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命是母亲给的，这句话，好像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人皆有母，哪一个人的命不是母亲给的，只是我的童年太过灰暗。
　　 母亲生了十二个孩子，其中九个先后夭折，有几个长到近十岁时夭折，成活了我们兄弟三人，我最小。
　　 我一出生，就孱弱多病，母亲对抚养我能否成人，也不抱多大希望。我经常感冒发烧，两岁多时，由于感冒，高烧不退，引发肿脖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偏僻农村基本没有什么医疗条件，我的脖子红肿到一定程度，就熟脓，等到肿块透亮变软，就得割破肿块，放了脓，疼痛就可以缓解。肿脖子，发高烧，母亲就用破布蘸凉水（当时没有毛巾）在我前额头敷上降温，喝灶台内火烧的焦土（叫焦胡基水）泡的水降温。肿块放脓时，要用剃头刀子在肿块上割一条口子，血脓挤出来，就能缓解，脓放了，肿块才能慢慢消退。我太小，而且在脖子上用刀子割，太残忍，父亲不忍心，下不了手，无奈之下，就请来我们村里的远房二爷来割。
　　 二爷在我的肿块上一刀子割破，父亲一口衔住流脓的肿块，把浓吸出来，吸了脓，我已疼得面色发紫，双腿乱蹬，两手乱抓，母亲一边哭一边哄，我肿脖子，受疼痛，母亲受熬煎，我每次感冒肿脖子熟脓一次，母亲就像大病一场。
　　 就像这样，我肿了七次脖子，放了七泡脓。二爷在我脖子上先后割了四次，当我再次感冒，发烧，肿脖子，到放脓时，父亲无奈地直流泪，又不得不再去叫我的远房二爷来割。
　　 父亲又去叫二爷，二爷不来了，无奈地说，那么小的娃儿，我在娃儿的脖颈上割了四刀，我再能下得了手吗？你的这个娃儿生来怎么这么苦。二爷一脸无奈。父亲说，二叔，你老人家下不了手，我的娃儿，我能下得了手吗？二爷再也一句话没说，跟着父亲来了。二爷在我的脓包上一刀子割下去，血浓涌出，二爷丢下剃头刀子，一转眼，直接跑了。父亲吸脓，母亲边哭边哄我。二爷先后又在我脖子上又割了三刀，放了三次脓，我总算是跨过了生死坎。
　　 我不知道母亲为我流了多少泪，每当我感冒发烧肿脖子时，我总是躺在母亲怀里，母亲抱着我，打着盹儿，不知道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也不知道父亲心里究竟有多难过。
　　 我长到四岁多了，还是经常感冒，母亲对我的穿衣服总是格外操心，给我缝了一件棉缠腰，经常穿在身上。父亲给我扯了一块蓝花布，蓝底色，燕麦芊芊的花图案，母亲给我缝了一件新上衣，我第一次穿了一件新衣服，那种高兴劲儿至今难忘。
　　 后来，特困时期，家里越来越穷，父亲再也没有给我扯过一块新布。那件花上衣一直穿在身上，烂了就补，脏了也不敢洗，一洗，烂窟窿就越多，没有更多的小布块去补。那件花上衣，穿了几年，后来看不见燕麦芊芊的图案了，只是补丁盖补丁的样儿，至今，堂叔还时不时地说起我小时候穿过的那件破上衣。
　　 有时，我睡到半夜醒来，窗台上小煤油灯还亮着，母亲坐在窗台前的土炕上，补我的破衣服。油灯的微光，将母亲的身影投在土墙上，灯头的微光摇动，土墙上，母亲的影子也摇动。有时，母亲眼目昏花，靠近油灯，灯头的小火也时不时燎焦了母亲额前的花发。
　　 记得那时候，饿肚子，我不知道饿，只是瞌睡特别多，经常睡不醒。母亲劳动去了，我一般一直睡到临近中午，才醒来，穿那件破上衣时，衣兜里，总装着一个鸡蛋大的弄熟了的苦苣菜疙瘩。我吃了菜疙瘩，坐在墙根下，等大人回家。
　　 母亲回家，总是双膝跪在屋檐下的土台子上，绽开脚上的破裹脚，抖落沙土，拨弄她的两只裹足，她的两只裹足经常红肿，像烧熟了的两个烂红薯。脚痛，是母亲一生的痛，她用她的两只裹足，丈量了她的全部人生。
　　 那时候，都挨饿，经常有乞丐上门讨饭，到饭点上，只要母亲在家，总要给叫花子舀一碗。母亲经常给我们说，人不到难处，谁愿意爸爸爷爷地讨要？宁可咱们少喝一口，给上门来的人一定要给些。
　　 一九七八年我上师范，寒假回家，那时农村分田到户了，老百姓的生活大大改善了。
　　 大年初二，天气响晴，但清冷清冷。午饭是饺子，我们刚准备吃饭，门前一个叫花子要饭。母亲连忙叫我把那人叫进家门吃饭，我叫了，那人不进来。那人说，给一口吃了就行了，大过年的，我一个要饭的，怎么进你家门呢？多不好意思呀！我给母亲说，那人不进来，那就舀一碗，在门外吃。母亲来到大门前对那人说，大过年的，你一定要进家门吃饭，我们这里的乡俗，过年上门的人，不是亲戚，就是贵人，怎么不进来呢？一家人都在等你一起吃饭呢！那人推辞不过，走进门来，我们让他坐在炕上，吃了两碗饺子。二哥连忙卷了一棒旱烟，递过去。“嚓”的一声，火柴擦着。那人吸了一口烟，对父亲说：“谢谢您，老伯。您一家人，都这么善良，我百无所敬，我是个会算卦的人，我给你们家算一卦。”父亲说：“每家每户的日子都是摸着过的，家家门前都有一个没有踏开的灰窖，谢谢你了，我们从不算卦。”母亲又给那人装了几个油炸果子，我给那人两块钱，把那人打发了。
　　 我当民教时，大队小学从山上的寺院迁到山下的平川。刚修好教室，没校墙，校院西边一大堆虚土，是准备打校墙用的。
　　 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轮到我值日。下午自习课时，校园里特别喧闹，孩子们都跑出教室外。我去看，孩子都好奇地看南飞的大雁，稀奇地欢呼雀跃。孩子们看见我了，都赶紧跑回教室念书。只有一个小男孩还站在土堆上看着我，我走上土堆，很生气，在小男的后脑勺一巴掌，打得孩子滚下土堆，睡在地上看着我。我的心一下子绷紧了，我又喊了一声，孩子连忙翻起来，跑回教室，我也紧跟进教室，那孩子拿上书念。我又不放心，呆呆地把那孩子盯了一会，孩子没有什么，我没有将孩子打出毛病，我才舒了一口气，。那次失手，着实把我吓得不轻，后怕极了。
　　 放学回家，我和父亲母亲三人吃晚饭时，我对母亲说，妈，今天我干了一件莽撞事儿，差点儿吓死我了。母亲问我，啥事儿？我给母亲说了事情的全过程。
　　 母亲脸色凉凉的，停下筷子，说，大人把娃儿交给你，你就操着娃儿父母心，娃儿瓜着呢，不懂事，你也不懂事？你没有一点耐心，你就能那样粗暴地对待一个瓜娃儿？我念其你自幼多灾多难，从没打过你一巴掌，看来，是我把你惯坏了。亏你还是一个念了几天书的人，如果你老是那个德性，老师这个活儿，你还是尽早别干了！父亲只说了一句：亏你还是一个为人师的人。父亲的一句，也似乎比母亲的一阵痛斥还厉害。
　　 我只低着头，用筷子慢慢搛着饭菜，装作吃饭的样子。当时的场景，空气都凝固了，我头也大了。我有生以来，父母第一次掰破面皮训斥了我，我只觉得自己脸烧，羞愧。那一顿晚餐，没有尝到饭味儿。
　　 过了几天，母亲又问我，你这几天，再打娃儿了没有？我笑着对母亲说，那天你和我大对我连骂带羞辱，我记住了。我以后要好好待学生，再永远不打娃儿了，您放心，哈哈。母亲说，你的瞎脾气，我还不知道，我很难放心，娃儿瓜着呢，要哄呢。那些娃儿一天天长大了，会记着你的一言一行呢。
　　 母亲的贤惠，邻里庄众，人人皆知。在那特困时期，有的人断顿了，上门借一碗面或借一点盐，只要能拿出一点，总要借给。
　　 白驹过隙，母亲已经远我而去近四十年了。至今，总是时时想起。如果说，我从教四十年，当几十年中学校长，多多少少做过一点对国家，对他人有益的事，都是母亲对我影响的结果。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性情急躁，脾气不好。无论当班主任还是任校长期间，工作中，严厉批评多，春风化雨少。但同情弱小，似乎是我的秉性。我对那些遭遇不幸的孩子，家中因变故而孤独无援的孩子，只要我知道了，就要尽力安慰和帮助他们。
　　 有一次，我和妻，大女儿和母亲一块吃饭时，想起母亲在特困时期，口挪肚减，给我留吃留喝，含辛茹苦地拉扯我成人，我的成长浸透了母亲的辛酸与不易。我说，妈，要不是您，我早没命了。母亲说，哪一个娃儿不是他娘一口一口喂大的？但有的娃儿成了人，翅膀硬了，就不听老娘的话了，有的甚至还顶嘴绊舌的。我说，您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人，母亲当然意会我的意思，只是一笑。我庆幸在母亲的有生之年，当面说了对母亲感恩的话。
　　 母亲不仅养育了我的身体，我的精神钙质，也来源于母亲的潜移默化。
　　 母亲殁于急症病，没有在病床上睡一天，我没有给母亲喂过一匙汤药，没有给母喂过一口饭。我也没有给母亲梳过一次头，更没有给母亲洗过一次脚，我，枉为人子一场。
　　 现在想来，对母亲，我只有抱愧。
　　 纸短情长，情感能触摸到的地方，文字也能一定触摸得到。我写了一首长诗《献给母亲的歌》二百多行，一口气写成，完稿时，泪珠滴在稿纸上，浸糊了几字。现摘取几句，作为以上文字的结束语：
　　
　　 母亲满腔血
　　 孕我一条命
　　 生我，养我
　　 爱我，盼我
　　
　　 天地悠悠，江河万古
　　 夕霞满天，月伴星光
　　 寸草春晖，唯有凄凉
　　
　　 我在一个晴朗的日子
　　 仰望苍穹
　　 母亲像一朵飘向天际的云
　　 望着，望着，就望不见
　　
　　 我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
　　 眺望远方
　　 母亲又像那遥远的山峦
　　 似乎望得见，又望不见
　　
　　 2022.10.10于静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