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从北七房初中毕业，考上了前洲中学。那时职业技术教育刚刚起步，前洲中学便办起了高中技工班。但缺经验，缺师资，缺实训基地，上了一年多基础课程，学生便到工厂半工半读。1985年匆匆毕业，似乎没学到什么东西。
　　 父母是老师，从小沐浴在书香中，我有点自命不凡。那时的城镇户口很吃香，毕业后劳动局会直接派工作，我进了本地的县属企业。当时，街上的男青年流行穿花衬衫、喇叭裤，留长头发、短胡须，骑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如果后座再带个拎四喇叭收录机的花裙子，自然就更时尚了。我不赶时髦，只是头发长了点，眼镜宽了点，有一些书生意气，满腔的文青情怀。
　　 可惜时运不济，兜头一盆冷水。进厂培训一个月，考试倒是前几名，却分配到冷焊车间去做锻工，俗称“打铁”。锻工组几个师傅都临近退休，确实需要增添年轻人，可惜选错了人。机械锻造，一般用气锤，但制作工具时只能采用传统的手锻方式。师傅小鎯头轻敲，徒弟大鎯头猛砸，叮当叮当声音很悦耳。要冲孔了，师傅左手拿钳子夹住冲头，右手用小鎯头敲击指引，我举起大鎯头一锤下去，“叮”的一声，冲头不翼而飞，砸偏了。好不容易找到冲头，一锤下去又飞了，继续找。几次下来，师傅火了，钳子往地上一扔，说还是你做师傅吧……汇报领导也没用，确实是眼神不济，我进厂时体检报告，左右眼近视500度。
　　 锻工组活不多，师傅们抽烟、喝茶、聊天。我干活不行，态度蛮好，经常问父亲要几包好烟伺候着，所以上班时间也可以躲在工具间里看书。车间主任来了，师傅们假装咳嗽，我赶紧把书藏起来。时间长了，胆子也大了，居然找了块木板，在上面练起了书法。困了，眯一会，眼前浮现出一幕幕上学时的景象。自幼偏爱语文，作文比赛拿过公社第一名，还在报上发表过文章。母亲为了培养我的特长，小学里特意跟班教了我三年，初中时华嵩元校长又教了我两年。上高中走读，每天路过黄石街，又跟着的华福震老师写大字。夕阳下的天井里，一块方砖一缸水，几年下来，颜体字有模有样。
　　 宣传科长老崔，是个军转干部，刚从车间主任的位子上退下来。他喜欢吃老酒，一到中午便坐立不安，哪里还有心思做文章？听说锻工间里来了个秀才，赶紧跑过来看看。于是，以培养新人为由，一有任务赶紧跑下来找我。几个月下来，全厂上下都知道，锻工间里有个眼镜，字好，文章也好。不久，正式调到宣传科，专职写通讯报道，出黑板报，整理宣传画廊等。那个时期，县报和日报，基本上每周能发一篇通讯报道，虽然大多是豆腐干，甚至几行字，也很起劲。
　　 团书记姚文兴，老婆是上海知青，回沪后老公可以随调。于是，他也急于物色个接班人。我能说会道，笔杆子还可以，加上领导也赏识，进厂一年多，就成了享受中层待遇的团书记。人家十年的路程，我一年就走完了。
　　 工作比较顺畅，情路却遇到了阻碍。上学时刻骨铭心的初恋，一时断了音讯。我知道，校门外的世界春光灿烂，爱唱爱跳的女同学，很难经得住各种诱惑。加上我自身条件不足，性格偏内向，外貌没优势，家里兄弟姐妹多，经济条件很一般。最主要的，明明知道她与我工作在同一个乡镇，距离并不遥远，却死要面子，不愿意抛头露面出去面对竞争。
　　 心里塞了一团棉花，很憋屈。扎了两支小辫子的黄毛丫头，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明明当初，她给我看她写的日记，说她对我一见钟情。明明当初，她说她真的喜欢我。记忆深处的那一天，放学以后，她故意拿走了我负责锁教室的钥匙，在我眼前一晃而过，我追出校门，不知不觉中伴她走上回家的路。走了一半，却想起没锁的教室，于是一起返回学校，拿起了书包锁好了门，重新走上送她回家的路。乡间的小道，曲折而悠长，来回五公里，两只书包越来越沉重。起初的欢快，后来变成了沉默。天色昏暗，飘起了细雨，两个人莫名地紧张起来。路不平，磕磕碰碰，她的手抓着我书包的背带，不知何时竟抓住了我的手。那一刻，她的眼神很明媚。我很震撼，觉得从此会始终在一起。
　　 遗憾的是，姻缘天定。初恋不过是天边的一片云彩，很绚丽，却很难抓住。多年以后，一次同学聚会时，我问她，当初为什么要分开？她很认真地说：“你不知道吗？你有个伟大的母亲，你的母亲是个娇生惯养的城里人，到乡下教书，跟了你农村的父亲，吃尽了种田的苦头，哪会甘心让下一代重蹈覆辙？你母亲听说我们早恋，马上去找了我的父亲……”
　　 回想起我大哥、大姐的婚姻故事，这事真有可能。
　　 八十年代末，改革风起云涌。我所在的县属企业兼并了另一个县属企业，重组为集团公司。我作为年轻有为的团书记，被提拔为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分管秘书、人事工作。整个公司一千多人，各方面变化很大。我的主要工作，依然是充当笔杆子。这是我的特长，也比较符合所谓的文艺青年的追求。
　　 我的妻子是一个非常瘦弱的姑娘，但不是弱不禁风的那种。她年轻时很率真，经常笑，而且笑得很甜蜜。那种无处不在的乐观和豁达，冲淡了我的忧郁和内向，牢牢地吸引住我。我们相恋时，她也只有17岁。妻子是城镇户口，毕业后也分配进厂，成了我的同事。她从小跟着奶奶长大，远离父母，吃过很多苦，表面上阳光灿烂，骨子里却很坚韧。
　　 妻子刚满20岁，我们便结了婚。为了分房子，得罪了我的顶头上司。于是，工作变得不顺畅，十年里徘徊不前。幸而从小有追求，那个年代文艺青年共有的梦，始终在心里。
　　 工作还是老样子，弄不完的“八股文”。写作也少了那份激情，觉得脑子里很空虚。一时心血来潮，租下了我工作单位的家舍门面房，利用业余时间开起了小书店。书店对面是前洲中学，我曾经的母校，父亲退休前也在那里工作。市口还不错，经营一些文具和小礼品，书刊反而不是主要的。白天里父亲和丈母娘轮流守着，早、中、晚三个时段，学生可以自由出入校门，我们全家总动员，有时忙得像打仗，生意很火爆。赚了钱，可以买更多的书，生活也更充实。
　　 慢慢地，生意冲淡了我的初心。我觉得，经商并不让我感到羞耻，反而很坦然，坦然地面对一切。
　　 赚钱是一种需要，有时也能成为动力。文艺作为爱好，是精神上的寄托，物质也许更重要，能让你更快地接近梦想。理想和现实，也许并不矛盾。我想做更多更大的生意，去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们夫妻俩，小事情经常争论，大事情始终一致。目标一旦确立，我们便急不可耐。大清早，夫妻俩跨上摩托车，去红梅市场进文具，去南禅寺淘书刊，一晃就是一整天，忘记了吃饭。由于眼光精准，我进的文具回去后经常被一扫而光，进的小礼品也非常的热俏。那时的中学生流行过生日送礼物，要有漂亮的包装，要写情意绵绵的贺卡，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时间久了，小姑娘喜欢找眼镜叔叔包礼品、扎花带，小家伙们干脆把钱一扔，豪爽地直接让我帮忙挑选礼品，甚至偷偷地请我写贺卡。呵呵，谁叫我写的字漂亮，写的词动人呢？
　　 生意越好，信心越足。小店里增加了租书项目，照例要付押金才能出借，我却拿本练习本，让学生自己填写姓名和班级。我觉得，喜欢看书的人，品行一般不会太差，而且租金一天才几毛钱，借了不还的人应该很少。彼此间的信任，远比金钱重要。
　　 过年时，小伙伴们陪我去街上卖洋泡泡，妻子支一张钢丝床，搬一些店里的小玩意放在旁边卖。熟悉的人很奇怪：“你们有稳定的工作，为啥还要出来练摊？”我们笑笑：“业余爱好，喜欢就出来玩玩。”妻子有个男同学路过，以为她日子不好过，转身回来把一堆布娃娃全买走了。
　　 节日里，我们还去其他学校门口摆摊，认识我们的老师大惑不解。过了几年，我们又在前洲二中门口开了家分店，生意也不错。
　　 2001年，我的人生遇到了重大的转折。公司二次转制，市属企业彻底变成了私企，我将被派往新组建的分厂担任厂长。我有些疑惑，与其帮别人干，为啥不能自己下海创业呢？于是，我从老厂里带出来一帮人，开始了艰辛的创业生涯。学生时代偏爱文学，喜欢抄抄写写。青年时期热衷文艺，整天舞文弄墨。想不到三十而立后居然摇身一变，自己开厂做起了老板。企业从小到大，颇有声色。
　　 从此，二十年搁笔，没有认真写过一篇文章。我的文青梦，似乎已经终结。
　　 2022年，一晃已过55岁。在别人的眼里，我已然事业有成，家庭也其乐融融。我的文艺梦，难道真的成为过去了吗？三月里疫情汹汹，窝在苏北足不出户，有时间静静地阅读，偶尔还有些写作的冲动。适逢老家拆迁，张书记要我写一些纪念故乡的文章，我便写了《别了，周家巷》《别了，北七房》。
　　 此后的半年时间里，我在媒体上连续发表了十几篇文章。我发现初心还在，当年的文学底子也没荒废，连续的写作竟让我重温了年轻时的梦想，让我依然可以为自己的爱好而快乐。
　　 退隐江湖，重温旧梦，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心中有梦，自然就有诗和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