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冬天的北京火车站，人山人海的挤满了南来北往的人群，但是，最多的还是四处串连的红卫兵们。 他们臂戴红袖标、身穿黄军装、头戴绿军帽、腰系军用腰带，火力旺的袖口再卷起一截 —— 这就是那个年代标志性的时尚。
　　 我从 “蜗居” 了十几个小时的车厢座椅下爬出后，抱着竹竿随着人流涌出了车站，抻长了脖子，四处寻找 “二头” 他们，但连个人影儿也没有。 我又围着所有留言板转了几圈，试图找到他们给我能留个纸条什么的，但一切均为徒劳，现实明摆着，我彻底脱离 “组织” 走散了。 霎时间，大脑一阵阵空白…… 走出大门口，一阵冷风又吹清醒了许多，抬头看见迎面柱子上贴着老人家的语录 “...... 既来之，则安之。” 对呀，来了就不能白来，什么 “罢官” 不 “罢官 ” 的，怎么也要呆上几天，这可是堂堂首都大北京呀。 我摸了摸揣着钱的衣兜，拽了拽袖子上的红袖标，暗暗地自我 “下定决心。” 但问题的关键是，首先要有吃和住的地方。有一武汉来的 “同行” 告诉我，先农坛体育场有红卫兵接待站，能解食宿问题。
　　 我在寻找 “二头” 们无望后，离开了北京站，找到了开往先农坛方向的公共汽车。 我刚想挤进去，一个中年妇女售票员的大嗓门在头上炸起：“拿竹杆儿的那位，上车不能拿杆子，说您哪……” 我一瞧四周，显然是在说我。 上车是没门了，想扔掉竹杆，又觉可惜，它已 “风雨同车” 的跟了我上千里路了，还没派上什么用场，怎么舍得扔掉呢 ？ 干脆一个字，走。 问好先农坛方向，我扛着竹杆又出发了。 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先农坛体育场，找到红卫兵接待站，凭红袖标领了两个面包，一瓶汽水。但被告知：现因劝返来京串连的红卫兵，只提供吃，不提供住宿。 心里一阵发紧：这么大的北京，我总不会天寒地冻的住露天地儿吧? 一个好心人告诉我，不远处永定门火车站候车室里可过夜。
　　 到了火车站，天色已黑，候车室里人也满了，高音喇叭里，一个好像用尖锐的东西划玻璃的女声，不耐其烦的反复的念着 “打倒刘少奇，智擒王光美” 之类的 “ 革命檄文。” 只见地中央支了几个大铁炉子，许多人横七竖八的围着躺下，我也顾不得许多了，找个人缝儿把几张旧大字报铺在地下, 搂着竹竿，躺在地下睡了起来。 尽管若干年后，我住过许多星级酒店，但都不如这一夜的印像深刻。 睡得正香，好像妈妈在拽我衣服叫我撒尿，迷瞪瞪睁眼一看 —— 天哪，一只瘦骨嶙峋的黑手，已经摸进了我的衣兜，掏出了我那活命的五元钱。 那小偷长得瘦小枯干，比我大不了多少，见我醒了，拿着钱就想跑。我大叫：“抓小偷，” 顺手抓起竹竿抡了过去，恰好打到小偷的手腕上 ，竹杆被打碎成了两截，小偷把钱扔在地上跑了。 我很挽惜这一路上伴随着我的竹竿 ，它的 “政治生命” 就以这样的惨烈方式结束了，它以它的 “牺牲” 换回了我的五元人民币，换句话说，它以它价值二毛钱的身躯，避免了我五元大洋的损失。 用 “生的平凡，死的光荣” 这八个字，足可以概括它的一生。
　　 第二天，我步行一个多小时到了天安门广场，主要是为了省几毛车钱，花了二元多，买了几枚老人家的像章和带有他语录的书签，晚上，又走回永定门车站候车室里 “下榻” 。 第三天，去了故宫，但对外不开放。上北海公园转了一圈，但见一片萧杀，转到了劳动人民文化宫，满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又上王府井，只见货架一片空荡荡…… 东单路口，见一个小贩推着三轮卖超大个的梨 ( 至今也不知这梨叫什么名 ) 买了四个，心中盘算好了，回家后，母亲、两个姐姐、我，每人一个，父亲在牛棚劳动，也享受不着，所以没多买，当然也是省了一个梨钱。
　　 第四天，我从永定门火车站扒上了回家的火车，自然已是轻车熟路的又钻进了火车座席下面。 虽然是十几小时的路程，虽然是出行靠走，饮食靠接待站面包、汽水的日子，虽然是五块大洋已经告罄，虽然被 “大串联的革命洪流” 卷了个来回，但与来时心情自然有些不同，很有些少年英雄荣归故里的感觉。
　　 到家后，母亲和姐姐们都不太信我这 “ 五元进京记，” 以为我吹牛，待我一一拿出买来之物展示，并每人分了一个梨后，她们才信了。 我很得意，自感在家中的地位和话语权都似乎有了点提高，只是母亲在一旁叹气的说：“这孩子，可多叫人担心那？” ——上访罢校长的官，自然没有结果，李季校长活过了 “文革”，七十多岁时才病逝。今天想来，她在天堂里一定能够原谅我们当年的行为，就像母亲原谅她的儿女一样。 —— 后来得知，“二头”们上车后, 被挤得实在不行了，请列车播音员广播通知了好几遍，让全体在中途锦洲下车后，当天就返回家了。广播通知之时，我哪里听得到，正在座椅下享受着春秋大梦那。
　　 几年后，“二头” 和我先后到农村插队当了知青，而且还是一个公社，后来他抽回城里当了矿工，又进入了辽宁文学院作家班，毕业后做了记者。但不幸得了肺癌，英年早逝了。 又过了若干年后，当我把这些讲述给80后的女儿时，人家不以为然的说：“ 切，像你当年那么大的孩子，现在都有不少独自飘洋过海 ‘ 洋插队’ 的经历啦 。” 直到今天，如果我把要这些当成故事，讲给五岁多的小外孙当当听，他一定会说：“ 好玩，真好玩，我也要去。” 写在后面： 那是一个特殊、愚味、狂热，说起来近乎天方夜谭的年代，如不亲历，无以为信，但它的确就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
　　 历史是一部社会教科书，以史为鉴，可以通古今之变，明兴替之道； 历史也是一部人生教科书，既使是同一个事件，每个人的看法和见解也会不同，但是，对其中的悖谬、荒谬、诬谬的认识，应该相同。 幸好，那场 “十年动乱” 都已经过去，历史不可能重来，也不可能被复制。 对此，我坚信。
　　 （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