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疫情，全县的学校都放了假。小外甥鲍冬梅刚上一年级，学了没几天就被迫离开学校，待在我家上网课。
　　 上网课，原来跟上课一样，老师讲课，学生坐在电脑跟前听课，也跟老师互动，教师提问题，学生回答。据说用的是“钉钉”软件。
　　 如果学生是爱学习的孩子，这种教学方式倒也可以，甚至比在课堂上还要好一些，起码要安静得多，但如果孩子是不愿学习的那种，则学习效果就不好说了。好在有家长在一旁监督着还要好些。
　　 鲍冬梅属于那种爱动的孩子，但有她妈妈在一旁看着，她听课听得还比较入神。
　　 网课，这一疫情中产生的新生事物，引起我的回忆。现在的孩子上的是网课，我小时候则是上的流浪课堂
　　 第一个课堂是后良店的家庙。这家庙本来是后良店村的王氏宗庙，是存放祖宗牌位，供王氏家族祭祀之用的。后来里面什么也没有了，成了我们的教室。我们本来是属于鱼台完小，鱼台完小是总校，设在孙家鱼台的“南庙”。因为学生多，班级多，南庙教室不够用，不得不将新招的学生放在这里。
　　 现在家庙还在，不过只留着最后面的“正殿”，即当时我们的教室。南面的大门以及进门后的左右耳屋因为公路拓宽被拆掉了。这“正殿”开放以来又供奉起祖宗的牌位来了。里面有著名的进士王金相的画像，还有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此活动的图画，是王永祥老师画的。
　　 我怎么上的小学，现在记忆已经模糊，好像先到总校登上记，又来到后良店“家庙”的。反正是一年级伊始就在这家庙里上课的。
　　 当时有位叫袁军的老师在那里教课，兼着当班主任。这人十七八岁，白净面皮，说话喜欢笑，对人态度极为和蔼，我对他印象很好。每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睡在耳屋里的袁老师还没起床，我就到校了。我人小，也不知好歹，敲得门咚咚响，一面喊着：“老师，我来了！”好像个人物似的。这时候，袁老师就披上衣裳起了床，笑着给我开了门。可是学校里同学们都没来，只有我自己一个学生，我也不知怎么熬过时间的，直到同学们都来了，老师才指导我们上自习。
　　 也很奇怪，按现在的说法，那叫缘分，袁老师特别喜欢我。他经常在课外活动时间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也就是宿舍）。他教我画画儿，我画了好多，但印象最深的是画工厂的烟囱。记得开始画的是铅笔画，后来是水彩画。画了很多。可惜我的记忆力不怎么样，除了烟囱，都记不清了。
　　 上下课没有铃声，用的是哨音。上课的时候，别的都记不得了，只记得一堂课没写成一个“聽”字，这个字的真笔字笔画太多，非常难写。另外上算术课练习加减法我一直听不懂，做题就错。
　　 每天同学们都在教室里午休，有睡在桌子上的，也有睡在桌子底下的。午睡毕，老师带着我们到后河（鸡龙河）洗洗脸，清醒清醒头脑，然后回来上课。
　　 袁老师给我代课的这段时间，是我最幸福最快乐的日子。
　　 可惜不久袁老师走了，说是上中学去了。代替他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徐松老师。徐老师脸黑乎乎的，很有劲的样子。他参加过淮海战役，满肚子故事，常常讲给我们听。他常常带着我们到后河去玩。他喜欢吃生螃蟹，有大一点的同学就捉螃蟹给他吃。他吃螃蟹的样子我印象很深：先用手掰爪吃，小爪吃完了就吃大爪，吃完了爪子就把螃蟹肚子上的盖儿揭掉，用嘴咋螃蟹肚子里的东西，吃得津津有味。按现在的眼光看，这老师太不文明。但那时候我觉得很正常，我父亲就曾经把活螃蟹放在蒜臼里和着辣椒捣了做酒肴。
　　 在家庙的这段时间里发生的故事，都在我的长篇小说《风雨流年》中写了不少。不过那是小说，好多是演义的。
　　 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的课堂挪到前良店去了。这是一个破院子，没有院墙，只有三间老屋。徐老师继续给我们上课。在这里没有什么很深的印象，只记得徐老师的妻子也跟着徐老师来了，一个跟我小一两岁的儿子也来了。他们经常推磨做煎饼吃。
　　 还记得，一个乞讨的小女孩有一次来到学校附近。那孩子大约七八岁，用两只手捧着一块干煎饼啃着。她的所有手指都往外流着脓血。当时我也没有什么情商，好像没有多同情，但是这一镜头让我终生难忘，六七十年了，女孩的形象动不动就从我的脑海里跳出来，让我难受。
　　 还有一件事，不知为什么，我跟一位女同学打了起来。那女同学哭个不停，喊肚子疼。徐松老师便给她下针（徐老师懂点医学知识，会针灸）。小时候做的事，长大后往往不好意思。好在那女同学也泼辣，能说能笑的，早把这事忘了。
　　 不久我们又挪到后良店油坊上课了。那个油坊好像刚停业，打油的工具都在。屋里光线暗淡，还散发着浓浓的油腥味儿。我们就在工具之间的空隙里坐着听课，老师怎么讲的课也记不清了。
　　 在这里大概时间不久，我们的课堂便挪到鸡龙河北岸的老古窝。在那里学了一段时间后，我们便迁到孙家鱼台分校。徐松老师一直跟着我们。在这里我为了对付那些欺负我的大同学，上课时常常就着墙壁练拳头。因为调皮，经常把徐老师气得脸发紫。大概那时候他遭到了学校的批判，情绪也不好，动不动迁怒于我，批评我不懂事。其时当时是1957年。
　　 也不了解是什么原因，分校也不让我们待了。我们不得不把课堂挪到户外。那是夏天。我们常常在村头的树底下上课。老师在树杈上挂一个小黑板讲课，我们就坐在下面听。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我们的课堂又挪了，挪到尹家鱼台村的三间老旧的房子里。那房子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危房。可能我们搬进去之前，房子刚刚用石灰粉刷过，看出来墙壁还湿漉漉的，白一块黄一块。那石灰的刺鼻的气味熏得我头疼，至今想起来头还发晕。
　　 我真正来到总校南庙是到了三年级。算起来，一到二年级，课堂换了七处：后良店家庙——前良店——后良店油坊——老古窝——孙家鱼台分校——户外——尹家鱼台。虽然换了那么多地方，可从来没有耽误上课。就是这茬学生，在1961年的升学考试中升学率占了全县的前三名。而我这学习不够自觉的学生也顺利考进莒南一中。
　　 现在看看小冬梅坐在电脑前认真地听老师讲课，不禁感慨科技发展之快。疫情再严重，人也是有办法的。信息工具不断更新，人无论多么远的距离都能像在眼前一样相互交流。这是了不起的进步。
　　 学习应当有个好的条件：好的老师，好的教室，好的教材，好的教学工具。但是我们不能唯条件论，恶劣的教学条件未必不出人才。抗日战争时期，因为日本的侵略，好多大学在原地不能办了，于是迁到云南，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照样培养了好多又红又专的人才。当前虽然不能在教室里上课，但是上网课同样弥补这一损失。去年一中考了好几个清华生，这足以证明，条件不是成才的唯一决定因素，主观努力才是成才的主要因素。
　　 2022.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