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将诸葛亮描绘成了一个上知天文、下晓地府，神机妙算、呼风唤雨，似人似妖的神秘英雄人物，所以，在民间，诸葛亮便成为家喻户晓的忠君楷模、治国典范，是智、勇化身、千古“孔明”。
　　 然，翻开《三国志》，细品蜀国史，却不难发现，诸葛亮其实是一个度量狭小、独裁霸道的强权人物！因此，在他治理下的蜀国，表面政通人和，实则危机四伏，积贫积弱，因此，在他身后，蜀国内政紊乱，各种矛盾凸现，步入了“秋后蚂蚱”的厄命，仅不足30年，就率先被大魏灭亡，蜀汉后主刘禅被迫亡国，其辅佐刘氏父子诓复汉室、一统中华的宏图伟业最终成为南柯一梦，化为泡影！是故，蜀国之早亡，诸葛亮难咎其责！何以见得？
　　 我们首先来看看诸葛亮治理蜀国的政治路线。赤壁之战之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天下的总体情势是由于连年战争，国穷民贫，创伤累累。在这种情势下，最要紧的是要通过休养生息，治疗战争的创伤，凝聚国家财力，给人民以喘息的机会。
　　 曹魏和东吴均实行了积极的防御政策，即外强国防，内修政治，奋发图强。尤其是曹魏，在政治经济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曹丕通过实行“九品中正制”的政治改革，为士族阶层登上政治舞台给予了出路，缓解了国内阶级矛盾，赢得了人心，实现了国内的“安定团结”，国运蒸蒸日上。
　　 处于弱国寡民地位的蜀汉政治集团，夲来就根基不稳，与益州本土势力和以刘璋旧部为代表的“东州集团”矛盾尖锐，就更应实行更加积极的防御政策，即：外修周边关系，争取和平，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内修政治，厉行改革，争取国富民殷，政通人和，待时机成熟，以图统一天下、兴复汉室之大业。但以刘备为首的蜀汉政治集团在赤壁之战之后却在诸葛亮的推动下，头脑发热，放弃了他当年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以待“天下有变”的正确政治路线，转而实行以弱凌强、以卵击石的对外扩张路线，致使关羽围襄樊而最终败走麦城，刘备伐吴铸成猇亭遗恨，使本来就很弱小的蜀汉政权大伤元气。
　　 刘备死后，诸葛亮以“托孤之臣”、“后主相父”大权独揽，全面推行“不伐贼（曹魏），王业亦亡”的政治路线，不顾国势财力，穷兵黩武，连年发动战争，目的就是企图用战争的手段转嫁国内矛盾，巩固以他为核心的“荆州集团”在蜀汉政权中的统治地位，其结果是，连年北伐，虽取得了一些小胜，但每每是“粮草不济”，无功而返，不仅劳民伤财，损伤国家元气，而且是聚集矛盾，为日后蜀汉政权的速亡埋下了隐患。
　　 我们再来看看诸葛亮的统治手段。在刘备之后，诸葛亮完全实行的是以他为核心的独裁统治。《三国演义》为了粉饰诸葛亮的独裁，树立其鞠躬尽瘁的“忠臣”形象，把他“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三国志－诸葛亮传》）”的独裁归咎于后主刘禅的昏庸无能，这其实是为诸葛亮独裁开脱的托辞罢了！正是诸葛亮的“事必躬亲”反映出了他惟我独尊、排斥异己的本质——这是一切强权人物的共同秉性。
　　 诸葛亮在执掌蜀国政权后，不仅惟我独尊，而且是刚愎自用，气量狭小，在对待刘备倚重的旧臣上，处处不放心，心中总存在一个“人人都可能谋反”的假设，对谁都不信任，不是怀疑其政治上的忠诚就是怀疑其能力的不济，不愿放手使用，凡事都得以他的“锦囊妙计”施行，根本听不进、容不得这些老臣们的意见和主张，并且千方百计玩弄权术加以迫害，李严和魏延就是典型例证。
　　 李严与他同为“托孤重臣”，本当精诚团结，但他却大全独揽，根本就不把李严放在眼中，且处处提防，想方设法排挤打压，结果使李严心生不快，感到憋屈、压抑，为“维权”而与之争锋，最终两人水火不容，被他抓住把柄废黜流放，客死草野。
　　 魏延就更惨了！这位骁勇善战、文武双全、胆略过人、屡建战功，深得先主刘备器重，在刘备“五虎上将”相继去世后蜀国难得的高级军事将领，就因为其锋芒毕露又好提意见、建议而被诸葛亮反感不得重用。不但“子午出奇兵”等正确建议不被采纳，而且还处处不放心，将其打入“另类”，常常施计谋给予钳制，使其才能难以发挥。最典型的是在首次北伐的关键一役街亭一战中，在主帅的选用上，他一意孤行，宁可违背众意用只配作参谋的二流将军马谡，也不用魏延、吴壹等身经百战，有丰富战争经验的将领，结果造成街亭惨败，导致这次经过充分准备的北伐以失败而告终！
　　 事实上，在刘备死后，魏延等先主重臣就一直没有被重用过，屡次北伐，都是处于侧应的位置上——他信任的是听话的杨仪和恭顺的姜维，对于魏延等既有对蜀汉之忠诚，又富有战争经验的将领的建议几乎一概不予采纳，还处处提防，结果屡屡错失战机，次次北伐无功而返，甚至在其最后一次北伐中，在其生命终结之际仍不忘提防魏延，密谋召开军事会议，将最高军事指挥权交给“秘书长”杨仪而把北伐“副统帅”放在“假想敌”的位置上，布置兵力，一手制造了魏延和杨仪间的内讧，给魏延戴上了一顶“反贼”的帽子，使蜀国不仅损失了一员忠勇战将，而且搞得人心惶惶！在诸葛亮的统治下，蜀国的政治，表面上是政通人和，实际上是万马齐喑！
　　 我们看《三国演义》也是这样一番情形：曹操被丑化为“汉室奸贼”，协天子以令诸侯，但每遇军政大事，总是广纳谋臣建议，尽管多疑擅杀，但其身边却聚集着一大群谋士，有一个庞大的“智囊团”为其出谋划策，心甘情愿为这个“白脸奸贼”效力；东吴更是群儒济济，有一个颇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有一个人人都能发表意见的良好“话语环境”；而在蜀国，大凡军政大事，只能听到诸葛亮一人的声音，所有的文武百官听命于诸葛亮一人的安排，迷信于诸葛亮一人，养成了唯唯诺诺、抑制个性、隐藏主见，凡事以“锦囊妙计”行事的不良政治生活习气，政治生活处于一种极度个人崇拜、极度个人迷信的压抑状态，缺乏生动活泼的政治氛围和人才环境，使仁人志士难以施展个人才华。
　　 这种在权力的分配上缺乏健全的政治保障制度而完全凭借“极权人物”掌控操纵的人治体制，不仅铸就了在他身后蜀国各种矛盾凸现，人人争权夺利，政治路线紊乱难以统一，最后步入东汉末年“宦官擅权”的泥潭，而且造成蜀国“人才荒”，难以找到一个能独当一面收拾局面的领袖人物，致使大魏大军压境时，国内乱哄哄一团粥，国无良将，只得让廖化当先锋的局面，不速亡才是怪事！
　　 显而易见，蜀汉政权的速亡，并非亡在后主刘禅的昏庸上，归根结底是亡在诸葛亮错误的政治路线和他所建立的落后的政治体制上！可以说，在他所治理的“繁荣时期”就已经埋下了“速亡”的种子——这便是历史给予后人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