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油墩子，一直是江浙沪以及安徽一带传统的小吃，这个既解馋又当饭的食物，曾经风靡一时，深受许多食客的喜爱。上海原先是没有油墩子的，据民间流传：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经过江苏吴江，当地寺庙来不及准备，就用糯米粉包进豆沙馅，将其揉成球，再放入油锅氽，制成一种食物招待乾隆皇帝。乾隆因旅途劳顿，饥不择食，就吃了这糯米团子。因这糯米团子形状扁圆，活像菩萨香案前的蒲墩，乾隆吃后又觉得味道不错，便赐名“油墩子”。从此，油墩子在吴江一带火了起来，并且流传到了其他地方，其中就包括上海。
　　 我第一次吃油墩子，还是在8岁读书放暑假，和二哥一起帮母亲卖冰棍时。那天上午，我俩提着冰棍箱子，走街穿巷一路吆喝，在路过一家点心店时，忽然发现店门口的师傅正在氽卖油墩子，那氽出来的油香就像一块磁铁，顿时吸住了我俩的双脚，竟站住不能动了。这时候，一位正在氽油墩子的大叔看见后，就逗我俩：喂，小朋友，想吃油墩子吗？想吃就用三根冰棍换一只油墩子。冰棍当时是3分钱一根，而油墩子是6分钱一只，三根冰棍换一只油墩子显然不合算。再说如果换了，我们回去也无法跟母亲交代，所以只能咽一下口水离开了。可就在我们走了没几步，小店的另一位阿姨匆匆赶来，拿了两只油墩子给我们，并且说：别听大叔的，他是跟你们闹着玩的，这是阿姨请客的，不要钱。回家后，我俩将吃油墩子的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有些生气，立刻拿出一角二分钱，让二哥去还给了小店的那位阿姨。母亲关照我们：以后千万不要白吃人家的，因为你们吃了人家的，人家阿姨就得自己掏腰包，这年头谁都不容易。
　　 从此，母亲的关照，我俩一直牢记在心，再也没有随便吃别人的东西。
　　
　　 二
　　 由于家里从未做过油墩子，所以，小时候我对它的制做方法并不熟悉，直到长大后对它才有所了解。我曾经很认真地看过一些摊主的油墩子操作，她们往往是：先将食用油倒入锅内，用大火烧至六七分热后，把油墩子的模具放入油锅里预热；接着取出模具，用长柄勺子舀一些面浆在模具里，轻轻平压一下后放入馅料，然后再将模具放入油锅里氽；等油墩子表面呈金黄色后用长筷捞出，一只外酥里软的油墩子便大功告成。油墩子的使用工具也很简单：一只铁锅、一只模具，外加一双长筷和沥油的网就行。
　　 然而，即使这样，在六十年代的普通人家，也很少有自己制做油墩子，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舍不得食用油。食用油在那年代很金贵，按人头凭票供应，老百姓烧菜都不够，谁还会用食用油氽油墩子？直到九十年代，国家逐步取消了粮油票，全面开放供应市场，有些居民才舍得用食用油氽油墩子等食物，但也仅仅是偶尔做一回，因为毕竟不是做生意，没必要挥霍食用油。
　　 全面开放粮油市场后，不仅兴旺了饮食行业，也给社会就业带来了活跃。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随着很多企业的“转并停”，大量职工下岗自谋职业，而下海经商、或者开个小店等，成了不少下岗员工的选择。因此，那年代，各种小吃店如雨后春笋，从大街小巷冒了出来，其中卖油墩子的也不少。我曾经工作过的一家服装厂，周围就有很多油墩子摊位，它们的主人一般都是一些下岗工人，或者退休人员。这些人往往喜欢在弄堂口，或者自家门口，摆上一个卖油墩子的摊位，这样做，既不用交税，也方便了来往的顾客。在这里面，下岗工人摆摊，是为了养家糊口，而退休工人摆摊，多数是替子女排忧解难，贴补家用。
　　 在上海这些退休人员摆摊的人群里，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一位姓胡的阿婆。这位胡阿婆曾经在上海某家机关食堂工作，会做不少点心。老人家退休后，本应该享受清福，去过自己无忧无虑的生活，却没想到苦日子悄然降临。1993年，她的老伴因患胰腺癌，没几天就离世了，儿子和儿媳妇又因单位倒闭，双双下岗。接着雪上加霜，儿媳妇因不能忍受生活困难，与儿子离婚，家里仅剩下她和儿子两人。为了生计，胡阿婆的儿子决定下海做生意。但愁于没有资金，他便擅自将自己和母亲同住的一套房子卖了，并且又跟别人借了80万元，跑到外地做起了生意。然而，几年下来，由于缺乏经验，不仅没到赚钱，而且血本无归，倒欠别人90万债务。为了逃避巨额债务，他索性躲在了外地，迟迟不肯回沪。后来，他又患上了重病，丧失了劳动力，更无能力还这巨额债务。于是，胡阿婆便成了债主追究的对象，频频上门逼迫她替儿子还债。
　　 如果胡阿婆硬抗着，不愿意替儿子背这沉重的包袱，债主也拿她没办法，因为她不是债务人，即便告到法院也没用。但胡阿婆没拒绝，也没哭穷，很爽快地与债主达成了还债的协议。她说：虽然这笔钱不是我借的，但既然儿子是我生的，我就要对他负责到底。再说，人家的钱也是辛苦赚来的，借钱还钱天经地义。
　　 从此，胡阿婆走上了替儿子还债的道路。为了逐步还清这笔90万的债务，她凭自己多年的手艺，做起了油墩子生意。由于她的油墩子口碑好，生意一直不错，也因为油墩子价格每年在调整，所以，从2010年至2021年年底，她坚持天天出摊，起早贪黑、风雨无阻地卖油墩子，从未停歇过一天。用了十余年的时间，也就是她83岁那年，终于用油墩子赚来的钱，一笔一笔地替儿子还清了90万的债务。可就在胡阿婆无债一身轻，准备告别油墩子生意时，今年2月初，她却突然因病不幸去世，写下了人生一首悲壮的歌。
　　 胡阿婆的事情，曾经传遍上海，令很多人感慨万分，所以，油墩子是金色的，胡阿婆的心也是金色的。
　　
　　 三
　　 正因为油墩子的制做相对比较简单，且投入的成本也不大，因此，在市场经济放开的九十年代，它的小店和摊位，曾经达到过前所未有的高峰。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食品开始挑剔起来，油墩子小店和摊位，开始关门的关门，转行的转行，又逐渐走向了低谷。
　　 我记得九十年代，油墩子生意兴旺的时候，摊位与摊位之间的竞争也相当激烈。他们竞争的手段，主要体现在价格和品种上，比如你油墩子卖一块五，我就卖一块四；你今天推出豆沙馅的油墩子，我明天就来个猪肉馅的油墩子。互相“厮杀”激烈，却活跃了市场，乐坏了消费者。
　　 但有一种对象，因自身的条件限制，始终处于被市场挤压、被淘汰的边缘，他（她）们就是残疾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
　　 有一次，我所在的缝纫一车间，有一位叫杜金红的女工找到我，想请我帮个忙，照顾一下她妹妹的生意，我一时不解其意，便问了究竟。杜金红有些伤感地告诉我：她娘家就在我们厂隔壁的一条弄堂里，家里有个妹妹，从小因小儿麻痹症，造成一条腿残疾。前几年一直在街道办的玩具厂上班，后因玩具厂倒闭，她只能在家靠领失业金过日子。靠失业金过日子是不好受的，所以她妹妹今年春节后，在自家门口摆起了油墩子小摊，母亲则是她的帮手。但由于摊位不在弄堂口，油墩子生意受到很大限制，来光顾妹妹摊位的，基本上是弄堂里的一些居民，因此，油墩子生意眼看都做不下去了，想请我出面跟车间职工说说，多去光顾一下她妹妹的摊位。
　　 杜金红是我车间的一位生产骨干，平时工作很勤奋，就是有些内行，寡言少语，她这时候来找我，肯定是遇到了自己迈不过去的坎了。然而，当听完她的叙述后，我有些踌躇不定。因为我有自己的想法：虽然我是车间主任，但吃啥买啥是职工的自由，我没权力去干涉。再说，我只管生产上的事情，对这与生产无关的事情没精力去管，也不想多管，于是我找了托辞婉拒了她。
　　 尽管没答应杜金红，但这事情我一直没忘，过了两天后，我还是特地去了一趟隔壁的弄堂。根据杜金红的描述，我果然在弄堂里，看见有一家居民门口，摆着一个油墩子摊位。一位三十来岁的女子，正坐在一只特制的高脚椅子上，旁边挂着一支金属拐杖。只见她双手在锅里，不停地氽着和捞着油墩子，嘴上还不忘招呼弄堂里的行人。在她身后还有一位老年妇女，蹲在一边，用刀在砧板上剁着箩卜丝，我估计她可能就是杜金红的母亲。
　　 我上前买了一只油墩子，味道还真不错，可惜仅咬了一口就吃不下去了，因为眼前的这一幕，让我感到心酸。此刻，我拿定了主意，一定要帮助一下这位杜金红的妹妹。
　　 当天下班，我将生产组长和车间管理员，统统召集在一块，将杜金红妹妹的事情说了一下，立刻得到所有人的响应。本来，服装厂就是以女工为主，我所在的缝纫车间女工就达一百来位，绝大多女人的心是善良的，因此一呼百应，纷纷去了杜金红妹妹的摊位。由于女工经常性的光顾，杜金红妹妹的油墩子生意，一下子红火了起来，不仅有服装厂职工来买，也带动了其他工厂的职工光顾。为了巩固生意，我还特地让车间美工人员，在弄堂口做了一个广告牌。
　　 然而好景不长，杜金红妹妹的油墩子生意，仅维持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就被地区城管上门给搅黄了，虽然没有没收工具，却被勒令停业不准摆摊，杜金红妹妹的生活又陷入了困境。为此，我特地去城管部门问了原因？原来是有人投诉，说油墩子摊位设在弄堂里，进出人员太多，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还有，杜金妹没有营业执照，属于违规经营。如果单从表面来看，这确实是一个无法辩驳的理由，然而没几天，我从熟悉内情的人员嘴里得知，却是油墩子的同行人，因嫉妒她而采取的报复手段。
　　 这可是我万万没料到的。我真有些啼笑皆非：帮人怎么帮出麻烦来了？本想杜金红妹妹生活，从此可以过得好一点，却没想到人家最终连粥都喝不上。这怎么办？无奈之下，我只得向厂工会主席老周作了汇报，想请他出面，跟有关部门联系一下，看看能否解决一下杜金红妹妹的就业问题。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没过几天，周主席打电话来说，他已经通过熟人给杜金红妹妹，在上海理工大学食堂，找到了一份临时工工作，主要是负责择菜和一些力所能及的清洁活。
　　 临时工工作是极不稳定的，更别说一位残疾人。为此，我一直为杜金红妹妹捏把汗，担心她完不成工作量，随时随地会被校方辞退。可后来，令我没想到的是，因杜金红妹妹非常争气，工作上很能吃苦耐劳，六年之后，她竟然被校方转为正式校工，享受学校员工编制待遇。这样一来，杜金红妹妹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但在任职期间，工资奖金成倍增加，而且退休后，她的退休金，都比姐姐杜金红高出一大截。
　　 有关杜金红妹妹转正的事情，是我后来跳槽到另一个单位工作十六年后，从老单位同事那里得知的。凑巧的是，在今年国庆节前夕的一次老单位同事聚餐上，我又遇见了杜金红，彼此相见，感慨万千。闲聊中，她对我说：她妹妹尽管现在还是孤身一人，但退休生活过得非常滋润，非常开心。她还告诉我：妹妹总爱在她面前唠叨，说她这辈子永远不会忘记两个恩人，一个是厂工会主席老周，一个就是我。
　　 区区小事，就被人念念不忘，真令我有些意外，也有些荣幸。
　　
　　 四
　　 箩卜丝加香菜，一直是油墩子的传统馅料。但市场经济发展以来，油墩子的馅有了新的变化。除了常见的箩卜香菜馅外，豆沙肉类蛋黄等品种也是层出不穷。甚至有一次，我在一家点心店，发现竟然有蟹黄馅和鲍鱼馅的油墩子出售，令我惊喜不已。上海比较出名的，有召稼楼的“江阿姨”油墩子，常常排着很长的队；金山嘴渔村的海鲜油墩子，味道也别具一格，不少人为了一饱口福，时常开着私家车，从市区赶到几十公里外的金山嘴渔村。
　　 不过，油墩子作为一个传统小吃，中老年人却吃得越来越少了。这也许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饮食习惯有密切的联系。过去因为穷，肚里缺少油水，很多人将油氽食品，当作进补的好东西。随着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讲究吃来，从健康出发，油氽食品已不是第一选择。然而，油氽食品却颇受年轻人欢迎。我曾经在召稼楼老街，看见一位小伙子竟买了30只油墩子。我问他为啥要买这么多？他说：除了自己吃外，还给办公室一大帮女孩带的。我说油墩子要趁热吃，凉了就走味了。小伙子笑笑：办公室里有微波炉，加热一下就行。我不知道油氽食品，放在微波炉里加热妥不妥？但年轻人对油墩子的喜欢，可见一斑。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一样，对油墩子情有独钟，因为小时候想吃没有，现在就趁机多吃点。同时，别人买油墩子，是作为临时充饥，而我买油墩子，却常常是当饭吃。曾经有一回，我和妻子出去有事，坐在公交车上，忽然看见马路边上，有一家卖油墩子的店，那金黄色的油墩子搁在滤油网上，香味扑鼻，令我垂涎欲滴。我忍不住提前下了站，直奔那油墩子店。妻子很不高兴，责怪我嘴就这么馋？为了吃一只油墩子，提前下车太不值得了，既多花了车钱，又耽误了时间。
　　 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1993年6月，我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参加了市纺织局党校为期3个月的脱产学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党校居然没有食堂，来此学习的人，统统要自己解决午饭问题。幸亏党校周围吃饭的地方不少，3个月内，从来没有人为吃饭发愁。不过，有意思的是，人跟人不一样。学习班里绝大多数是基层党委书记，或者厂长经理，只有我和少数人是中层干部。尽管午饭是自掏腰包，但级别的不同，也决定了吃饭的差别。这些书记厂长们好面子，一到中午饭点，他们去的地方都是饭店酒家。而我们这些级别低些的人，根本不在乎面子，去的常常是小餐馆或者小吃店。在这3个月里，我光顾最多的是一家叫“阿娘”的点心店，店主是一位宁波中年女子，对顾客非常热情。这家小吃店，不仅有宁波汤圆、北方水饺，也有油墩子。说实在的，宁波汤圆我也很喜欢。于是，我就以油墩子和宁波汤圆为主食，天天吃，3个月下来，体重竟然长了6斤。
　　 油墩子里，没有我母亲太多的故事，但社会上那些婆婆妈妈们，曾经因油墩子喜怒哀乐，曾经为油墩子付出太多血汗的情景，会让我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