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父亲经常到离县城五六公里的金洞乡李家沟村去砍柴，在那里他认识了冯伯伯，那时冯伯伯六十多岁，是金洞乡李家村的一位普通农民，性格开朗直爽，待人随和朴实，比父亲年长几岁，两人都出生在旧社会，从苦日子中走过来的，特别能聊得来，谈天说地，无话不说，多年来两人成了彼此来往的老朋友，我们亲切的叫他冯伯伯。
　　 冯伯伯家住在李家村的大山上，那里只住了两户人家，他的老家远在武都，老伴过世的早，由于家境贫寒他带着唯一的儿子落户到金洞乡李家村。多年来他吃尽了苦，一个人艰难地拉扯着儿子长大，娶妻生子，现在他老了跟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儿子儿媳也深知父亲这一辈子的不易，对他很孝顺，两个孙子都在村小学读书。冯伯伯上了年纪，家里事事都由儿子操持着，他也不用操心，由于常年劳作，背也驼了，腰也弯了，身体也不太好，一年四季都戴着帽子，天热戴单帽，天冷戴棉帽，每天只管到附近的山上去放牛。尽管他们住的是以前的老土房子，但一家人其乐融融。
　　 冯伯伯喜欢抽烟，他跟父亲都是个大烟民，都有抽烟的嗜好，冯伯伯是只抽旱烟，很少抽卷烟，他觉得抽卷烟没劲，时常嘴里叼着个旱烟锅子，而父亲是旱烟和卷烟都抽。两人的烟瘾都很大，冯伯伯用的是一尺多长的旱烟锅，上面挂着一个烟袋，而父亲用的是烟斗，也挂着个烟袋，两人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从烟袋里灌满烟锅和烟斗，用大拇指压一压，用火柴点燃，吧嗒吧嗒抽着，时不时冯伯伯捋捋自己山羊胡子，这时满屋子烟雾缭绕，冯伯伯抽完一锅后，在烟锅嘴上使劲吹一口，吹出烟锅里的烟灰，而父亲则在自己鞋底上敲敲烟斗，倒出里面的烟灰。两个人总有说不完的话，我想父亲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跟冯伯伯在一起有共同语言。冯伯伯每年都要种上点旱烟晾晒干，绑成一小捆，给父亲拿上一点，让他尝尝。
　　 冯伯伯喜欢喝酒，每次他进城赶场时都会到我们家做客，他知道我母亲平时也能喝点酒，每年都要用土法酿制粮食酒，在进城时给我母亲带一瓶自己酿制的粮食酒，而母亲也会做几个好菜，盛情款待他，父亲不能喝酒，母亲打开他拿来的粮食酒，陪他喝几盅，冯伯伯说一口地道的武都话，只要喝起酒来，话匣子便打开了，滔滔不绝，看着他喝酒那么香，在一旁吃饭的我也想试试粮食酒是啥味道的，冯伯伯跟我开玩笑地说：“好喝的很嘞。”我试着喝了一小口母亲酒杯里的酒，觉得又苦又辣，就对冯伯伯说：“咋这么难喝？”这时，冯伯伯就会哈哈大笑。酒足饭饱后，冯伯伯脸上渐渐泛起红晕，起身告辞，他习惯性地把烟锅杆插在脖子衣领子里，旱烟袋搭在肩上，两手往后一背就到街上去逛商店，转市场，买些日用品，下午才慢慢走回家。
　　 冯伯伯特别好客，我去过一次他们家，也是唯一的一次，那还是一个冬天的下午，我跟随父亲从城里沿着两站公路，走过木头搭得简易桥，顺着崎岖的山路爬山，走了好久，累得我气喘吁吁，好不容易才爬到半山腰到了他们家。冯伯伯家的场院很开阔，场院上几只鸡悠闲地到处乱刨着，一只大白狗对着我旺旺只叫，我躲在父亲的身后，父亲告诉我这只狗不咬人，只吓唬人。冯伯伯听到有人来，从屋里出来，他看见我们来了，非常高兴，一边呵斥着这只大白狗，一边让我们到屋里坐，冯伯伯的家紧挨着有两间土房，走进屋内摆设很简陋，没有几样像样的家具，房子到处都熏得黑乎乎的，没有顶棚，只是有一层简单的竹把子，上面放满了包谷，走进门靠山墙中央就是个火坑，正前方是一小间卧室，左侧是锅台和案板，在房屋的一角是中间有隔墙的土炕。他让我们坐到火坑旁，不停地往火坑里添干柴把火烧旺，他的儿子给我们倒水递烟，给我们端来了瓜子和核桃，父亲跟冯伯伯烤着火相互寒暄着。
　　 傍晚时分，冯伯伯嘱咐儿媳妇给我们做饭，冯伯伯的儿媳妇平时话很少，但干活很干散利索，不一会儿就擀好了面，给我们每人下了满满一大碗鸡蛋臊子面，碗里荷包蛋多，臊子也多，父亲请他们一起吃，冯伯伯却说中午他们剩的浆水面还没吃完，等我们吃完了，他们热剩饭吃，父亲也知道他们平时很节俭，舍不得吃个鸡蛋，都攒起来拿到市场去卖。父亲心里很是过意不去，执意要让冯伯伯吃，冯伯伯就是不肯，父亲无奈只好端起碗吃起来。而我看到这么一大碗面，担心自己吃不完，冯伯伯对我说：“大小伙子了，这碗面算啥，慢慢吃，吃不完就剩下。”我端起碗一边吃着，一边瞅着父亲，父亲吃得很快，不一会儿就吃完了，而我吃到最后越吃越觉得油腻，有点吃不下去了，但我心里想不能剩下，这是冯伯伯的一片心意呀，我还是硬着头皮把这一大碗面吃完了，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碗鸡蛋面。
　　 在我们吃完饭后，冯伯伯给父亲说今晚你们爷俩睡这热炕，冯伯伯的儿子从屋外抱来包谷杆，蹲在炕门口开始烧炕，儿媳妇抱来新的被褥铺在炕上，给我们忙乎完了，冯伯伯一家才开始吃饭，他们吃得是浆水面。炕烧好后，我早早地就暖在了炕上，第一次睡土炕我很兴奋，没有一点睡意，炕烧得很热，感觉有点烫屁股。那天父亲跟冯伯伯聊得很晚。第二天一大早，冯伯伯早早起来就烧起火坑，一边熬罐罐茶，一边给我们烤着包谷面馍馍，我跟父亲起来洗完脸，坐到火坑旁边，冯伯伯把切成片的馍馍烤得焦黄焦黄的，刚烧开的水给我们泡好了茶，吃着馍馍喝着茶，简简单单吃饱喝足，为了不打扰冯伯伯一家干农活，我跟父亲起身告辞，冯伯伯送出我们很远才返回家。
　　 进入九十年代后，我们逐渐地长大，踏上了外出求学之路。父亲随着年龄的增长，再没有上山砍过柴，也很少到山里去，冯伯伯也由于身体的原因，很少进过城，两位老人再也没有来往过。直到有一天，我向母亲问起冯伯伯的情况时，母亲告诉我，她听跟他们同村的人说冯伯伯已经去世了，她也不知道具体啥时候去世的。我听母亲这么一说，心里有点难过，冯伯伯吃了一辈子苦，始终是那样的乐观，那样的满足，平平淡淡，与世无争。
　　 无意间我在街上碰见了几年都未曾见过面的冯伯伯的儿子和儿媳，向他们问起家里现在的情况，他们告诉我，现在他们家已经从山上搬到了山下的移民新村了，盖起了三间砖混结构的大瓦房，而他这几年一直有病，在宝鸡都住了几次医院了，大儿子在山东打工成了家，二儿子留着家里照顾着他，他说这几年国家政策好，他看病的钱合作医疗和大病医疗救助都给他报了。尽管他们看上去都老了，头发也花白了，但给我的感觉他们的穿着打扮比以前更精神了。
　　 一晃几年过去了，冯伯伯走了，父亲也走了，走得那样安心，那样无憾，两位老人在天堂重逢，无忧无虑，谈笑风生，继续着他们未完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