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忐忑地敲了教授家的门。
　　 “快请进”，从里面传出了令人如沐春风的邀请声。推开门，一位约莫五十多岁，身高中等的人应声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很精神，气场很足，满脸散发着难掩的书卷气，脸上带着和善的微笑，感觉对我的到来由衷欢迎。
　　 这是位与我素未相识的兰大中文系教授。之前我们既无生活交集也无熟人牵线，仅在电话上联系过两次。他是中文系研究生导师，也是本科论文答辩的负责人。
　　 其时我正对论文选题倍感迷茫而无从下手。看到论文答辩通知单上说有什么问题可以和常文昌老师联系时，我内心便蠢蠢欲动，有了向他征询问计的奢望。
　　 当然我知道这“联系”里，绝不外包论文指导的义务。
　　 于是，我抱着试探的态度，鼓足勇气后，带着紧张拨通了教授的电话。我在电话端表明想拜访他，希望他能给予我毕业论文指导的意向后，他稍作停顿，并未推却，爽快地约定了见面日期。临了还特意嘱咐说，来之前一定要电话联系，免得让我白跑一趟。这出乎意料的爽快答应，实在令我喜出望外。
　　 数着约定的日子，我准时拨通了电话。不巧，他说家里恰好有点事，他本人也不在兰州，让我三天后再来。他的言辞间尽显歉意，反倒让我更加不安。
　　 三天后，我早早地乘上了去兰州的火车。一路上，火车在高原上疾奔，宛如一匹脱缰的野马，撒欢地宣泄着自由的力量。九月的西北高原不再苍凉单调，更显古朴厚重，我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和悦目。
　　 “快请坐”。教授一边揭掉盖在沙发上的白布，一边向我解释。“前几日，你打电话时，老丈人去世了，我去了几天，今天刚回来。妻子知道多日不回来，于是就把家里的沙发都用布盖了起来。”他边说边将白布整齐地叠好，还不时微笑着与我拉起家常。话语间散逸出和谐的音符在温馨的小屋飘荡。整理好了沙发，他又为我烧水沏茶，我顿感慌恐不安。
　　 水很快烧好了。教授拿出一包茶叶，特意说那是他去印度讲学时带回来的红茶，请我品尝。受到这样礼遇的我更觉局促不安。见我接过的茶没有喝，于是自己他先端起了茶杯，并示意让我尝尝。我尴尬地微笑着呷了一口，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回了原处。接着他问我工作情况等等。期间并数次特地提醒我喝茶，还亲自给我倒茶。在我要求自己倒时，他婉拒道：“你是客人，不要客气，不要拘束。”
　　 慢慢转入正题。教授问我对哪些作家的作品感兴趣，我略加迟疑地说：“艾青、冯至、田间、戴望舒等。”
　　 他说：“那你觉得对谁的作品最有感觉？”
　　 我嗫嚅着说：“这个……艾青吧，我觉得他的诗歌中有种炽热的情感，一种对祖国深情的凝望……好像很契合他的自我期许——做‘最伟大的歌手’。”到此我不再多说，生怕掉了一知半解的底子。
　　 教授边听边微微点头。直到我有点吞吐地说完看法之后，他说：“那就写艾青吧，他的散文诗很好。写作要遵从你的感觉和心声，切中兴趣点才好。”
　　 那刻，我悬而未决的疑团算是彻底消散了，心头的管涌冒出汩汩的水柱，话也慢慢多了起来。他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我便对新购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宗教情怀》的阅读感受说了一番。期间他依旧没有插话，不住地点头，眼神里透漏出对初出茅庐者热切的鼓励。
　　 我忽然记起，进门那会，教授曾提及今天恰好在兰的原因，是下午要参加系里的一个会。于是，我觉得时间不短了，便表示不再打扰他休息，起身辞谢要走。这时，他“哦”的一声，似乎想起了一件事，招呼我跟他来书房，说要为我找本书。
　　 我激动地跟随他走进书房。眼前的情景让我惊叹：书房里除了一张邻窗的桌子和一把椅子外，两边墙面立着两排直顶屋顶的书架，每个足足有三米高，五六米开外的样子。上面整齐摆放着各种大小不一的书籍。书架旁的地上，也码放着一摞摞高高矮矮的书。
　　 走到书架旁，教授约略沉思了一下，然后搬了椅子，在高处的一排书架上，熟稔地找到了一本书交给我，说：“这本研究艾青的书，对你写作论文有用，你拿去读吧。”
　　 我双手接过书，竟然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才好。教授依是微笑着，显然是看出了我的窘态。建议我，如果不着急回程的话，还可到省图书馆去借，那里只要办个借阅证就能借到的。我躬身感谢，内心填满了感动。
　　 走出书房，他又客气地请我再喝点茶。我执意辞谢。快到门口时，他快步跨到我前面，为我开门，依旧笑意盈盈，春风拂面。
　　 回来之后，我捧起教授给我的书，倾心阅读。阅读中，艾青其人其诗的轮廓也慢慢变得清晰。我又参阅了其他相关书籍，不久，写作提纲便宣告出炉。
　　 书读完后，我很快以邮寄的方式送还给了教授。我深知，一个与书为伴的人，书在他生活中的分量。
　　 这段经历发生在2002年的那年秋天，我刚参加工作不久。
　　 那时，单位没有电话。打电话须得骑车到镇上，买电话卡在公用电话亭打，来回好几里地，极不方便。那年月写信流行。我除了打过之前两通电话外，之后数次，我与教授都是书信来往。
　　 论文答辩原定于2003年6月在兰州进行。没料到，3月份非典疫情爆发，各地交通受阻，人员往来中断。4月份，我收到教授来信，说明现场答辩取消，只需把论文寄给他就行。于是，我便将五千多字的论文邮寄给了他。不数日，他又返寄了回来。文稿上多了好了几处铅笔修改的痕迹，其中一个字画了个圈，旁边写了个“略”。那刻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一直将这个字写错而不自知。自此，这个“略”字我再也没有写错。
　　 人格修为一旦参天，学养风范自成气候。
　　 茫茫人海里，邂逅贵人，得提携帮助，真乃人生一大幸事！至今回想起来，我依然仿若迷船望到了灯塔，荒野遇到了故交。幸运而温暖。
　　 太史公曰：《诗经》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
　　 我又想起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所言：“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细思，内心不无感佩，常教授的师者风范正是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