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〇〇一年，毗邻松花江畔的河柏花园，小区新栽的垂柳树悄然间已染上了一抹鹅黄。
　　 “今年开春儿觉得赶不上去年了，要是一口气上不来，无论如何你也得把我抬到这里停上三天，也好让我感受感受。”入了八十岁门槛，刚因心脏病出院的老妈，看完了已经装修好，马上就能乔迁的河柏花园新居时，拉着我的手喃喃地说着。
　　 “宽堂大屋，这个敞亮劲儿，能活着住上一天，也闭眼了。”用她自己的口头语，那间窄窄巴巴的“小鳖屋”，真的是住怕了。
　　 伪满洲国倒台的头三年，一对金童玉女般的小夫妻租进了道里“偏脸子”边儿的一幢红砖房。房东是山东黄县的富商，只有一层的红砖房，盖得挺气派，可就是间壁得太小了，一家一户跟鸽子笼差不多。
　　 一九五七年最小的弟弟也出世了，破门楔子多，穷家孩子多。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光明正大做流产，那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两个人变成了两代八口人，总面积却还是一如当年——八平方米半。咋能住得开，住不开也得住。
　　 进门两步就是一铺火炕，炕对面是一个衣柜，旁边是一个装锅碗瓢盆的橱柜。好在房子的举架高，老爸向空中延展，搭了个两层吊铺。幸亏是清一色的臭小子，大哥二哥睡吊铺，下面的火炕上，一字排开躺六口人，连翻个身都难。
　　 小屋外是一个四家共用的穿堂，就是现在说的小走廊。靠近自家的一侧，贴着北山墙角，老爸搭建了一个锅台，紧挨着放了一口足足能装四桶水的大水缸。刚好勉勉强强能转开一个人，这不足两平方米的空间，就是夏天的厨房了。
　　 西北风刮起来，小穿堂不烧火了，滴水成冰。进进出出的四家人，起码也有十几口子，穿堂门走得像城门，根本关不上。晴天白日的温度最高也就在零度，冬的严酷，把我们家带入了一年中最难熬的日子。
　　 小屋子里又添了两大件儿。在没能经得住冷的考验，冻裂了那口大缸之后，一口儿子辈的，仅能盛两桶水的小家伙被请进屋。
　　 紧靠房门边又支起了一个铁炉子，既得烧炕暖屋，又得承载全家八口人做饭的重任。火炕另一端地下，一台缝纫机是必须确保的，这是老妈为服装厂加工外件儿的工作台。全都挤满了，挤得屋里只剩了能站一个人的地儿。有客人来访，老妈只能盛情邀请着：“快炕上坐，炕上坐。”
　　 腊月，快要过年了，好像是一个下午。老妈拎着加工好的活儿要去服装厂交货了，她扯了一下我的衣袖：“你老老实实在家待着，看好小六子，炕头上有洗好的褯子（尿布），他要是尿了，就给他换上。”
　　 “知道了，妈，我不出去。”
　　 老妈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可得看好他，他现在硬实了，能挪动了，千万别掉下炕摔了。”看着她的背影，我不由窃窃私喜。可走了，我也得出去放放风了。
　　 那个时候，我也不过六七岁，咋也算不上是个大孩子呵，满脑子就是一心巴火地想要出去玩儿。看着炕上被小被儿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老六，我心里又咯噔了一下——万一我出去玩儿，他真的掉下炕咋办？
　　 不会有事儿吧，你看，他睡得正香，还离炕边挺远的呢。我抓起棉帽子就跑出去了。
　　 是祸躲不过，怕啥偏来啥。大概也就是一个钟头的工夫，就听见老妈高声大嗓地喊：“小四儿啊，小四儿啊……”
　　 老妈一听就是带着气在大院儿里不停地喊，我的发小邹伟跑到街上告诉我：“可闯大祸了，你家小六子掉下炕了，正好卡在了炕头和火炉子的旮旯里了，你就等着挨揍吧。”爸妈的脾气都挺火爆，也是，当时他们都正是人到中年，为了这一大家日子能过得下去，压力山大，穷激饿吵自然免不了，这顿揍看来是躲不过去了。
　　 我胆胆祛祛地还是蹭回了家，躲了两个钟头了，肚子已经咕咕叫得难受，早就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了。
　　 “还知道回来呀，这个家是不是掉底儿了，兜不住你了。”还好，老爸还没下班儿回来，老妈接着还在数落，
　　 “我临走就差掐你耳根子嘱咐了，他现在快要会爬了，自己能一蛄蛹一蛄蛹地挪动了。亏着炉子今天没压火，不然早就给烤熟啦。”
　　 样板戏《红灯记》里有一句台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真是经典。只是比铁梅还小了十岁，就早早体味到了这个“当家”的滋味儿，我再也不敢把小六子一个人撂在家里跑出去玩儿了。老妈忙着干服装活儿挣钱，看孩子就成了我甩也甩不掉的职责了。
　　 这个小老六打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刚学会了迈步，就不乐意动步，仰着小脸儿“抱抱、抱抱”地耍赖。偏偏这个时候大院儿里出了一件我这大半辈子一想起来还会眼晕的事儿，它警示着我更不敢疏于职守了。
　　 初夏，天刚刚擦黑的时候，我抱着小六子从外面回来，迎面看见邹伟的大哥，说是大哥，当时也就十岁的光景吧。他手里拿着一根挺长的细玻璃管儿，这种东西我在经纬三道街拐角，那家安瓶工厂门口的废料箱见过，他肯定是从那儿拿的。
　　 他把玻璃管儿贴在嘴唇吹着，紧挨着他只有四五岁的小弟弟，也学着把玻璃管的一端堵在嘴上吹。突然间，小弟弟摔倒了，他大哥抱起他一溜烟儿地往家跑。
　　 发生了什么？我心里一惊，抱着小六子紧走了几步，在他摔倒的地方蹲下一看——“哎呀”，半块砖头上全都是血，模糊间还看到了发紫的血块子。晚上八点多，隔壁穿堂里传来了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那是邹伟妈。
　　 孩子没了！大人们说，是砖头绊倒了孩子，玻璃管儿捅进了嗓子眼儿……
　　 那以后，小六子更成了我的“黏糊虫”“小尾巴”，一分一秒都不敢让他脱离了我的视野。学着安松街那一溜红砖房的朝鲜族妇女背孩子的样子，三伏天我经常背着他院里院外地转。顶着火辣辣的大太阳，趿拉着鞋，拣哥哥们的剩儿，不跟脚，有时干脆就光着脚丫子，踩在大同路（后来又叫了新阳路）的人行步道板儿上，烫得脚底板儿火烧火燎。身上呢，和小六子肉贴着肉，一身一身的淋漓大汗，后背总是湿漉漉，黏糊糊的。
　　 老妈数落我，好像也有点儿道理，这个家真的是兜不住我了，空间实在太小了，还那么暗，小屋里只是火炕上方有一个朝北的窗户，又高又小，光线昏暗的老妈做缝纫活儿，大白天也都得点着灯。
　　 过了春分，又到了打开封了一冬天窗户的季节了。我爬上窗台，撕掉糊窗缝儿的废报纸条子，拆出保暖吸潮用的锯末子，推开窗扇儿，往外一看，哇——，后院儿好美呀！一栋栋俄国侨民住的木结构别墅式小房子，刷成了清雅的白色，门旁的凉亭窗下，一丛丛的丁香树顶，一嘟噜一嘟噜的紫色花骨朵含苞欲放。明媚的阳光，和煦的春风扑面而来，爽得人立马心舒气畅。
　　 回头一看，我的视野瞬时由亮到暗，竟来不及转换，恍然间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小鸟，一下子被关进套了黑布罩子的笼子里。
　　 一有工夫，我还是往外跑。爸妈呲打我，我也跑。
　　 可受管制的却还不止我一个。
　　 “今天你就别想着出去玩儿了，这三百个小围嘴儿的线头儿必须得收拾好。”这不，老妈又在给小老五分派任务了。
　　 那一年，小五才刚刚六岁，天生就是个左撇子，一家人围着炕桌吃饭，躲不开爸妈面对面的监管。总算能逼着他学会用右手拿筷子了，可干别的，他还是左手来得顺溜。
　　 老妈在缝纫机上忙，持续不断的成品落在缝纫机后的炕上，一点儿一点儿堆得像一座小山。小五坐在炕上，盘着腿，瞪着聚光的小眼睛，右手一件一件地翻动着“小山包”，逐个把小围嘴儿拿到腿上，盯着每一处起针收线的部位，捏住一根又一根线头儿，左手握着剪子灵巧地上下翻飞着。
　　 邻居王家大娘来收电费看到了这一幕，
　　 “哎呀呀，瞧你家小五，这不就是个小大人儿吗，老辈子说，七岁八岁不当狗意，他怎么就能坐得住。”
　　 “他刚刚才过了六周岁生日。”老妈插了一句。
　　 “是吗？小小的年纪就能管得住自己，将来肯定能有大出息。”老妈没言语，可眼角却溢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都说“女大十八变”，男孩子当然也不例外，几十年后，他真的很有出息，在我们弟兄当中鹤立鸡群了。
　　 丁香花又开了，总感觉那一年，一簇一簇的，像顶着藕荷色的小火炬，开得格外的艳，那一股子带着药味儿的清香，也格外的浓。吸进鼻子沁到心里，人都快要醉了！可我的右眼这个时候却看不清东西了。越觉着磨得慌，就越是想不停地揉，对镜子一看，“我的妈呀——白眼仁儿咋跟兔子一样，全红了。”
　　 老爸忙上班，不好请假，老妈新取的这一批外件儿，服装厂催得急，她不敢耽误了交活儿的期。
　　 “这五块钱你装好了，别丢了。去二院挂眼科看一看。记住，过马路一定加小心。”让我一个人去看眼病，老妈也真是打心里不放心，她千叮咛万嘱咐不停地唠叨着。
　　 我知道这五块钱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份量，豆腐二分钱一块儿，苞米面九分五一斤，大碴子一毛钱一斤，猪肉七毛钱一斤，夏天菜便宜，块八毛钱就能买一大堆茄子、黄瓜、洋柿子、架豆角……五块钱，这可是足够全家人能过好几天日子的钱。人常说，一分钱能攥出水，是在讽刺吝啬鬼，可那天，我手里紧紧握着的这五块钱，却真真切切的攥出了汗。
　　 过了安道街上通往铁路大厂子（车辆厂）的大铁桥，沿着经纬二道街就走到了转盘道。这是个四岔路口，哦，现在叫新阳广场。后来拆了大桥，跑了头顶上悬着两条大辫子的二线无轨电车，当时的北终点站就设在这里。出了西十六道街街口，就看到了尚志大街和田地街拐角处的一幢三层灰楼了，大门上挂着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的大匾。
　　 那个时候，去医院看病的人并不多，三楼眼科门口，候诊的更是寥寥无几。一个中年女护士喊了我的名字，看了看我，可能觉得我是个小孩儿，总应该有个大人陪着吧。她移动了眼神儿，又扫了一下周围，
　　 “你家长呢？”
　　 “没来。”
　　 “你一个人来的？”
　　 我点点头。
　　 “你才多大啊，自己过大马路，就这么放心，亏他们还是当家长的。”
　　 从处置室出来，我成了独眼龙。大夫磨了我上眼皮的内层，弄出来一个像小米粒大的小黑点儿，说是掉进眼睛里的这个小东西，已经被包进了上眼皮的肉里了。我突然想起来，十多天前的一个早晨，我刚刚睡醒睁开眼，就觉得从吊铺上落下来一个渣儿，接着眼睛就开始磨得难受起来。
　　 跟老妈说了这一切，她突然踩着炕角的梯子上了吊铺，好像在翻找什么，一会儿拿了一个枕头下来，指着开了线的一个小口儿：“你二哥的枕头漏糠了，肯定是漏出来的荞麦皮掉你眼睛里了。”
　　 “唉”她了一口气，从炕头上的小笸箩里拿出针线缝起来。
　　 透过一穿一拔的针针线线，我清楚地看到，她的眼泪扑簌簌地滴了下来，
　　 “妈真是对不起你，你爸也没能耐，要是有一天能搬出这个小鳖屋，咱就不遭这个罪了。”说着她又俯下身仔仔细细地把我捂着的白药布眼罩扶了扶正。
　　 “妈，你放心吧，会有那么一天的。”母亲看着我点点头。此后的几十年我都忘不了母亲那亲切、慈爱、渴望而又蕴含着期待的目光。
　　 二
　　 想起了唐代大文豪刘禹锡的名作《陋室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陋室虽陋，而品格不陋。人居陋室，当志存高远。
　　 记不清爸妈对我们弟兄叨咕了多少次， 屋小心不能小，人穷志不能短，这是祖辈儿传下来的励志词啊！
　　 半个多世纪后，从当年那个被老妈一直称作“小鳖屋”走出来的六兄弟，齐又聚首了。
　　 长兄已经耄耋，小弟也已过花甲，我们终于可以能告慰九泉之下的父母双亲，这一帮“臭小子”，没有辜负你们的期待，虽未能大富大贵光宗耀祖，但当砖作瓦，布衣百姓，却也都成了国家的有用之才。
　　 又回到了那个魂牵梦绕的小巢。一九六零年，中苏交恶，逼还欠债，又值连年自然灾害，像阴霾遮住了太阳，自新中国成立后最困难的三年，从那一刻开始了。
　　 我已经上了小学二年级。那天我放学背着小书包刚走到穿堂门口，咦——小柈棚子里怎么传出了悦耳的京胡声？我好奇地拉开棚子门闯进去。
　　 “大哥，是你呀。”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哥居然在煤堆和木柈子垛后边搭起了一个小床。坐在床边架着二郎腿，手持京胡像模像样地在拉着。
　　 大哥是爸妈的第一个爱情作品，可现实生活中的他，却远没有作品中的文字那么浪漫。初中毕业，是找工作就业，还是考高中继续上学，刚刚十七岁的他正面临着人生第一次抉择。
　　 “家里太挤了，这眼看就是夏天了，在吊铺上喘口气都憋闷，我想在这儿能清清静静地看看书。”打我记事儿起，就知道大哥挺爱学习，有点儿闲空儿就捧着书看。爸妈当我们下边的这几个孩子的面儿，可没少说他念书好，接下来就是耳提面命地让我们几个都学着点儿，别一到开家长会，让老师指名道姓给他们丢人现眼。
　　 几十年后我问起当年他的选择，他说，我当然首选是考高中继续上学了，可咱这个家穷呵，我不愁考不上，我是愁上了高中，三年毕业以后还得上大学，爸妈希望我继续上学，也愿意勒紧裤腰带供我，可我心里不好受啊。大哥为人天性善良，不怙利自私，那些日子，他天天睡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