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有个东新街，东新街有个自由巷，自由巷里有个6号院。六号院是古城里的一个巷子，在城的东厢，紧挨着城墙。原先有过一个大门，关了门就是一个院子，后来，大门不在了，只剩下两垒青砖的门柱，圮废的沧桑，留给了夕阳残照。大门没了，大院就成了一条窄巷子。我家住在六号院，我在这个院子里长大，直到城市改造拆迁，住户都搬走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过去的老街坊们遇见了，依然亲切，拉着手问长问短，问咱院的谁谁咋样了，说谁谁不在了，便忍不住得唏嘘。
　　 本来，院子挺阔，路的两边排着一家一户，多是一进室的蜗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人开始在门前搭起了灶房，人学人样，逐渐，这院子就盖满了，挤成窄窄的巷子，路，也成了过道，人对面走来，插肩而过，下大雨，房檐水便从走道的中间瀑布般泻下来，你从下面过，仄憋的，伞都撑不圆。记得，我第一次带我女朋友来家，她说：你们这里好像是“野火春风斗古城”。“野火春风斗古城”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电影，王晓棠、王心刚主演，抗日剧，讲的是党的地下工作者金环、银环姊妹俩不畏艰险同敌人斗争的故事，电影里的环境就是这样曲曲折折的细窄巷子，如迷宫。是的，六号院，细长，牵头驴进来，你得倒着出去。
　　 我十七岁当兵，如今，离开六号院已经五十三年了。如今房拆了，路拓了，出门就是红火的夜市。
　　 记得院子里住着二十几户人家，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各色人物都有，故，称为大杂院。好像大家都浑浑噩噩地活着，早出晚归，挣一碗饭吃。虽穷，却祥和，平静的如古老的岁月，随遇而安。女人们串门，唠唠家长里短，男人们常聚聚，猜拳喝酒，谁家添了件新东西，大家都来瞧瞧，谁家做了好吃的，端去给邻居尝尝，谁家缺了啥，找邻居借，谁家出门去，把家门钥匙留给隔壁。家家敞着门吵吵闹闹，孩子们在院子叽叽喳喳的疯跑。在都市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就这样住着一户一户的世俗的平民。
　　 一天，文革开始了，大字报上墙了，红卫兵上街了，街头的大喇叭响着“最高指示”和“造反有理”，喧闹打破了大院往日里的平静，很快，这个大杂院被裹挟到政治风暴里，人人命运跌宕，家家起伏沉沦。
　　 六号院进院的东边第一家是个大户，听人说是个华侨，那年被红卫兵抄了家，折腾了一夜，人叫狗吠……天亮了，看见大柜小箱包袱衣物字画书报堆了一堆，我看到一个高大的穿衣镜被打破了，玻璃散落一地……他们家是怎样的，记忆里我很模糊，独院，花砖镂空砌的矮墙，院子里长着一棵粗矮的桂树，日常里总会见到一个女子在桂树下拉小提琴，琴声悠扬。秋天一到，桂树开满米黄色的花……她后来怎么样了，并无人知晓，也无人打听。只是，在那次抄家后，一家人就离开了六号院，消失得无影无踪，还有那个拉小提琴的女子……那时，我们这些穿着补丁衣服的孩子们和她，如同一堵无形的墙，隔着时空。
　　 老孙头疯了，他把一根大钉砸进了自己的脑袋里。我们叫他孙大爷，叫他老婆孙妈妈。孙大爷是东北军的一个连长，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被软禁，东北军被遣散，孙连长留在了古城住进了六号院，在中院，和我家斜对门。解放后，孙大爷一家靠拉架子车钉鞋捡破烂过活，穷家如黑窑，满院子传说红卫兵从他们家挖出一罐子银元，就那破屋？谁信呢？据说，孙妈是孙大爷从山里抢来的。老两口被挂上“历史反革命”的牌子在中山门街区批斗游街……孙大爷疯了，自杀了。孙妈活了很久，常年叼着大烟袋，黑瘦黑瘦的，干瘪的，如同一杆枯木。孙妈眼睛大，能看出来，曾经，就是个美人。记得我母亲给我说，我很小时候，孙妈喜欢逗我：“快去看看吧，你家的门扇子让人背跑咧！”我一听就往家跑……他家的老大铁柱，小名叫柱娃，我叫他柱娃哥。柱娃哥娶了彩莲嫂子，生了个女儿……一天，柱娃哥笑眯眯端着一个瓷缸子递给我：“你尝尝，这是你彩莲嫂子的奶，你也喝一口。”那味道我至今没忘：温，淡，奶腥。
　　 我家隔壁老李头自杀了。老李是个老工人，在东门里的光华制帽厂做门卫，看大门。他单身，一天到晚手拿着个半导体收音机，嗞嗞咔咔地响……有人揭发说他偷听敌台。一天中午，他从城墙上跳了下来……前几天我弟还和我说起了当年的六号院，说起了老李头：“至于吗？一个看大门的，就是真听了敌台又能把你怎么样？！”我说，你不懂，那个年月，人都跟打了鸡血似的，狂热得六亲不认，人们被“革命”洗了脑子，你若被“反革命”了，你就会自我否定，你就会恐惧得……“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自惭形秽，一死了之。在“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老李知道今后会是怎样的日子在等着他，他能不恐惧吗？老李头只有死。
　　 六号院巷子很深，脖细肚大呈葫芦形。后院，就是个兜，一圈住着周家、洪家，打铁的郭家，杀羊的回民张三家、李家……有七八户。郭家和周家是独院独户，各自扎着院墙。
　　 后院，总是那么神秘。比如，周家，周老爷子也是东北军，团长，比中院的孙大爷的官大。在我的印象里，他高大的个子挺直的身板披着黄色的呢子大衣，手拄拐杖，张口就是一句“妈恁个巴子！”一口的东北腔，一副旧军人的做派。周老太太出门也是拽得富态。一次周妈路过我家门口：“咦，你家怎么挂了个红门帘子？”原来，我家三弟带着小弟围着火炉烧粉条吃，小孩子只顾了玩，并没有留意，火苗引燃了屋里的隔帘，火上了墙……似乎，周家老两口就一个女儿叫宝云，而宝云却生养了五六个孩子，小本、小喜、小泉、小燕……我不知道他们一大家人靠什么营生活着。我从未见过他们家的女婿，周家女儿宝云面目娇好，身姿婀娜，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她常年旗袍，打扮妖艳，常不常带各式的男人来家，院子里的人们常在她的背后指指戳戳，嗤之以鼻，说她是“半开门”。那时，我们还小，我并不知道半开门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她的孩子们没有父亲，只知道她的孩子们手里总有好吃的好玩的，让我们垂涎。现在想想，也是，那年月，不好活，一个女人，为一大家子吃喝，不这样，又能怎样？
　　 周家的孩子们，大儿子小喜患了精神病，跑到院子里打人，被用铁链锁在了家里，激素吃得脸胀如盘，有些瘆人，后来就病死了。二儿子，跑单帮，做些小买卖，三儿子叫小燕的，成了混混，偷。前日里听我小弟说小燕死了，暴尸街头，人死的很难看，瘦得没有了人形。我说是吸毒吧？小弟说，他哥小泉还给院子里人说，送送小燕吧，都是一起玩大的。宝云的大女儿，叫小本，年龄比我们大，曾是我们一个学校的，学姐。记得，一次，在学校我和人打架，她把我拉回了家，还用手绢给我擦去鼻血，事后，我母亲买了块新手绢谢了人家。
　　 西安的回民分东西两片，各有各的清真大寺。西头回回多是本地人，聚居在西大街洒金桥一带，叫回坊。东头回民散居在我们城东这一片，多是逃荒来的河南人。后院张三家宰羊卖肉为生，那些年里，每每隔不了几天，你就见张三牵着几只羊进了巷子，有时是山羊，有时是绵羊，不多时，白衣白帽的阿訇就来了，胳膊夹着蓝布裹着的屠刀……穆斯林的规矩，禽畜得由阿訇念经由阿訇宰杀，不由阿訇放过血的是不能吃的，不宰而死也是不能吃的。后院的大棚下，羊被放倒咩咩叫着，几个人按着，刀抹了羊的脖子，盆子接着血，鲜红的血冒着热气泛着沫子……他们用小刀在羊的后腿上割开一个小口，用铁钎捅一捅，贴上嘴巴用力吹气，眼见着羊膨胀了起来，他们一边吹，一边用手拍打着，然后，吊起来剥皮……院子里的小孩子也常去围观张三杀羊，腥膻味扑鼻，在院子弥散，久而久之，人们也就习惯了。那年，我三弟推铁环在院里跑，就是撞倒在张三家煮肉的大铁锅上，折了胳膊……记得，张三的二儿子叫木吒，拿着短柄的钉耙，背着麻袋去城外垃圾场拾荒，垃圾堆里扎破了腿，感染了炭疽，一条腿坏死被截了小肢，拄了拐棍。我们两家关系很好，来往勤，张三常羡慕我家孩子学习好有出息，常叮嘱他的孩子们要向我们学习。不知现在木吒怎样了，自拆迁后，我再未见到过他。
　　 后院有棵老槐树，老槐树下是老李家，也是回回，很穷，也很窝囊，一个黑屋子，除了锅灶就是破烂的被褥，真真的“家徒四壁”。老李家有两个女儿，二女儿和我是同学，外号叫“小眼”，人长的黑，学习也不好，常被她母亲责骂，有时被她妈妈满院子追着打，骂的话特别难听，一个老女人骂一个女孩子……我离开大院后，不常见她，后来，拆迁安置，我父母又和老李家住在了一个小区里。我有时回家看望父母，碰上了，都尴尬，她问我：“你爸身体可好？经常见他在院子里溜达……”。我说“还好。”便问她：“还好吧？住那栋楼？你姐还常来吧……”她一直未婚。小学同学几十年不见，也是前些年联系上的，同学聚会，第一次见面，我对她寒暄：“孩子在哪儿上班，抱孙子了吧？”她没有回应……“你不知道？她没结过婚！”另一个女同学悄悄告诉我。我顿时傻了：“哦。”后来才知道，她父母已经不在了，她姐也离婚了，和她住在了一起。
　　 哦，快七十岁了，一个女人这一辈子。“小眼”脸大，眼小，肤色黑，脸上有雀斑，年龄大了，脸上皮癣似的斑斑驳驳的，她木讷，不太说话，或是自卑吧。同学聚会，AA制，大家不会让她掏钱，知道她吃低保。
　　 只要听到“叮叮当，叮叮当”，就知道后院老郭家开炉了，后院老郭是个铁匠。大女儿在公社（如今叫街道办）当干部，大儿子教书，小儿子叫郭飞，和我同班同学，一起玩大。他们家比较阔绰，在我的印象里，无论是生活还是住房。我二弟说，记得，一天夜里下大雨，咱家的老屋的天窗被雨水泡烂了，垮下了一大块泥土，呼啦一声，刚好砸在了我的膀子旁，惊醒了咱爸咱妈，把咱们拉起来跑出屋子，那天夜里，就是叫开老郭家的门，把我们安顿在了他家，我还记得，他家的床真大，我们在床上蹦达嬉闹起来……是的，那年，大暴雨，夜里，我家的房塌了顶。后来，在屋的对面，我家的一片菜地上，盖起了新房。六九年，我当兵走了，再见到郭飞时已是四十年后，是在小学同学聚会上，都老了，我还是一眼认出他来，惊呼着，分别时是青葱少年，再聚首已是白发老人。俩老汉拥抱在了一起。他在汉中一个厂子上班，退休了，老两口回到西安住在东郊的孩子家。他舞跳的好，交际舞，跳国标，他演示给大家看。他说，他多次在省市和省市以外的比赛中获奖。他说，他媳妇是回民，他也入了回教，做了回民。
　　 我家对门住着崔家，天津人，据说，崔老爷子旧社会在天津开过银号，崔妈大学生，会日语，曾给日本人做过翻译。他家大儿子是个哑子。哑子是个高个子，高鼻大眼，长的很帅气，穿戴也很干净利落，平日里端个小板凳在门前静静坐着看报纸……他的报纸会积攒起来叠得整整齐齐，任何人不能动，谁动，他会呜呜哇哇和谁急……那一年，他失踪了，一家人满世界找，最后，人们在城的西头护城河里发现他的尸体。哑巴如何在这里，无人知晓，成了一个谜。崔家三女儿叫“丫头”，后来，可有出息，考上了大学，研究生毕业，在市上妇联当领导呢，前些年电视上常露脸。
　　 还有南隔壁的老惠一大家，住的是光华制帽厂的公房。早先老惠一个人在西安做工，河南留下老婆和一群儿女，我们这里叫“一头沉”，后来，老惠陆陆续续把老婆和孩子们接到了西安，安了家。我们两家的孩子都是不同年级的同学，处得跟一家人一样。课后一起做作业，一起玩耍，惠家的男孩叫保定，是我的小迷弟。他们家有个二姑娘叫“小女”，比我小，叫我哥。她常找我家借水桶和扁担去街上的水站挑水，我还给她补习过功课。我下乡，在六号院再遇上，她劝我不要抽烟……那时，在农村我刚学会了抽烟。六九年夏天我从农村回城，一天，我正在里屋洗澡，突然，她掀起门帘走进来找水桶，我慌得抓起单子顾头不顾腚得藏了起来，她愣住了，一瞬间明白了什么，红着脸跑了。当时，把我臊得，好长时间不敢正眼看她。邻家有女初长成……嗐，一晃，五十多年了，都老了，现在都成了爷爷奶奶了。
　　 六号院，留下了我童年的脚印，也留下太多的记忆。还记得，那时人们生活条件差，孩子多，也都不金贵，院子里跑。孩子们聚在一起摔“包子”、弹弹球、跳“房子”、跳皮筋……都是大娃带小娃，鼻涕来嗨的。记得，吃水要到巷子外的水站去挑，大桶小桶叮叮咣咣得挤着排队，扁担忽悠悠，一路水迹洒进了家里；记得，每天傍晚，清运垃圾的工人师傅摇着铃铛走进巷子提醒住户垃圾车来了……我们举着装满垃圾的篮子追着车跑，车厢上弯腰接我们篮子的清运工人穿着一身厚厚的帆布工装，脖子上裹着白毛巾，帽子两边垂下的布帘遮着耳朵……尘土飞扬，竹篮乱滚。
　　 记得，工厂下班的汽笛声响起（我们叫“拉卫”），各家的女人开始出出进进忙活起来，炒菜下面，烟火气饭香味在小巷里弥漫开来。记得，华灯初上，放学后老师家访，老师的身后跟了一群小孩子嘻嘻嚷嚷看热闹……
　　 还记得，我家门前的大梧桐树，枝繁叶茂，春天开满了紫色的花，如同一个个小喇叭。夏天，落下桐果，一个个古铜色的圆果，恰似龙眼。秋天，落叶满地。树下就是我家的灶火，半截牛毛毡搭的灶房，春夏秋冬，无论是暑热严寒还是刮风下雨，每日清晨，母亲总是裹着头巾，在灶火前忙碌着，噼噼啪啪拉着风箱，不一会，热气腾腾的蒸馍就出笼了……
　　 斗转星移，岁月匆匆如风。随着拆迁，随着这一代人老去，六号院的故事飘落在了历史的尘埃里……留下的只是这些零零碎碎影影绰绰似真似幻的记忆。
　　 人生随风而逝……
　　
　　 2022年11月10日于浐灞半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