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欧阳修，世人莫不知他是宋代著名的大文学家、史学家和政治家，曾因参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而遭贬。仕途虽然坎坷，但却门生林立，唐宗大八家中，其身后五人，或是他的门生，或受过他的提携，死后更是名垂青史，流芳千古。然近读欧文，却甚感此君，原来也是一“狂傲愚犟”，不知天高地厚之徒。
　　 何以见得？先看此君之“狂傲”。宋明道二年，仁宗赵祯结束了长达几年之久的母后临朝历史，开始亲政。当时的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形势日趋严重，内忧外患日甚一日，天下志士莫不忧虑，把改革朝政、振兴国运的希望寄托在仁宗亲政上。这年4月，素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学者范仲淹被拜为右司谏。此时，年仅27岁，刚刚当了二年“西京留守推官”的欧阳修在范公上任不久就对其上书批评其“拜命以来”未能及时向仁宗进谏以诓正朝政时蔽，又以唐阳城身为谏官却五年不进一谏被韩愈斥为不贤相激，提醒范公当好谏官。“留守推官”何大的一个“官”乎？大约相当于现如今县级部门的“副主任科员”或乡镇长助理之类，恐怕连朝庭命官的正式“品级”都挂不上的官员罢了！这么个小吏，竞然敢不知天高地厚对年已44岁，在朝野上下颇俱声望的范司谏的为官之道指指点点，不是狂傲之“徒”谁能有此作为？好在范公邪量若诲，并不计较，反将其视为“志同道合”之士，否则，向仁宗进谏一折，只是“狂妄不羁，非议朝臣”一条，足可摘除他小小推官的乌纱！更有甚者，二年后的宗仁宗景祜三年，范公因经常议论朝政，又向仁宗上递《百官图》，提出当朝百官，那些人是从正当渠道当上官的，那些人是靠着宰相吕夷简等权贵的关系爬上来的，要求朝庭肃清官场歪风，结果获罪宰相，被贬职饶州，几个为范公进言辩解的朝臣，也被视为“朋党”一并遭贬。按说此事与他殴阳修无有干系，更何况当朝诸臣纷纷躲之生怕沾上这一是非，就连谏官高若纳也对范公被贬之事在朝缄口不言，在下还为讨好宰相对范公进行抵毁。可时任监察御史这么个八品小官的殴阳修在听到此事之后竞然写信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左司谏高若纳，骂人家身为谏官，却不为范公进言辩解还私下抵毁范公，是趋炎附势，趁人之危的小人，非但不才，更是“君子之贼”;身为谏官，不帮皇上辩忠奸，眼见贤达遭贬待罪还能出入朝中面不改色，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骂得痛快淋沥！未了还说你高若纳若认为范公不贤当遂，那我今日此书正好说明我是范公之“奸邪之党”，你正好拿着此信上朝告发，“使正予罪而诛之！”咄咄逼人，若非狂傲之“徒”，安有如此胆识与勇气！结果，高司谏一怒，持此封《与高司谏书》上朝，他随即被贬出京城，作了夷陵令！这简直是自讨苦吃！
　　 说他“愚犟”，也不无依据。宗仁宗庆历三年（即公元1043年）范仲淹，富弼，朝琦等复被朝庭重用推行“庆历新政”，殴阳修亦被召回京城作了翰林院馆阁校勘。“庆历新政”遭到保守派反对，攻击改革派结朋为党。殴阳修虽因支持范仲淹等人的改革措施被列为“朋党”，但就他当时的官位与在“庆历新政”中的作用而言，不过一小卒罢了。倘若他能审时度势，只要暂且沉默，静观变化，再见风使舵，凭借他的学识、文凭与才华，定可为两派争相“团结、争取”的对象，对其仕途，绝然不是坏事。熟料，此君竟不谙此道，又不甘寂寞，上奏一封《朋党论》，旗帜鲜明地指出朋党“自古有之”，区别在于君子是“以道为朋”而小人则“以同利为朋”。“以道为朋”，则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这样的朋党，是国家、朝庭所需要的！明确表态，自己以道与义与范公等结朋为党，图的是振兴国运。言外之意，保守派则是一群为一已之私利结为一帮，陷害贤达之士的小人了！未了，还告戒仁宗：“夫兴之治乱，为人君者，可以鉴矣！”直接与皇上叫板！在处处充满血腥味的官场斗争中，他如此旗帜鲜明，全然不知明哲保身而我行我素的行为做法，不碰个头破血流才怪！不是“愚犟”又是何种秉性？！事实证明他必遭祸殃：“庆历新政”艰难维持了两载就遭失败，他随即被作为“庆历朋党”贬到滁州。被贬滁州之后，他心中的苦涩唯他自知！要不，年仅40便自号“醉翁”，恐怕仅“狂傲”二字难以述清吧？即便如此，他也全然不把“贬谪”当作一回事，反而认为这是志士为献身国家而遭遇的必要牺牲，毫无悔过之意，还著书撰文，借古寓今，借古讽今，写下了著名的《新五代史》！特别是在那篇脍炙人口的《唐六臣传论》中，继续为所谓的“朋党”呜不平，搞“翻案文章”，说什么，“汉、唐之末，举其朝皆小人也！”君子都被小人，奸人以“朋党”之罪禁锢、陷害了！那些小人“欲去人之国”，“欲弧人主之势”，“欲夺国而与人”就向人主进朋党之说，将君子贤达均以“朋党”治罪，使朝中小人林立而君子难见，最终使人主失国，告诫仁宗不可不察，言外之意，庆历新政失败后，仁宗朝中皆一帮误国奸人罢了！他这般执迷不悟，又不识时务，安有出头之日？于是乎，外放十年不得回京，也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象殴阳修这样“既不能因时奋身，遇事发愤，有所建树，以为补益；又不能依附取容，以徇世俗，使怨疾谤怒丛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的狂傲愚犟之徒，在那个社会是断难仕途风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只有退隐而独善其身、自守清高了！（殴阳修于60岁后屡屡上书请求退隐）即使生于现今也是难有作为的。何言此语？目下官场不就流行“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为官彦语”吗？象欧公这样锋芒毕露，傲骨凛冽的“不听话”之辈纵有满腹学识，赫赫政绩，其若得不到上司一个“行”字，又有何用？不受排挤、非议就是幸事了，安能与善阿谀奉称之徒攀高低？呜呼，天下志士，古今命运如此，不甚衰呼？悲乎？！
　　
　　 2002年11月中写于千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