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穿着很不讲究，几乎是逮啥穿啥，在家如此，就连难得回趟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家也不例外。回到老家，我特别喜欢骑坐在老屋的青石门槛上，背靠着宽大的水泥门框。我很难找到一个贴切的词语，来形容这种源于心底的舒适。骑坐在门槛上，我就像幼时躺在父亲用木槿条编的摇篮中。
　　 有一次，从家门进进出出的嫂子，看我半躺半坐在门槛上，半是认真半玩笑地对我说：“你就像一个刚从地里忙完活的老农民，你比村里的农民还农民。”我又不傻，嫂子话里话外的意思我当然听得出，但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压根没把嫂子的话放在心里。我暗想：人在外，装装样子还情有可原，回到家里，就得咋自在咋来，自己几斤几两村里人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何苦搞得那么拘束。每次回到老家，我依旧我行我素，穿着打扮比下地干活的人还要随便。我自认为，这份朴素，绝不是装模作样，是一种心灵的放松和回归。
　　 老屋就在村口，紧挨老屋的水泥路是村子通往市区和村委会的必径之路。村子到市区只有十几里，离村委会还不到二里，村委会是当年大队部所在地，那可是全村的“首府”，那里有菜场、超市、餐饮店。一大早，全村“醒得”最早的当数老屋边的那条水泥路，上学的、上班的、买菜卖菜的……路上人来人往，好不热闹。我喜欢每天看看这醒得最早的风景，就选老家的门槛，这里可以唤起我太多的记忆。
　　 我睡眠一直不好，回到了老家，人一兴奋，睡眠就更差了。每天没等村里的公鸡打鸣，我便醒了。一醒便再无睡意，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既理不出个头绪，也想不出个结果。或许，对生活在外乡的我来说，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偶回故里，注定着我这颗流离颠沛的心，一想到故乡，就很难平静了。
　　 我18岁那年就离开了村子，退休后又在异地安了家，其间，除家人外，我和故乡其他人就没有了来往。偶尔回家，竟发现自己和村里人有了一种莫名的隔阂，就连和自己的发小也很难聊到一块。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和自己在外一事无成，生活过得不尽人意有关。我生怕和村里人聊天时，说起自己在外的林林总总。每每遇到熟人，碍于面子，我草草敷衍几句，便找个借口，溜之大吉了。实事求是地讲，我若是在外混得风生水起，也会落落大方地和村里人东家长西家短地闲聊。在外人看来，我在村里那些貌似清高的举止，实际上是我自卑的表现，自己过成这样，真的有愧于家人对我的期望。回到故乡，我真切地体会到了“近乡情怯”的那种纠结和无奈。
　　 在村里遇到熟人，我心里就会产生一丝莫名的恐慌，更不用说去左邻右舍串门了。在家待烦了，我喜欢独自一人到田畈里转转。那片田畈是我身在他乡异地魂牵梦萦的地方，若把故乡比喻成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那么，这片田畈就是这条河流的源头；若是梦也有温度的话，那么我一梦到这片田畈，心中就像沐浴了温暖的春光。我这里出生，也在这里生长，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都在这里度过。我在外打架流过血，回家挨打流过泪，上树偷过桃，下地摸过瓜，下河捞过鱼，还拿把猪草作筹码赌过输赢……这片田畈里，随便那条沟、那个塘、那条田埂，那棵大树都会让我联想起自己年少时的情景。若把一个人比喻成一棵树，年少时期就是这棵树生根、发芽、长枝的阶段。这片田畈为我这棵树初期的生长提供了全部的养分，或许，这片田畈里还藏着这棵树生长、衰老、枯萎的生命密码。无论我身在何处，只要想到这个密码，我好似就能看清自己的归宿，冥冥中，它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左右着我的一切。自古以来，有无数人用数不清优美而深情的语句描写过故乡，但我觉得写得最好的当数贾平凹，他是这样形容故乡的：“你生在那里，其实你的一半就死在那里，所以故乡也叫血地。”用“血地”一词来形容故乡是多么的贴切，又是多么地震撼人的心灵。血色的太阳是万物生长最基本的依仗，我的血地是我酿梦的温床。
　　 有时，我觉得乡愁像是一朵风中雨做的云，身在他乡，这朵雨云是那样的浓、那样的厚，我常常被它压得透不过气来。可一回到故乡，我就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乡愁好像只是梦里划过的一道没有重量的光影。踏在故乡的土地上，那种厚重的压抑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故乡住上些日子，邻里间的家长里短，村里鸡零狗碎的事便纷纷传进了我的耳朵。有的人家只为邻居的树冠遮住了自家的阳光，就和邻居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打得头破血流；亲兄弟为几平方土地就争得你死我活，闹得老死不相往来；灌溉时，为田里进水早晚，村民常常吵得惊天动地……我在他乡心心念念的，比明月还美，比星星还亮的故乡，在现实中，竟是这般的不堪。来到村里住一阵子，我才明白，所谓的乡愁，只是一种滤去了生活中一地鸡毛的美好向往，有点类似于网友相见时的“见光死”。距离不仅让人产生朦胧的美，还能产生悠长的思念。
　　
　　 二
　　 回到老家爱坐自家的门槛，是我打小就养成的习惯。那时还没分家，一大家人在一个屋檐下住，在一口锅里挖饭，门槛是家里最好的一块“风水宝地”。除父母、姐姐外，大家闲来都抢坐门槛，若是抢到了，好像就有了山寨人坐上头把交椅的自豪感。父母在世时，我坐在门槛上，母亲坐在门口梧桐树下的竹椅上，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家常。我也会找些话题跟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父亲闲聊，尽管父亲已经认不出我了，语言功能也基本丧失，回答我问话时，也只能答非所问地说几个简单的词语。但我喜欢和父亲聊天，他的木讷的神态、茫然的眼神、颤颤巍巍的步履、想说话时哆哆嗦嗦的嘴唇……在我看来都充满着爱的温暖，折射着他健康时的勤劳、聪明和慈爱。他的身影映入我的眼帘，让我感觉到父亲依然存在的一种踏实；他的无助落进我的心里就是我的心痛。父亲也喜欢在我身边转悠，父亲隐隐地觉得我可能曾是他生命中蛮重要的人，不然，他不可能对我这般的亲妮，也许这就是血融于水的亲情吧。
　　 其实，父母在世时，我回家穿着也很随便，母亲知道我已吃穿不愁了，就不在意我穿好穿孬。儿子远道归来，做母亲的疼都疼不过来，哪还会计较这些鸡毛蒜皮的事。
　　 我一人在外，没借助于家里一丁点的关系，读了大学，提了干，入了党，在母亲眼里我这个儿子是为她长脸的，尽管我长相很一般，但在母亲看来，我是村里最帅的。父母相继故去，可我一回家依然喜欢坐在门槛上，只是眼睛常常眯着。这主要是怕和村里人打招呼，村里上了年纪的人我都认识，他们也认识我，眯眼佯睡，既不会得罪人，也不违拗了自己的内心，反正村里人也习惯了我的懒散样。等路上没了脚步声，我便睁大眼睛，眺望远山。走进故乡，萦绕我心中的那份沉甸甸的悠长消失了，但，青山隐隐，江水悠悠，故乡绝美的风景却真真切切映入了我眼帘。我好似觉得故去的母亲就在远处的江边洗菜洗衣，在我不经意的时候，她就会回来给我做饭；父亲在山里忙碌，说不定，哪天夕阳落山时，他就从山里归来，还会带给我惊喜，身在故乡，我又一次体会到了故乡的风景是有温度的。
　　 坐在门槛上，我虽然眯着眼，但路上的一切都没有逃过我的“法眼”。偶尔看到回村探亲的人，他们穿得光鲜气派，从打扮就能看得出他们是真真的城里人，尤其那气质，在举手投足间拿捏得妥妥的，绝对是我无法比拟的。我在看来，他们是阳春白雪，而自己则是实足的下里巴人。那时，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不安会划过我的心头，想着自己的寒酸样，我甚至有点自惭形秽，不由地，我闭紧了双眼，在这漆黑的世界里，我的内心才回归了安宁。不过“城里人”带给我的不安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我若不是赶上了好时代，机缘巧合读了几年书，回到村里还不是起早贪黑在地里讨生活的，混好了，顶多也就是一个三流的瓦匠。受生活所累，我哪有心思考虑自己穿什么。其实，我这棵“老树”的树身早就注入了农民的质朴和憨厚，即便外表包装得再光鲜靓丽，骨子里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踏在故乡的土地，故乡的风和雨便是我最华丽的衣服。尤其老了，自己更不在意自己穿什么，只要舒服就好。在村里，我冷天趿着棉拖鞋，热天趿着凉拖鞋，沿着水泥路若无其事地从村头走到村尾。踏在水泥路上，我没有了遇到熟人时的心虚和恐慌。
　　
　　 三
　　 水泥路是在原先机耕路基础上铺设而成的。机耕路路面很宽，两旁还种了些水杉。盛夏时节，风和日丽，树叶婆娑，树上的绿衣蝉和知了竞相鸣叫；路上，绿荫如盖，凉风习习,人行路中，惬意无比。可机耕路上美丽的风景就像女人脸上饰的粉、化的妆，一遭雨水，女人就“原形毕露”，人设的美丽也就逃之夭夭了。大雨过后，机耕路上沟沟坎坎，泥泞无比。空手人勉强能走；手推车若陷路中，推车人叫苦不迭；机动车则一上路便趴窝了，若遇到要紧要慢事，只得靠一个肩膀两条腿了。那时吃饱穿暖还成问题，修水泥路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要说修路，就连想想修路都觉得是一种奢侈。
　　 改革开放后，老百姓的日子渐渐好过了，大队里小部分人富起来了。大队党支部也终于把修水泥路的事提到议事日程。开了很多次会，支部成员终于达成了共识：修路不向本大队普通社员摊派，由本大队开厂、养殖、承包工程的老板和在外工作的人出资，出资数额上不封顶，下不设限，资金不够再想他法。
　　 我人在外地上班，对大队修路之事一点也不知晓。有一天，哥哥给我打电话，平时说话做事一向干脆利落的哥哥一反常态，说话吞吞吐吐的。在我一再追问下，他终于说出筹款修路的事。我理解哥哥的心情，出资给家乡修桥铺路是件实实在在的好事，也是为家人撑门面的事。可他知道我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一开口就向我要钱，他有些于心不忍。
　　 “自古以来，修桥铺路功德无量，钱出多出少是份心意，你若不告诉我，让我以后怎么回村啊，不出钱，走在村边的水泥路上能不烧我脚心吗？”我蛮是动情地对哥哥说。
　　 “自己穿衣吃饭可以不讲究，但这等事真的不敢马虎，以后大队里有这样的事，你一定要及时通知我。”我又补充了一句
　　 无论是大队社员，还是从本大队出去工作的人，对捐款修路的事响应都很积极，不到两月时间，修路款就筹齐了。我是一个靠工资养家糊口的人，家里也没啥积蓄，我给大队寄去了我两个月的工资。路修好后，大队书记让我哥转告我参加公路的竣工仪式，捐这点钱哪好意思像个功臣似地参加会议，我不假思索地谢绝了。
　　 一年后，我穿着一身摘去领花、肩章的旧军装，踏上了新修的水泥路。瓦青色的水泥路曲曲折折通向远方，成了纵横交错公路网的“新成员”。抬眼远望，远处的水泥路上熠熠生辉，像是阳光照到水面折射出的光芒，那片虚光在我眼里真的好美，美得让我觉得有些晃眼。走到村口，我发现路边立着一块黑色的大理石石碑，碑上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字。我凑近一看，原来是村里为修路捐款者立的功德碑，碑上的字用红漆描过，碑文按捐款数额依次记录着捐款人的姓名，我的名字也赫然在碑上。离开村子后，我没为村里做过一丁点的事，只是为修路尽了一点绵薄之力，乡亲们便念念不忘，把我的名字和故乡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那一刻，我既感动，又愧疚，不知不觉眼里竟有些湿热。
　　
　　 四
　　 老伴对我的穿着虽然说过很多次，她一说到穿着，我就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有一次老伴唠叨多了，我竟急眼了，“一大把年纪，穿那么好干吗？这好衣服是饿了能当饭吃，还是没钱了能当钱花？”
　　 “好心当作驴肝肺！”老伴怼了我一句，从此就不再理会我的穿着，日子久了，对我邋遢样她也就习以为常了。
　　 我的祖籍在海西，父母战乱时，流落到浙江定居，海西还有我一些亲戚。我在故乡的拖沓样，竟传到老伴耳中。海西有句俗语：“一个邋遢男人的背后，定有一个比男人更邋遢的女人。”看看我在海西的穿着，老伴轻而易举地能联想到我在浙江老家时“灰头土脸”的样子。想到老家人在我背后窃窃私语，她仿佛觉得村民议论的不是我而是她，而且不止是议论，是赤裸裸对她不会持家的嘲讽。一想到这些，她顿时臊得脸红耳赤，她杏眼圆睁、柳眉横飞，怒气冲冲地把我数落了一顿。
　　 三年前，听说我又要回故乡，老伴郑重其事地给我办了一身行头，其中一件夹克就花了近千元。后来，我因故没回。我是一个走哪倒哪的人，穿这样高级的夹克，等同给自己套上了一副枷锁，大活人哪能遭衣服的罪，我就把衣服挂在了衣柜。没完没了的疫情，让这件夹克一挂就挂了三年。好长时间没回故乡了，心中那朵浓厚的雨云又形成了。回到村里，我觉得自己在外地时如此思念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自己简直幼稚得可笑。可离开故乡时间一长，思乡的思绪又鬼使神差地爬上了我心坎，它像一根湿漉漉的青藤箍得我喘不过气来，或许，这就是我所谓的“生命密码”在作祟吧。
　　 年纪大了，我的身子骨一年不如一年，前段时间腰伤、腿伤、臂伤接踵而至，“与床共舞”的那些日子里，我曾怀疑自己：是不是我被哪个美丽的女鬼缠住了？要不然哪会接二连两遇到倒霉事。伤愈后，趁着身子骨利索，我想回村里看看，顺便也好让这件华丽的“出客服”到故乡去亮亮相。
　　 没想到，海西和故乡都出现了疫情，回故乡只能等疫情过后了。夹克是季节性的衣服，错过一季便是一年。新衣服没穿旧却挂旧了，实属可惜，转眼天就冷了，我终于穿上那件在衣柜里挂了整整三年的夹克。“马靠鞍装，人靠衣装。”穿上夹克，配一条蛮得体的牛仔裤，脚上又蹬双簇新的运动鞋，我一下子好似年轻了好几岁。去广场晨练时，练友看到我的装束，大吃一惊，“老马，咋穿得这么帅？是不是遇到啥好事了？”我到海西生活那么多年了，还第一次有人夸我帅。我有自知之明，我的长相跟帅沾不上半点边，练友们吃惊是我的穿着打扮，夸我帅只是对我的一种鼓励。
　　 年纪大了，没必要刻意穿着，但出门办事，走亲访友还是应该讲究点的，再说，自己又没穷到这个份上。我回老家，兄弟姐妹怕我误解，没有明说我穿得寒酸，但内心里还是希望我穿得稍好一点。每次回家，特别是父母故去后，哥嫂对我都特别热情，生怕让我觉得父母走了，老家便没有了依靠和牵挂。他们用热情告诉我：无论父母在与不在，只要兄弟姐妹在，故乡都有一份浓浓亲情等待你的归来。他们对我没有任何的指望，说实在的，我也帮不上他们任何的忙，他们只是希望我回家时穿得稍微体面一点，别让村里人以为我在外面混得穷困潦倒。年轻时，我工作很努力，我的事迹还上过报纸。那时，我还是家里人拿得出手的一张“名片”，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但家里人不想我埋汰自己。
　　 回想自己这大半生，穿衣服真的太随便了，只顾自己好受，而丝毫不在意他人的感觉。穿着是一个人休养的一种体现，穿得得体一些，这既是上对自己，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这是人际交往中最起码的礼貌。我总以亲戚不会介意我的穿着，他们不是不介意，只是怕我引起误会，不说而已。
　　 等我下次回村，我一定穿得周正些，敞开心扉与村里人交流。最好能穿一身簇新的衣服，坐在门槛上，睁大眼睛，光明正大地欣赏家乡绝美的风景。我想那时的我，说不定还是村里人眼中的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