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智能手机普及，已是一部手机走遍天下，既可接听电话，拍照，付款、预约又能听音乐，看新闻等，齐全的功能方便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我想起了上世纪90年代工作中因联系不便，给工作带来的影响……
　　 1992年末，我调到可口可乐，整天忙得不亦乐乎。这晚下班刚到家里，还没吃饭，小车司机就随之上楼来，“老总请您回公司，有事情。”我拿了一个馒头回到公司。市安全局了解情况，老总是外籍不便介入接待，此事只有我作为中方代表能完成，回到家已经11点多。
　　 转天上午，总经理刚到公司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和你联系工作太困难了。我已经告诉办公室给你家安装一部电话。”我默默地点头。
　　 自从我进厂，每天上班提前，下班没点。老总不走，我就陪着，可谓随叫随到。否则一下班，他就找不到我了。那次商量提高员工工资的事情，一直讨论到夜间12点，如果有电话，我们在各自的地方电话就能联系。
　　 那时按一部电话很困难，且不说高额的电话初装费，从申请到装成一般半年。最快也得三个月，公司只用了一个月，我家的电话就通了。事后老总秘书对我说：“销售部沟通了电话局的职工。为了赶快安装电话，销售经理带着产品去‘慰问’电话局的领导和员工，你说，这能不快吗？”按装电话后，工作接触愈加频繁，我被老总紧紧地拴住了。
　　 接下来，老总配备了“大哥大”——摩托罗拉的一块“砖”。他拿给我看，黑色硬塑外壳包裹着黑色皮套，有半块砖头大小，好几斤分量，兜里放不下，只能用有手提着，就叫手提电话。老总说：“这个手机，三万元人民币，相当于我们一卡车的coke产品。电子产品，技术含量高，就这个价钱还不好买呢？”这样他和我们这些下属联系更密切，更频繁了。他不轻易用大哥大，因为花费太贵了，接听打出时双向收费,除非接到香港顶头上司电话。后来老总把它放在了司机或秘书那里。老总在市内办公室，随时传唤我们，就是出差到了广州，上海也随时招呼我们。可是有时我们不在办公室，在外面，就没法应对了。
　　 一次老总在珠海开董事会，有个年度工资预算数字需要及时更正。那时我恰恰在去秦皇岛的列车上，联系不上。老总只能打电话给财务经理询问，并转达给我。耽误了一天时间老总很着急。
　　 为节省开支，老总配备一台bp机。他在经理办公会上宣布，从明天起，每人配备一台bp机。这下我们中层人员全被控制在老总手下。只要老总有事，找不到我们，就叫秘书呼叫。我们无论在天津哪里，听到呼叫，马上和老总联系。那时天津大街小巷遍布电话亭，随时随地回打电话。
　　 Bp机开始很新鲜，一段时间后，就厌烦了。刚进入中国市场时，身价昂贵，售价达几千元。除了公司经理级外，只配给销售人员的中层。仅仅一二年功夫，bp机就在市面上流行普及，不但有响声，而且出现了文字，叫“汉显”。很快bp机价格急速下降，谁都用得起。销售员小张跟我讲个笑话。他正在和客户谈业务，街头人群中突然响起“嘟嘟”声，众人连忙各自掏出bp机查看，却见一位拾废品的老头在看机屏：某某处拆迁，废铁成堆，速来。大家哑然失笑。
　　 随着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没过两年，“大哥大”成了淘汰的产品，取而代之的是灵巧轻便的功能齐全的手机。有的手机只有半个香烟盒大小，携带方便。似乎一眨眼的功夫，手机变成了普通的物件，遍布大街小巷，人们像挂钥匙一样，带在身上。就连捡垃圾的人，也有手机。现在又跃进到智能手机，不仅每人手持一部，更有两部三部这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