发，首先在黑板上唰唰唰地写出龙飞凤舞“宁建辉”三个字自报家门，一下子就赢得了同学们一片掌声。
　　 刘一辉老师是大学科班毕业，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是我们的俄语和体育老师。他原来在绿野中学从教，后因故屈尊薛中教学，是一个多才多艺知识渊博、颇有傲骨的多面手老师。
　　 高秀芝老师给我们代音乐课，她是陕师大毕业的大学生，平常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待人和蔼可亲，我们都很喜欢她。
　　 沉稳老成的政治老师杨育德，活泼开朗的崔建章老师，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的杨志义老师，都给我们代过课。
　　 老师们辛勤耕耘，言传身教，陪着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些酸甜苦乐的日子，教导我们如何汲取教训接受失败，如何奋力拼搏争取成功。谆谆教诲仿佛就在昨天，让我至今念念不忘。
　　 带着中考落榜的羞愧之心，有了进入民中继续求学的天赐良机，我们六八乙班的学子们，在班主任郑高儒的严格管理，在首任班长张群生（因病休学）及随后接任班长宋怀堂的带领下，大家知耻而后勇，一心埋头苦读，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后作业一丝不苟，晚上继续挑灯自学，大家在互相帮助共同提高，也在暗中较劲，你追我赶，学习氛围十分浓厚。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里，我渴望多读书读好书，将来能考上大学，在心中编织着自己七彩求学梦。由于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在班上先后担任过生活和学习委员，在初二第一学期，就和赵志平等四位同学光荣的加入了共青团，成为了我们这一批学生中的佼佼者。
　　 班主任郑老师心地善良，和蔼可亲，待我们既是严师，又如兄长。也可能和我的五哥是同学的缘故，他对我尤为关心，学业上严格要求，生活上尽量照顾，谆谆教诲，让我没齿难忘。老师现在八旬有五，依然精神矍铄。去年我去他家探望时，他陪我拜谒望仙宫，骑着自行车速度比我还快，让我这个年过七秩的学生依然望尘莫及。
　　
　　 三
　　 正当我们专心致志，发愤读书之际，谁知世事难料好景不长，1966年下半年，忽然间红色风暴席卷全国，一夜之间校园里正常的学习秩序荡然无存。薛中也和县上其他几所中学一样，学生分成两派“闹革命”，县内互相大串联，到县城静坐游行示威，甚至于到后来还参加了“文攻武卫”攻打党校的活动。一时间校园里阴云密布，到处贴满了标语大字报，各色传单满天飞。崔河涛校长被作为“走资派”，刘一辉等老师也被作为“牛鬼蛇神”，戴上三尺高的纸帽子遭到游街和批斗。
　　 在薛中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我也未能幸免，差一点成了这场运动的牺牲品。
　　 运动开始后，我不忍心走进批斗“恩师”的行列，依然如饥似渴地在知识的海洋中游弋，被班上的“造反派”称为“保守派”。其实我是一个“消遙派”。由于自已钢笔字写的好，也被邀请到《红战报》编辑部刻印资料。除此而外，我经常躲在教室里，用不掏钱的传单纸练习钢笔字，随后顺手一撇，就晃荡在校园里，欣赏起了“书法作品”——大字报。
　　 然而就在这时，一场“政治事件”却吓得我目瞪口呆，差一点让我陷入灭顶之灾。至今回忆起来，仍然让人不寒而栗。
　　 记得一天吃过饭后，代音乐的高秀芝老师悄悄地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进门后，老师好像电影里地下工作者一样，拉开门朝外望了一眼，随即迅速关门并拉上了窗帘。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传单，神情紧张地说：“小谷同学，你可闯大祸啦！”
　　 我莫名其妙：“老师，我没干啥坏事啊！”
　　 高老师：“我知道你是一个乖学生，可有人说你写了反动标语，这可是要命的大事啊！”
　　 高老师的一句话，犹如晴天霹雳，吓得我浑身直冒冷汗瑟瑟发抖。
　　 稍许，老师这才道出真相：原来是一名激进的同学，生拉硬扯把我写在传单背面的一些字句斜着去看，说写的是反动标语:“打到毛某某！刘某某万岁！”把我的“罪证”交给了学校，要求严惩不贷。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谁要写了“反标”的话，是要查你祖宗三代，把你打成个“反革命分子”的，轻则游街批斗、收容关押，重则判刑杀头都是有可能的！
　　 性格善良的高老师硬是冒着遭受株连的风险，拿出火柴当着我的面烧毁了那张传单，销毁了所谓的“罪证”，保护了她这个无辜的学生。后来，受激进同学怂恿，高老师几次遭到了围攻，我也吓得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最终，由于缺失证据，此事便不了了之。由于高老师大义凛然，挺身而出，我这才免去了一场灭顶之灾。
　　 在这一年多的政治运动中，学校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耽误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后来，崔河涛校长被靠边站，苏建文老师这才调到薛固中学来担任校长。1967年11月起，同学们陆续回到课堂，开始了“复课闹革命”。那时候，虽然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由于薛中地处偏远乡村，干扰较少，比起其他中学，学习氛围相对还好，我们依然如饥似渴地在书山上攀登，期望上高中考大学，老师们也尽其所能教学育人，给了我们无尽的关爱。
　　 然而，1968年秋季当我们从苏校长手中接过毕业证后，随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我们这些农村的学生只得回乡种地。从而结束了三年的中学求学之路，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母校薛固中学。
　　 此后，我们班除过柴涛华、赵志平同学通过推荐上了大学，宋士杰、杜志旭、宋怀堂，史峰立同学，从部队复原后上了专科学校，我们的大学梦彻底破灭。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天大的悲剧。
　　 薛中是我的母校，是我人生的第一课堂。在这里，曾经的我们懵懵懂懂，不谙世事，是母校历练了我们的情操，教给了我们做人的道理，辛勤的园丁用汗水浇灌我们茁壮成长，给予了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科学知识，教会了我们积极向上勇于拼搏的进取精神。
　　 母校又是我饱尝酸甜苦辣不堪回首的地方。学校里那场政治运动，发生在我身上的“反标”事件，在我青春的心灵里蒙上了一层阴影，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甚至于影响了我的一生。“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从此，我知道了政治运动的残酷无情，人心不古的阴险恶劣。因而，为人处事变得稳当、慎重，甚至有点谨小慎微。也可能是这一偶发事件夺了我的胆量，也许是自己性格耿直不善于随波逐流，或者过于迂腐不会去投机钻营，就在我后来从军从警前途光明，事业有成、退休后涉足文艺界兴趣盎然之际，我却数次毅然激流勇退，淡出仕途，淡出是非圈，成为了一个逍遥自在洁身自爱的普通老百姓。
　　
　　 四
　　 由于在薛中我成绩良好蜚声校外，又是共青团员，政治可靠，回到农村后村人都夸我“少年老成”，十七岁便推选我当了村里的民办教师，第二年又被接兵部队的首长所关爱，到部队两年多就被提升为干部。我在青年时代，能够取得还算不错的业绩，这都与在母校取得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与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母校的政治历练分不开的。因此，直到当下两鬓染霜，我依然难忘师恩，非常感激母校。
　　 离开母校后，不论身在南疆军营里戍边卫国，还是解甲归田重回故乡走进警队，恩师们的谆谆教诲常常在我耳边回响，同学们的深厚情谊永远铭记在心上。我始终关注着母校的动态，仍然念念不忘自己的母校。每年从部队回来探亲休假，或者到地方工作后闲暇之际，我都要到母校转上一圈，或者走访探望昔日的恩师，始终与母校有一种割舍不断的缘分和情节。
　　 在此期间，我高兴地看到，随着社会的步伐，母校也一步步地发展壮大，取得了显赫的业绩。
　　 1968年母校恢复为公办中学后，更名为武功县薛固中学。1971年开始招收高中学生，成为了既有初中部又有高中部的全日制中学。
　　 七十年代初期，苏建文校长带领师生走五七道路，开展学工、学农，创办校办工厂，搞得有声有色，享誉省内外。
　　 七十年代末期，在吴效春校长带领下，薛固中学晋升为宝鸡市三所重点中学之一，先后拆除了旧瓦房校舍，建起了教学楼、学生食堂及教师宿舍楼，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硬件设施有了显著提升。
　　 八十年代初期，全县的尖子学生被招到了薛固中学重点班，这些学弟学妹几乎全都考上了大学或中专，很多人还被重点大学录取，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
　　 1986年母校撤掉了初中部，成为了一个完全高中。九十年代前后，母校在赵瑾校长的领导下，连续多年高考成绩、升学率在全县名列前茅，迎来了又一次辉煌。
　　 1998年母校被改成了薛固综合高级中学，开始招收艺术类学生，十多年来先后为国家培养出了数以千计的艺术类人才。
　　 目睹母校的巨大变化，我时常为母校的业绩而自豪，而欣慰。
　　 谁知，到了2014年秋季，由于县内教育格局的变化，县上停办了薛固中学。听到这一消息，我和薛中广大学子一样，心中难免失落伤叹。
　　 回首母校56载几起几落的曲折历程，薛中为武功县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学子，母校的功绩将永载教育史册。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们惋惜伤感之际，母校在闲置两年后，我县薛固西崆村土生土长的93届学妹，西安海虹假肢矫形公司董事长张海红，积极响应武功县委、县政府号召，以女性柔弱的肩膀，毅然投进去了西安公司的大部家当，将荒凉废弃的薛固中学，精心打造成了一个创新型养生养老康复的重点民生工程——“后稷养老苑”，实现了薛固中学的在新时代的华丽转身。
　　 “后稷养老苑”倾注了张海红女士和家人的心血和汗水，是镶嵌在三秦大地上一颗耀眼的明珠，是她创业有成，投资故乡，反哺乡梓的杰作。虽然暂时还处于初创困难时期，相信在学妹的不懈努力、社会各界鼎力支持下，“后稷养老苑”一定会兴旺发达，越办越好。
　　 难忘师恩，感谢母校，怀念薛固中学。薛固中学福临望仙宫，是个人安身立命之宝地。祝福学妹海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你的不懈努力下，“后稷养老苑”一定能够绽放出薛固中学鼎盛时期的绚丽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