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当了好几年生产队的饲养员，正因为父亲是饲养员，生产队里的饲养室便成为我经常去的地方。当然，时间多半是晚上或星期天，因为晚上我要和父亲一起去饲养室睡觉，星期天是能够帮父亲多干点活儿。
　　 饲养室坐落在村外不远处，是座面南背北的堂屋，浑砖结构，砖不多，泥巴多，有五间那么大的空间饲养室内。西头挨墙是牛圈，东头挨墙是罗马圈，饲养牛马骡，两头互不影响。各有各的饲料，草池是泥巴剁成的草池，另外还有各自给牲口饮水的大水缸。水缸里的水没有了，饲养员要各自到饲养室，院子外面五十米开外的一口古井里去挑，这口古井是用砖砌成的。
　　 在那寒冷的冬天里，生产队的饲养室要比我们家那座老西屋里要暖和一些。为此，我们弟兄几个都愿意和父亲一起到饲养室里去。当然，晚上和父亲一起去饲养室过夜，不仅只在冬天，春秋夏天也去。
　　 那时，在弟兄们中，最想和父亲一起到饲养室去的，就是我和二哥。我和二哥曾为去和不去争执过，最终是他提出了让步。用二哥当时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不说去，你也不去，我一说去你也要去。”
　　 我也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每次争着要去的时候，父亲也总是让二哥让着我，我也就如愿以偿，在吃过晚饭后，随同父亲一起到饲养室去。
　　 出了村,要穿过满是柳树的洼地，那洼地四周围不时传来“呱、呱、呱”的青蛙的叫声。有时猛不丁，几只小青蛙从小弯路的一边跳到另一边,有时还能碰到我的脚脖子,使我猛地一惊。
　　 皎洁的月光透过柳树荫,洒落在我和父亲的身上。夜风吹拂,近处高粱地里的高粱叶发出哗啦啦的声音,四处弥满了高粱叶、柳树叶、青草叶的所特有的乡间味道。
　　 不知多少次,我看见父亲走在我的前面,背着双手,嘴里哼着小曲。有时候,当父亲哼完小曲之后,我会主动问父亲一些常识,譬如：什么是闰月啦？什么是正月初几啦等之类的。因为这时，知道父亲是心情好的时候,父亲也会很耐心地给我解释这些常识性问题。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父亲不苟言笑，只是埋头干活儿，贫穷的生活，沉重的家庭负担，使得他的脸上，很少呈现出笑容来，而多半是一脸的愁容以及不屈的威严。
　　 走过洼地,再上一条小路,穿过小路两边的一片高粱地和麻地，我和父亲便来到了生产队饲养室。
　　 来到饲养室，父亲马上给牲口们拌料、上料，我便开始爬在用木板和草搭的床铺一头煤炉的边缘上，趁着一盏散发着微弱灰黄的煤油灯光写作业。父亲有时也会在给耕牛拌完料时来到我的跟前,默不做声地看我写一会儿作业。父亲没有文化，但会打一点算盘，会用杆秤，认识几个字，很有限。因此，纵然他也经常嘱咐我好好学习,但从来没有辅导过我的任何作业，我的作业正确与否，他也从来不知道。
　　 在没有作业的情况下,我也经常给耕牛们拌料、饮水。有时在我一觉醒来,发现父亲仍然在给耕牛们上草、拌料。耕牛们咀嚼饲料时不时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
　　 饲养室外的院子里，也就距离门窗不远的地方有两棵老榆树，很高，树冠也很大，我从未敢爬上去过。院子四周有很高的土围墙，有两个门儿，一个大门和一个小门。大门是朝南方开的，每天牛马骡驾车要出去干活儿，都要从这个大门出去。大门儿有寨门，寨门是用树、杆儿、树条定制而成，关上可用铁链子锁上，说是大门，给人感觉就是矗立着的木杆围栏儿。小门在饲养室的紧挨饲养室的东侧，是出去到那口古井挑水的必经小门或到饲养室后面的草屋方便而开的。
　　 小门外，也就是饲养室围墙外面是一块坑地，因为夏季汛期长期满水，这里种别的庄稼很容易被淹，没有收成，种的大多是不怕水淹的高粱，给我的感觉这片高粱地的积水似乎就没有干涸过。经常看到，那欲倒而未倒的棵棵高粱弯在那积水里。在高粱地的边，是一条有点弯曲东南走向的小斜路，通往那口村边的古井，这口古井应该是第八生产队的，而我们属于第七生产队，用这口古井里的水，谁都可以挑，没有生产队之分。
　　 在饲养室的院子靠西侧的围墙，实则是一座没有门窗就三面有墙的房子，里面多放了些农具，如：木轮马车、用以放犁和钯的牛拉小拖车，犁地用犁，钯地用的钯，马骡用的驮等一些到地里耕耘用的，冬天放的多。在天不冷的情况下，这些东西大都放在院子里。
　　 在饲养室院子里、饲养室里到处弥漫着牛马骡粪的味道，牛马骡多半吃的是草料，所拉的粪便并不是太臭，甚至被风吹干后就变了颜色，臭味随之也没有了，成了干碎草末。
　　 饲养室里分东、西两部分，东侧是骡马厩，西侧是牛厩，互不影响，我父亲在饲养室的西侧饲养耕牛，东侧的骡马由生产队的其他社员饲养。
　　 我印象最深的是，饲养骡马的，是家住生产队最西边的铜材，他比我父亲小几岁，性格开朗，有时还爱和我父亲开个玩笑，有时空闲间隙还坐下来编个麦秸蒸馍篓，编到高兴时，还会扯着嗓子，唱几句《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样板戏，给整个饲养室带来欢快气氛。
　　 饲养室里，两个饲养员各自饲养各自的牲口，很少有闲功夫在一起闲聊，偶尔有闲暇，就是牛骡马吃饱草料休息的那会儿，彼此会走到一块儿聊上几句，拉拉家常。
　　 直到现在我都感到奇怪的是，晚上一到父亲就开始给耕牛口喂草喂料。所谓草，不需要过多描述，人人都知道，所谓料，就是为使牲口长膘，用些豆饼和玉米粒之类，很少喂，因为那毕竟是缺粮的年代。喂饱了这些耕牛，还要端上盆，舀上温水，给它们一个个饮水，还不能让它们渴了。
　　 饮完水之后，说也奇怪，无论是耕牛还是骡马，都不约而同地卧倒在地上睡觉。到了后半夜，它们就都又饿了，又全都从卧着的地方站立起来，从厩里伸出头，睁着大大的眼睛，眼巴巴地望着你。这时，父亲便开始第二次给它们喂草料。那饲料仍然是多半是草，被铡刀铡过的青草也有，但这青草多半在夏季和秋季才会有。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一些青饲料，也就是这些青草所制成的草料，都是白天饲养员各自用铡刀铡好。
　　 当时我们生产队里有那么一、两位老人，经常会在夏天或秋天到地里割草送到饲养室里挣工分。
　　 铡草是需要两个人，一般情况是由生产队派社员来协助饲养员铡草，但是没有那么绝对，如果没有饲养员的协助，那饲养员就得自己想办法，我和二哥就都协助过父亲铡过草。
　　 在一般情况下，在协助父亲铡草时，是父亲用手夹着草，往铡刀下一束束、一节节地送，我或者二哥就用手狠劲往下压铡刀，随着“咯呲咯呲”的响声，草就被铡刀铡碎了。当然，母亲，还有我大哥，也可能到饲养室协助过父亲铡过草，只是我没有亲见而已。
　　 在前半夜，我还能帮父亲些忙，喂耕牛，给耕牛饮水。到了后半夜，我也就熬不住了。当然，父亲也不让我熬夜，因为我白天，除了星期天以外还要上学。因此，我常常一觉醒来，听到那些耕牛“嘎嘣嘎嘣”咀嚼草料的声音，或“嘶嘶咕咕”的喝水声，父亲不知何时就起床了。
　　 那时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天天起五更，天天在过年”，因为那时村里乡亲们只有过年才半夜“五更起床”，父亲在饲养室天天起五更，感觉天天在过年。
　　 饲养员不仅只是喂养牲口，还要干别的，如：白天还要赶着牛，或者是骡马到地里面犁地、钯地，另外就是，还要自己铡草自制草料，当然在冬季多半是不用铡草，用的多半是饲养室后面草屋里放的碎麦秸。
　　 我曾经看到过，父亲赶着牲口到地里犁地钯地的情景，有时候钯地时，我还跟在父亲驾牛拉着的钯后面，拾拣钯雍，说是钯雍，就是被缠绕在钯刺上的一些杂草。
　　 在白天里，饲养员还要将饲养厩里的粪便清理干净，有时还要用水洗一遍地，防止牲口因环境不洁引发疫情而得病。
　　 清除粪便时，好在厩背后墙上，有一个用草塞住的不大的小窗口，那粪便便可用铁铁锨着从小窗口撩到外面，形成大堆后，再由社员们将它运到生产队地里当化肥。
　　 在冬闲时，当饲养员的父亲还跟大马车出去给生产队里拉过煤，或到其他地方送过干草，这都是生产队给派的公差，一般是当天去当天返回。但在那寒冷的冬天，出这样的公差也不好受，父亲是个老实人，从未推辞过，说让去就去。用当时父亲的话来说就是：“天不冷的时候人家不让去，一到天冷就没有人跟车了，人家就给咱派公差。”
　　 现在想，可能是人家都怕冷，谁都知道天冷受罪，不愿意去。因为父亲也从来没有提出过什么要求，冬天出公差好像成了他的“专利”。
　　 那时父亲没白天，没黑夜的干，至今我都不知道生产队每天给他记多少个工分儿，我也从未听父亲说过。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像春风一样，吹遍整个中国大地，土地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生产队里的土地都分给了个人，那些牛马骡也都被生产队卖掉了，父亲从此也就告别了和他朝夕相伴多年的饲养室，还有那些耕牛。
　　 多年以后，我回到老家，专门来到那往年那饲养室的位置，发现已成为村民的庄稼地，那饲养室几间房子，还有那放农具的房子，院子里的那两棵老榆树，犹如在梦境里，一切都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