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滩，有一座中国最早的气象信号塔，它建于一百多年前的1907年，上海人习惯称它为外滩天文台、外滩灯塔，它的创建历史可追溯到更早的1884年。
　　 上海开埠以后，黄浦江上往来船只成倍增长，可是一场强台风袭来，黄浦江上的船只会受到很大损失。外国在沪洋行及轮船公司都急需有气象报告，因此由当时的工董局牵头，在洋泾浜外滩英法租界分界处建起一座简陋的木质结构的气象信号塔。塔的顶端耸立着一根高15米的木质旗杆，每日10时，旗杆上会准时挂起信号旗或信号球，传递吴淞口外天气阴晴雨雾、风向大小等气象情况。若有级别最高的黑球挂起，预示着将有大风暴雨来临的警报。同时还会悬挂一套子午球来授时，一到午时，它就将子时的信号球降下来，表示当天的时间已过半。那时候黄浦江上，甚至吴淞口所有船舰的船长，都要拿望远镜观察灯塔上的桅杆，见到信号球下落，立刻把时间校准为中午12点整。
　　 这一套简陋的信号发布系统，非常管用。但到了1907年，随着黄浦江和吴淞口的船只越来越多，木结构信号台显得不够高了，于是拆了重建砖石混凝土塔台，它就是矗立至今的由西班牙设计师阿托奴博（ATONOBO）设计的总高48.80米的外滩灯塔。这座灯塔不但是当时外滩的最高建筑，还是远东第一高塔，远在吴淞口的船只都能看见灯塔上悬挂的各种信号旗和信号球。
　　 我第一次见到外滩灯塔是在1983年，灯塔早已不再发布气象信号。那是大学第一个暑假，我乘船从宁波来上海。从十六铺码头上岸，那时候码头停满了木质的渔船和货运铁壳船，码头桅杆林立，渔民们忙碌着将渔船上的水产品搬运到码头上，过秤、售卖，码头上弥漫着渔腥味，铁壳货船鸣响汽笛准备进港或离港。我感觉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没啥两样，与宁波船码头也没啥两样。走出码头，看见矗立在路边的这座身上有三段用红砖镶嵌，远远望去非常醒目的灯塔时，我告诉自己，我来到了上海。我是建筑系学生，对古典建筑情有独钟。全世界仅有两幢阿托奴博风格建筑的灯塔，一幢在挪威，一幢就是我眼前的外滩灯塔，是我当时所认识的上海的全部。没想因此与这座灯塔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学毕业后，我有幸留在上海工作，上班的地方恰巧在这座灯塔对面的大楼里。在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要跑到塔下去画速写。面对灯塔，就像无知学生求教博学的老师，我画了“老师”各种角度、各个季节下的不同“姿势”不同风格的“肖像”，贴在宿舍墙上自我欣赏，用心琢磨，渐渐爱上了灯塔的每一根线条、每一处转折。阳光下的、雨雪天的每一个色块，尽管它仅有红、灰两色，但在我心中，它是五彩斑斓的、具有细高身材的阳光，又是一位遗世独立的神秘的绅士。
　　 1993年10月，外滩滨江绿地改造，智慧的上海人将这位孤独的“绅士”挪了挪位置——这座不可移动的文物，整体平移了20多米，从曾经的洋泾浜向东挪到金陵东路渡口，没有丝毫损坏，这在当时可是一个空前的创举。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一有空就跑去工地，看工人师傅用多个油压千斤顶，顶起灯塔整个基座，每天几厘米几厘米地推顶这座重450吨、高近50米的国宝级文物，沿着江边慢慢移动。听说，这幢灯塔的地基是用木桩做的，灯塔移位后，我专门跑到工地去观察，见灯塔移走以后留下的塔座下，果真有成捆洋松做的基桩，数了数，共有24捆。能亲眼目睹百年建筑的基桩，对同样是设计师的我，可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惠了！
　　 五年以后，我与一位上海男友相识，初次见面就在灯塔下。男友向我叙述他小时候的一个国庆节，他骑在父亲肩上，到外滩看彩灯烟火、看灯塔的往事。从董家渡走到灯塔下，因交通管制不让走了，父亲就在人群中把他“举高高”，和灯塔拍照。但是照片洗出来以后，却只见拥挤的人群不见塔的身影，后来灯塔就移位了，再也拍不到原来位置上的灯塔了，父亲非常遗憾。我便知道，外滩灯塔不仅仅是外地人心中的上海，即使在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心中，也是上海的重要标志。
　　 夜幕降临，黄浦江上传来轮船驶过泛起的水声，耳边响起一阵悠扬清越的钟声，一股强劲的风迎面吹来，吹起了我的裙子，我徒劳地往下压住裙下摆，男友（后来的老公）便把我拥在怀里。许多年以后，我的脑海里会反复出现那一晚的美好画面。能与史诗般的灯塔为伴、与灯塔一样坚实可靠的上海男人为侣，成了我作为一名新上海人的骄傲。
　　 如今，灯塔所处的地方，正好处在“外滩一体化”工程规划的南外滩区域中心点，“东方华尔街”的繁华，从外滩源一直延伸到了这里，只有这座灯塔还可以看出上海过去曾是滩涂渔村。一百多年过去了，它仍然体态婀娜，范儿十足。“老上海”和“新上海”在同一个空间中深情相望，一边沉浸于展示丰厚的过去，一边不断描绘创意迭出的城市未来模样。
　　 现在我不再与这座曾经的远东第一高塔朝夕相处，但我对这幢充满诺曼蒂克情调的建筑心怀感恩，对它的怀念，从未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