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农历十月初一，寒衣节，回老家送寒衣。从村子那个高高的平台前路过，在那里的老碾子，不见踪影了，连碾盘也好像不在了。
　　 这一碾一盘，一对老搭档，是我平素每天都能见到的古物件。它们两个，究竟是啥时候到这里来的，在那里悄无声息地存在了多少年，满村子的人，没有人能说清楚了。我曾问过父亲，村子里的那个老碾子，是什么时候买来的？父亲说，他的爷爷从记事时起，老碾子就在那个老地方，就是那个老样子。
　　 我们村子现在是陈氏一姓人，属一祖之后，清中叶从庄浪县迁徙而来。陈姓人来此地之前，有姚姓，文姓，张姓。三姓同居一村，后来姚文张三姓人，不知道以什么样的原因迁移走了，独留陈氏一姓。说不定老碾子是他们三姓人中，那一姓人买来的，还是他们三姓人联合出钱买来的，也说不定是我们陈氏先祖买来的。
　　 在古代，在偏僻的农村，一副石碾子，绝对是一个超大物件。半尺厚，近两米直径的碾盘，直径约八十分的碾滚子。两件石家伙，估计也有几吨重。我们这里全是土山土沟，除了河滩里有鹅卵石，再见不到石头。听父亲说，我们这里的石磨，碌碡，石碾，都是从碌碌山运来的。百度搜不出碌碌山，倒是白银市会宁县有一个碌碡山，究竟这副石碾子是从那里运来的，反正离我们方圆几百里之地内没有听说有买石碾石磨的地方。
　　 在当时，用人工将巨石凿成这一副大物件，所费的功夫，流淌的汗水不知有多少，那么，它的价钱肯定不菲。姑且不说价钱，更困难的是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是用畜力车，还是用人力。用畜力车，当时有能载动那么笨重的石家伙的车吗，用人力，是用什么办法运来的。缺少依据，实在说不清楚老碾子的身世了，更说不清楚老祖先为了能吃上一口米，究竟付出了多少艰辛。
　　 老碾子的碾盘是用坚硬的青石凿成的，青灰色。碾滚子是团沙石凿成的，它的外表像个狸花猫，大致呈浅红色，夹杂着一块一块圆形的椭圆形的青绿色。控制碾滚子的是一个结结实实的方形榆木框子（榆木最硬，最牢实），框子的两侧凿的方眼里，安着两个生铁方柱，靠碾子的一头是圆锥形，镶在碾滚子两侧的凹形生铁窝窝里。榆木框左面凿有上下垂直的圆洞，套在碾桩上，碾桩镶嵌在碾盘中的圆孔中。碾桩插得很深，很牢实，将大碾子控制得稳稳当当。大木框前面凿有两个小圆眼，插上木杠子，人推或毛驴拉动碾滚子，碾米。
　　 在我刚能记事的那时，家里还有粮食碾米。母亲端上满满一簸箕谷子，父亲牵上毛驴，在套毛驴之前，父亲给毛驴先带上“捂眼”，捂眼就是用草帽辫儿用针线串成一个的草碗碗，扣在毛驴的双眼上，让毛驴盲走，不戴捂眼，毛驴不走。再用犁地用的套绳，碾杠子拴在毛驴屁股后面的套绳的横担上。用一细棍子，一头拴在碾框子上，另一头拴在驴笼头上，顶住毛驴的嘴巴，防止毛驴刁吃碾台上的米。
　　 毛驴使劲地绕着碾台拉着碾滚子走，只能闻着米香，但它想吃一口米，那个小棍子顶着它的嘴，毛驴只有拉碾子走的分儿，它只能吃谷糠，不可能吃上一口米，这就是上苍赋予毛驴的命。
　　 母亲把谷子倒在碾桩子周围，随着碾滚子慢慢的碾压，谷粒儿退去糠皮，慢慢地向外溢出，形成一个小米混着谷糠的圆圈形小棱。母亲把溢出的小棱揽进簸箕，用簸箕簸出糠皮，剩下黄黄的小米。
　　 碾米是个技术活，要随时掌握碾桩子周围谷子的多少，搭的谷子多了，碾滚子下面谷子厚了，谷粒承受的压力不够，谷糖皮退不掉。搭的过少，谷子薄了，米粒就轧烂，碾成谷面。
　　 我们这里的农村人，改革开放之前，没有见过大米。吃米都是用谷子或糜子碾的小米。小米除了炖米汤（稀饭），最常吃的是“捞饭”。捞饭的做法和现在做大米米饭的做法一样。母亲蒸熟小米，只切一些小小的洋芋丁丁，炒成糊糊的洋芋丁丁菜，拌着米吃。吃一顿捞饭，也是平常生活的一次改善。吃小米也是老百姓吃粗粮的“精细”的吃法了。如果把小米磨成面粉，发酵后，烙成馍馍，叫“米黄儿”，那就更奢侈了，一般人，吃不起。
　　 那时，村子里的人，对粮食的加工，主要靠石磨和石碾。石碾除了碾米，将喂牲口的油渣也砸成小小的块儿，拿去在碾子上碾成油渣末儿，拌草。抽旱烟的人，将烟草杆儿晒干，铡成一寸左右的小节儿，在碾子上轧碎。将“料疆石”（一种浅红色的易碎的粘性石头，大多石心是空的）砸成小渣儿，在碾子上碾成细石末儿，用箩箩筛出石渣儿，细如面粉。用胶水调和成泥，抹在炕墙上，用玻璃瓶或碗背抹的光光亮亮，再用颜色一染，或画上自己喜欢的图案，类似现在的墙面砖，在那时是最豪华的室内装饰了。
　　 在经济条件落后的广大农村，石磨石碾，是人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农具。老碾子，由于年长日久的使用，碾滚子和碾盘磨得光光滑滑的，碾盘面靠近边缘的部分，磨成凹陷形。全村的人都无比珍惜，碾框子碾桩子坏了，人们都争先恐后地修理。
　　 小时候，老碾子所在的那个地方，是村子里最热闹的地方。老碾子的一边有一个很大的水泉，全村子的人都叫“碾子泉”，水是从沟渠引来的，全村子的牲口都赶在那个大水泉上饮。有闲时间，女人们都在泉边上洗衣服，说说笑笑，家长里短。在碾台前忙着碾米的，在周围有没事干闲聊的，孩子们跟着大人嬉嬉闹闹，吵个不停。
　　 老碾子那里，人气最旺，是全村子的“新闻”中心，大家都叫这里是“牙茬骨台”。各家各户的琐碎事儿，虚虚实实的闲话，似有似无的绯闻，来路不明的小道消息，通过老碾子那里，都能迅速地传到全村。
　　 每逢夏月天，碾盘上是孩子们办“泥炮”的理想平台。背靠我们村子的半山上，有一个红土沟，叫“红沟”，几里之外就能看见那道红沟。沟底常年湿漉漉的，我们小时候，就从红沟底用手抠上一疙瘩“红胶泥”，在碾盘上揉捏一会儿，墩成四方形泥墩墩，用肘关节压一个窝儿，搬起来，高高举起，右手将泥窝儿朝下，狠狠甩到碾盘上，“啪”的一声，能震出沟里回声，树上的鸟儿也受到惊吓，逃之夭夭。孩子们你方“办”罢我登场，互相比赛，看谁的泥炮最响，泥渣子溅满全身，也不顾及，只图高兴。有时候，孩子多了，为了争抢碾盘而拳脚相加，拉架的，助阵的，怂恿的，一场“战斗”结束以后，扫兴而归。第二天，又忘光了前一天的事，又重新厮混在一起了。
　　 后来，到了特困时期，人们都将仅有的一点粮食，都在石磨上推成面了，连皮带糠都填不饱肚子。吃米，那简直是奢望了。老碾子在那里静静的，无事可干了，闲置了多年。任风吹，任雨淋，也无人打理了。碾框子，碾桩子，裂开了口子也无人理会了。老碾子清静了，但村里的人并没有清闲，都为各自的生计而劳碌奔波得更忙活了。
　　 改革开放，村民分得了责任田，粮食打多了，又有吃米的条件了，但是老碾子并没有被重新启用而发挥它的余热。随着工业迅猛发展，大多数村子里很快安装上了磨粉机和碾米机。人们再不用推磨子磨面，再也不用拉碾子碾米了。
　　 现在农村人也有钱直接买商品面粉，想买大米有大米，想买小米有小米。农村产的粮食也直接卖掉，吃现成的米面。果农菜农更不种粮了，所有吃的用的，全买，过上了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由此可见，普通老百姓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白驹过隙，沧桑巨变。尘世间的任何事物都在变，新陈代谢是所有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农村有了农机耕作，昔日的“二牛抬杠”的耕作方式和老碾子一样，被永远地淘汰了。
　　 老碾子不见了，就连那个“碾子泉”，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干涸了，村子里的水泥硬化路从旧泉址上通过。
　　 老碾子去了哪里？我没有来得及打问，或者被人埋掉，这样也好，它本来就来自于大地，回归大地，可能是它最好的归宿。或者被人弃之于某个僻静的角落，独享它难得的清闲！
　　 老碾子在村子里待了几百年，也为这个村忙活了几百年，是全村人的亲密伙伴，陪伴了一辈又一辈，相处了一代又一代。它是这个村子发展变迁的见证者，它目睹了这个村子里的人的幸福与苦难。而今，它终于可以歇息歇息了。
　　 世间万事东流水，恬淡安然化梦中。我总是时不时地想起小时候，乡亲们在碾台前一边手里忙着活儿，一边吆喝毛驴快走，似乎还能听到那时老碾子碾米时，碾框和碾桩磨擦而发出的“咯吱吱，咯吱吱”的声音，似乎还看到那时每逢冬天，拉碾滚子的毛驴头上冒着的热气，气喘吁吁的样子，一切似乎并不遥远！
　　
　　 2022.11.14于甘肃静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