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来的时候，我躺在一张床上。十年前，我用所有的积蓄，租住了这个鸟笼。它挂在高楼的第八层，七十几平米，我所有的积蓄也只是首付，按揭贷款后，我负债累累。从那以后，我在城市弯下腰，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弯下腰，放养自己。我不敢懈怠，梦里都是一个月两千元的房贷，有一点，我撇不下。那就是我当牛做马，也不忘带上文字。除了文字，我还有什么？对了，还有一城的雪。
　　 八楼采光好，一天的阳光。住进去后，白天我要为一张嘴，房贷挤公交车，寻找工作。四十岁的女人，好的单位看一眼我的身份证，毕业证书，很含蓄，回去听消息。差一点的当机立断回绝，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理疗店做服务员，说是工作，实际上就是个臭打工的。我是经一位文友介绍的，说这家叫“草堂”的理疗店招人。那天，城市落着一场雪。雪不紧不慢飘着，街上的车流依旧湍急，那些商业楼，行道树，广场上的建筑物，落了一身的雪。我是倒了一次公交车去草堂报到的，草堂不大，坐在河东批发市场后边，一条巷子里。
　　 老板娘三十出头，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镜，说话斯斯文文，草堂门口铺着一个垫子，用来擦拭鞋底的尘埃，我大大咧咧，一进门，疏忽了这个环节，把脚底的雪蹭在白瓷砖地上，留下一串脏痕迹。一低头见到自己的杰作，我脸“腾”地红了，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称她老板娘，她说：“没事啊，用拖布擦一下不就得了。”接着，她交代了草堂的经营范围，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负责的内容。老板娘学过针灸，拔罐，按摩，用草药电疗腰间盘突出，腿滑膜炎，肩周炎，颈椎病等。
　　 从草堂出来，雪继续落。肆无忌惮地落，不冷，我的手心还捏着一把汗。总算有了一份差事，坐环路车，回到小区，进蔬菜水果超市，买了两根排骨，一块豆腐，一瓶牛栏山酒。我想庆祝一下，在城市，我是有工作的人了。炖好排骨，麻辣豆腐，两个菜，我坐下来，一口酒，一口菜。就着一窗的雪，呷得五味杂陈。此刻，乡下的父亲一定在院子里，扫雪，将雪一车一车推到门口的菜地，雪落了一层又一层，父亲扫一遍又一遍。父亲站在雪中，眺望着通向县城的路，一声不吭。远远的，杵在那儿的父亲，落了一身的雪，像一个雪人。
　　 母亲呢，生着炉火，烘烤红薯皮，三两条青鱼，一只铜锅里咕嘟咕嘟着汤，汤里沸腾着酸菜五花肉，老豆腐，粉丝，辣椒。母亲下不去筷子，不时瞅瞅窗外，只有一地的雪，白亮亮的，母亲叹息着，老猫跳下窗台，跑到母亲跟前，呜呜唱喜歌，母亲掐了鱼头，喂它。世界安静的落一朵雪花，也听得见“沙沙沙”声。
　　 我在手机上设置了闹钟，凌晨五点起床，洗漱后，煲小米粥，煎一个蛋。吃了饭，收拾屋子。读一会书，我有个写日记的习惯，多少年雷打不动，日记写了好几本，没带进城。有了网络后，我在手机下载文档，空了就手机打字，晚上整理。第一天上班，不能迟到。给人一个好印象，我六点就去坐公交车，规定的是七点到草堂，我提前半小时。擦地板，桌子，给八条金鱼换水，浇花。整理床铺，桌椅，烤灯。做完这一切，老板娘来了，对我的表现挺满意。
　　 草堂的患者不多，基本是老主顾。老太太居多，不是烤腰腿，就是脊椎。烤灯的远近距离，必须拿捏好，近大了，皮肤容易烤出水泡，远了草药发挥的效果减半。这一点，我没少出错，老板娘不悦，也没说什么。她喜形于色，看她脸，就知道内心的想法。开始的六个月，我们相安无事，草堂生意淡时，她叫我四处发广告，她把草堂的宣传语，打印出千份，吩咐我到人口密集的地方发放，车站，市中心公园，大型超市，还有几家医院。我不好违拗她的意思，我去医院撒广告，被护士驱赶过，在菜市场遭遇狗撵。老板娘隐匿在眼镜后面的眼睛，一直紧紧地盯着我。端人饭碗，受人管。吃人饽饽，被人戳戳。这话不假，我拿着她一个月两千工资，就得干出两千块钱的活儿，不然，对不住人家出得钱。这些苦，不算苦。也比没有活做强，渐渐地性质变了，两个人之间有了微妙的信息。
　　 店里有几个大款级别，每次都午后来，将百万豪车开在草堂门前，墙根底，一棵桃树下。一树的桃花，春风正好，空气里弥漫着荷尔蒙的气味。款爷的身份，我无从知晓。零星地在老顾客那听到，据说是小城房地产开发商，另一个是土木工程院院长。他们一来，老板娘就打发我出去发广告，塞一把钢镚给我坐公交车。有一次，也怪我没有眼力见，款爷来了，大晌午，我寻思去哪？打印的广告也撒完了。就没走，老板娘瞥我一眼，又一眼。末了，老板娘上了款爷的豪车，绝尘而去。
　　 那天之后，老板娘再看我，不拿正眼看，而是用眼角余光扫，扫不打紧，还掺杂着恼怒。接着，有一个下午，她开车出去兜了一圈，店里没生意。回来的时候，她说：“张姐，你看到我钱包没？就在我的办公桌上。”
　　 我说:“我没看到，你好好找找。不是忘在车里了？”她煞有架势，去车里找了一遍，回屋坚持说，钱包在她桌子上没了，房间没别人，就我和她俩。显而易见，这钱包不是我拿的还能有谁？
　　 我火了，来草堂六个月，首次和老板娘发火，我说：“这周围肯定有监控，你调监控看一看，如果有证据钱包是我拿的，我主动去派出所自首，你要是冤枉我，后果自负！”
　　 老板娘巴巴地说:“不是啊，张姐，我就是问问，你拿没拿，你也不是外人，我一直当你是我姐。”
　　 我愤怒地说:“拿和偷还有区别吗？你可以瞧不起我这个人，但我决不允许你侮辱我的人格。要么报警，要么我辞职。”
　　 老板娘支支吾吾说:“别生气，我再找找。”她又出去了，日头偏西时，回来了，她说，钱包找到了，落在朋友家里。她说，一场虚惊，包里没多少现金，驾驶证，身份证等都在里面，因此，急躁了。
　　 我很平静，这种事伤害性太强，我不可能再在这里干下去，日后不知还要发生什么事。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想赶我走。又苦于没借口，就出此下策！我说：“把这个月的工资结算给我，我不干了。”
　　 她没打哏，也没挽留。只是说：“生意不景气，的确用不着雇人，张姐，来日方长。”算了工资，我拎着随手携带的小包，头也不回的出了草堂。
　　 我清楚，我和草堂，和老板娘的一段缘分，划上永远的句号。
　　 不久，我找了一份住家保姆的活儿，伺候一瘫痪老太太，吃喝拉撒睡。有一回，我揣着东家给我的房门钥匙，去附近菜市场买菜，在楼梯口碰到老板娘，她和一个男的有说有笑，与我擦肩而过，我们没有交集。没必要交集，我同老板娘，就是两颗不同轨道的流星，偶尔碰撞之后，成了彼此的过客。
　　 我做自由撰稿人之后，一次陪作协的人去河东批发市场，深入生活，积累写作素材，路过草堂，已经物是人非，草堂的牌子不见了，被人租下来，做了发廊。有关草堂的记忆，碎了一地。
　　 自由撰稿，时间上很宽绰。赚的稿费，养活两个人没问题。脚步慢下来，对雪的到来，就多了深度的关注。常常一个人，在落雪的日子，步行去护城河边，看雪。看雪落在河流的样子，看一棵塔松穿一身的雪，伫立在河坝上，坐在凉亭的木椅，听一位大爷拉二胡，拉得高山流水，九曲愁肠。三两只喜鹊在地上啄食草籽，几个壮汉，蹲在河沿垂钓，他们脚边泊着一只塑料桶，桶里是十几条五寸长的鲫鱼，鱼不咬钩，也不急躁。钓鱼的人，钓的是一种悠闲，一份心情，一个气氛。看着看着，不由地想到，是人在钓鱼，还是鱼钓人？就像生命中，落得一场一场雪。有的人错过，就是一辈子。有的雪错过，就错失了一个冬天。
　　 我接母亲来小城住几天，赶上小城昨天落了雪，雪很大，有一个馒头那么厚。公路上的雪被车来来去去碾压，加上阳光的照射，融化得差不多了。高楼遮着的地段，雪还没化。我带母亲去楼下公厕，她不愿坐马桶。母亲啧啧嘴，说:“这城里的雪，不好看，也没什么用。哪像咱乡下，雪一落，整个村子都白了，干净了，大田需要雪。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今年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
　　 母亲看着城市的雪，絮絮叨叨说乡下的雪怎么怎么好。有一点，母亲高兴。城市下完雪，不影响社区大爷大妈、大姑娘、青壮年跳广场操，母亲爱看。吃了晚饭，小城华灯初上，过了一条马路，就是社区广场，音乐一响，人们朝广场涌来。母亲说:“快点吧，不然，晚了。”
　　 踩着咯吱咯吱的积雪，我拉着母亲的手，母亲说：“不用拉我手，我自己走。”母亲急火火的，穿过马路，凑近跳广场操的队伍前，眼珠子放光，说：“真好看，真好看，可惜，咱村里没有。他们扭大秧歌，我不会扭。”村子里，隔三差五，茶余饭后，有一帮老头老太太扭大秧歌，母亲对大秧歌不感兴趣，有时，逢年过节，城里回村的小年轻，聚在村子里建的广场上跳街舞，母亲不爱看。这广场操，有节奏，有板有眼的，锻炼身体不说，看着也舒服，不劈胯扭腚的，动作行云流水，不做作。母亲爱看，在我家住几天，就看几天广场操。回到家，电话里仍念念不忘广场操。我和弟弟想接父母常住城市，老人说什么不来。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这话我完全悟透了。我一个人看雪的时间多，母亲仅仅是偶尔来陪陪我。
　　 城市的雪，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像村庄，落上那么两场雪，几乎一冬天不会消失。即便是有烟火，有阳光，那雪也不想融化。村庄有大片大片的大地，梯田，果园，树木，山峦。任何向上生长的植物都需要一场雪，人和动物也不例外。雪净化空气，也净化一个人的灵魂。后来，有人陪我看雪了，再后来，我们三个人守在八楼窗前看雪。为了生计，他背井离乡，去了另一座城，我们两座城市，遥遥相望。他在那座城看雪，并在落雪的夜晚，给我打电话，以说说话来取暖。我在楼里，享受着地热，零上二十四度的室内温度，品一杯清茶，和他把思念拉长，拉长。就着满城的雪，敲打文字，请文字带上我，去远方。
　　 今年的第一场雪还没来，我早已铺好素笺，等着雪，一颗一颗落在我的纸间，让一生的雪，落得慢一点，再慢一点。我想陪着一座城，一个村庄，父亲母亲，波澜不惊的老去。雪，来与不来，我都在，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