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玲，姓李。我大学同学，闺蜜。毕业后，她分配到南昌，我分配回家乡，三年后我调至省城，至今三十多年，我们居住在一个城市，隔三岔五总要见个面，或分享快乐和幸福，或倾诉烦恼和痛苦。可我还是会时常梦见她，重现大学校园里的情景。类似的梦做多了，我生出疑惑，难不成走过大半生岁月，青春依然在梦里飞扬？
　　 入学的时候，已经过了“十一”，我和祝玲于成熟的季节相遇，在和煦的秋风里成为异姓亲人。在报到处初见祝玲，她一身暗色打扮，上着一件黑色的青年装（有点像男式中山装），下穿一件麻灰色裤子，裤线隐约可见，一点也不挺拔。要命的是，她烫了发，蓬松着那个时代不分年龄段的流行卷发，给我一种错觉，以为她是工作后再考上大学的“大姐大”，顿时肃然起敬。
　　 当年，我们班的女生住在两套火车厢式的老教工宿舍里，各三间，形成互咬式结构。六间房住了十八位女生，一间三人。我和祝玲，还有建越分在一间。
　　 住在一间房里，很快就排定了座次，祝玲是大姐，建越是二姐，我是小妹。三个人各相差一岁，并不像我印象中那样，祝玲年长很多。没过几天，我们三个人的饭菜票就混在了一起，打饭、打开水，或三个人一起，或两个人一块。建越吃得少，可能也不愿洗碗，随便扒几口就算了，总是第一个放下碗筷。我人高马大，吃得最多，对洗碗这件事接受度比较高，因此很享受吃饭的过程。祝玲也不愿意洗碗，但她会适当参与。她那双手，算得上精美，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让它放在油腻的水里浸泡，我觉得暴殄天物。我那时十七八岁，还是长身体的时候，与两位姐姐打混账，是她们贴补了我，充实了我的肠胃。我至今身强体壮，应该与那时吃得多密不可分。
　　 再过了一些日子，分开摆放的两张双层木床也拼在了一起，三个人挤在下铺，抵足而眠。拼在一起的还有两张课桌，我们在上面吃饭、看书、写作业。最热闹的是冬天的晚上，我们坐在被子里取暖聊天，有时你踢我一脚我踢你一脚，笑成一团。
　　 这个经典场面，近些年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我经常从梦中笑醒。
　　 大二以后，学校建了新寝室，我们搬“家”了。三个人仍在一间，在八个人的大寝室，我们各自拥有了一个小小的铺位。祝玲怕冷，冬天她的手脚冰凉，一个人总是睡不热，我们挤在一起，在90公分宽的床上前胸贴后背，睡得温暖而踏实。至今我和祝玲还可以同床共枕，应该与那段经历有关。
　　 那时时兴跳舞，什么三步四步，七步八步，学校还举办了各系之间的集体舞比赛。因为我个子高，被文艺委员说服去参加过几次排练，可能是由于我抵触，也可能是由于我舞姿太过生硬，最终不了了之。祝玲有艺术才能，但对所有抛头露面的事，她都不大热衷。建越则不同，她对那股风潮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大二之后，她除了还和我们在一个盆里分食外，建越的课余时间，大多与她的那些舞伴一起度过。
　　 我是全班最高的女生，入学时又穿一件袖子上两条白杠的运动衫。班主任选定我为女体育委员，学校组织的各项赛事和活动，我要鼓动别人参加，自己不得不带头参加。我的运动“天赋”就是那时被激发出来的。跳高、掷铁饼、投标枪，我都曾在校运动会上获过名次，还是校篮球队、排球队队员。祝玲是我最忠实的支持者，她曾与我一起跑过5000米。我活跃在运动场上，她总是为我呐喊加油。
　　 有一回，我打球扭到脚，祝玲把我扶回寝室，先是给我冷敷，第二天又给我热敷。那双圆润、羞嫩的双手，十指纤纤，对我伤脚的抚慰，像三月的春风一下子暖化了我的心。很多次，我在梦里又找回了当年的感觉。
　　 大一元旦前后，临近期末考试，我的大弟弟不堪学业负担，在冲刺高考的节骨眼上离家出走了。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一家人四处寻找，久无着落。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坐在床头低泣，祝玲陪着我流泪。三天后，我们正要去教室考试，弟弟抖抖簌簌站在我面前，我正想破口大骂，祝玲拉着我抢先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吃点东西，先睡一觉，其他再说。”我赶忙跑去买早点，祝玲打来水，铺好床，大姐姐似的问长问短，让弟弟平静放松下来。等我们考试结束，弟弟还在酣睡，任我们怎样敲门也喊不醒。最后，我们只好拿竹竿从摇窗里伸进去，捅他的脚。开始轻轻的，后来稍用力，好几分钟才把他弄醒。
　　 这段经历，我和我弟弟都刻骨铭心。但弟弟可能是觉得出门不易，初尝到生活的艰辛；在我则是因为祝玲拉着我，连同抢先说出的那几句话，让我懂得遇事要冷静，要设身处地。
　　 在未来的生活里，我曾经有过无数次的纠结，向祝玲倾诉，更多的时候是咀嚼过往的经历，秉持冷静、设身处地的处事方式，又在梦中灵光一闪，如神助般消解。
　　 刚参加工作那几年，不幸接踵而至。我们夫妻两地分居，工作压力大，要独自承担养育儿子的责任，还要忍受家人的责难。当时，想死的心都有过。我求助祝玲，想法把我从县城调到省城，与她同处一个城市，一家人也团聚在一起。那时，她在警校上班，我去看她，她带我到八大山人纪念馆参观。八大山人孤高的画、超脱的字都给过我启迪。在八大山人的《双鹰图》前，我和祝玲相对无言，我心里充满了愧疚，觉得自己以“友谊”为名，胁迫她做了她不愿做的事。见我欲言又止，她拉着我的手说：“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
　　 祝玲是我梦中的常客。现实生活中，她也给我作出了榜样。几十年摸爬滚打，她有过失落、不甘、痛苦和挣扎，但始终风轻云淡，生活得豁达、通透。如今，她是市合唱团的成员，一副好嗓子唱出了专业水平。大学毕业三十周年聚会，同学们见了她一个个惊呼：逆生长。这得益于她的追求，得益于她的音乐梦想一直在歌声里飞扬。
　　 五十岁后，原先被工作和孩子撑满的日子，有了空隙，我开始学习书法，看似无意选中了临摹八大山人的小行书。因为此，我无数次穿行于八大山人纪念馆，“首次强烈印象”，似梦似幻地掺杂进我对八大山人的景仰中，慢慢懂得，即便一个人经历了无数挫折，哪怕是像八大山人那样，经历过亡国之痛，只要理想之梦在飞扬，肉身消亡之后，艺术和精神可以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