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下乡快46周年了，我突然想起了一起去黑土地的刚兄。我们同姓，人们都以为我们是哥俩，其实刚兄比我白皙英俊。他2006年去世已经8个年头了，那时候我在国外。我出国前曾在一所医院见到过他，他陪着老爸看病，问到近况时，他告诉我前不久他们小学同窗聚会一次，连班主任老师都请来了，大家40年后相聚格外高兴。还告诉我他患了肝硬化，正在休养。我叮嘱不要劳累，注意休息。2010年我回国后的一次京津战友大聚会前我要通知他参加，电话打到他的单位，得知他患肝癌走了几年了。我特别难过，我自责，总是忙于事业工作和战友学友朋友联系太少了，其实自己也没干出什么，最终连兄长去世都没得送上一程，想来悔恨。
　　 他55岁的年纪就走了，还年轻，我为他惋惜，本应该在享受新的生活，劳累了一辈子，实在不容易。
　　 1968年秋本不该我们下乡的时候，学校通知我们自愿报名去黑龙江兵团，我告知了他我的想法，他和家里商量后决定我们同行。因为我们是同窗，发小。小学时我们同校不同班，可是乒乓球活动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在学校校队练习同挥球拍，在他家或在我家，卸下门板或拆下床板就是一台乒乓球案子，我们享受其乐。他在班里是少先队学习委员，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可我虽是我班的组织委员，学习却不如他。因此，我把他视为楷模榜样。我们一同考入同一所中学，虽然不在一个班，依然是好朋友，依旧常来常往。
　　 离开家乡去兵团的那天，我们同乘一列火车，同在一个车厢，我们对弈，欢唱，奔向那不得而知的遥远。在乡下的日子，我们同在一个连队彼此照顾，彼此关怀。他沉默寡言，但是心中有数。凡事儿，只要他发声了，就是正确。我们战友在一起难免磕磕碰碰。一次我未经允许，擅自动用了一位学兄的鞋刷，惹得那位老兄对我暴跳如雷。事后，刚兄对我说，那位老兄做得过分了。“想想你对他的帮助，他不应如此”“比如在一起吃饭时，你总是掏钱包；每次劳务你总在先；回家探亲，慷慨招待大家；即使你没有回天津，那兄长借用你家照相机，你也没推辞。”他说了这些，我心里踏实了，其实我倒没想那么多。我感谢他心知肚明，公正待人。
　　 平时的他不爱说不爱道，喜欢翻翻报纸和书籍，闲暇时自己哼唱着样板戏，他唱的每一句都那么字正腔圆，让我由衷地佩服。我向他学了不少好听的唱段。他很信任我，那年连队食堂缺人，他是班长，向副连长推荐我来食堂上班，他身先士卒，工作起来很卖力也很细心。我们成天守着米面蔬菜牛奶肉蛋类，他从不多吃多占，坚守底线。那时连队战士牢骚满腹，思想混乱，流言蜚语，他从不多说少道，保持固有的本色。连队人际关系复杂，一次在午休时，食堂的钱盒子丢了十元钱。这在当时是个大数目。营里来了干事破案，那里人们用派性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把怀疑对象落在我们俩人头上。事发的当天下午我们一直在一起，没有分开过。刚兄与这位干事针锋相对，用语录来回应，摆事实，讲道理，驳斥那位干事的混蛋逻辑。最终没有破案，但是我们感到那时连队残存的派性斗争很复杂，实际上掩盖了偷钱人过关。刚兄那种含而不漏，绵里藏针的精神留给我深刻印象。
　　 写这样一篇纪念文字是由来已久的想法了，不是歌颂他什么事迹，实在是憋在心里不吐不快，讲给天堂的刚兄，了却我的夙愿，以此来感念他。
　　 几年来我一直在想念他，想念他的平凡，想念他的正直，想念他的真诚，想念他的友情。写于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