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岳父生病在百里之遥市里住院，妻子在医院陪护半月有余，我这个自由职业者在家一直陪伴小儿。秋老虎依旧很厉害，我和小儿的头发都很长了，严重影响散热，就决定去理发店修理一下。小儿子死活不去，说等他妈妈回来给他理。没办法，妻让我去医院探视时候，带上理发工具，在病房里给小儿修理一下。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剃头的情景。
　　 我小时候老家这边跟理发叫做剃头，再土一点直接叫做剃脑袋。乡邻见面打招呼“上哪去呀？”答曰，“去剃剃脑袋！”再诙谐点说“咔嚓咔嚓脑袋去”。理发是书面语，剃头是俗语，剃脑袋是方言。这里如果有老师非得把“咔嚓咔嚓脑袋去”变成把字句，可就变成“把脑袋咔嚓了”，就远离本意，变得血淋淋了。
　　 小儿这种不让别人碰头，大概遗传自我。我从小也是这样，除了母亲，不让任何人触摸头顶，包括理发。谁要是用手碰了我的头，就会有巨大的恐惧感袭来，我会双手紧紧抱头，连哭带嚎，感觉小命在人家手里拿捏着。仿佛他要剃的不是我的头发，而真的是要“咔嚓”掉我的脑袋，随时小命不保一样。
　　 我们这里跟这种现象叫做“护头”。
　　
　　 二
　　 村里唯一的剃头匠叫张众生，今年已经80多岁，前些天我见到他，还是耳聪目明，说话俏皮幽默，活脱脱一个老小孩。只是腋下少了以前常见的剃头盒子。我问他：“姑爷爷，您吃饭的家伙什怎么没带着？”他两手一摊，脸上尽是遗憾地说：“这边快下岗了，不过那边也快上岗了，阎王爷的头发也不短了，等着我去剃头呢！”
　　 张众生是邻村人，父母生了他们兄弟六人，没有一个女孩，家里穷得叮当响，吃了上顿没下顿。家里勉强给老大老二娶完媳妇，抡到老三实在因为穷只好倒插门入赘到我们田家，和我同族没有儿子的太爷爷唯一的女儿我的姑奶奶成亲。太爷爷是个老封建，虽然已经到了新中国60年代末期，仍保留着封建家长的作风，眼见着自己家产改姓张家，经常被村人揶揄，就觉得低人一等，气就不顺，动不动就要发飙。姑爷爷脾气好，从不敢违拗老爷子的脾气，像个受气的小媳妇儿被他使唤得滴溜溜转。就连夜壶也帮着老丈人倒了半辈子。据说背后姑爷爷也跑回家跟他的亲娘掉眼泪，哭诉委屈。可人前姑爷爷天生是个乐天派，初来乍到的他，见谁都满脸堆笑，乐于助人。后来竟买来剃头推子，利用业余时间免费给村民理发。
　　 一个一千多口子的村子，男人至少五六百，几乎都被他承包了，而且分文不取。无论春夏秋冬，都能看到姑爷爷忙碌的身影。他的心里装着村里几乎每一个人，谁家孩子过满月，该剃满月头了，谁家头发月余没剃了，他心里都有数。往往不等人家上门，他都腋下夹上剃头推子赶到人家里主动去给理发。这让姑爷爷在村里博得了一个好名声，老丈人也觉得脸上有光，脸色慢慢变得和善起来。
　　 我父亲年龄要比姑爷爷小上10岁，父亲这多半辈子几乎都是姑爷爷给理的发。我小的时候脑袋只让母亲一个人摸，都是姑爷爷给我父亲理完，在边上指挥母亲上手。那时候都是手推子，手要拿捏稳了，随着“咔嚓，咔嚓”声一下下慢慢推进，是个技术活，快了慢了都容易夹头发。母亲往往给我理个发，要夹疼我很多次，偶尔还可能伤到耳朵或者头皮，疼得我都要转眼泪，母亲也紧张得出一身汗。可每次当姑爷爷要接过母亲手里的推子时候，我都会斩钉截铁地拒绝，甚至要顶着阴阳头试图逃跑。这样大概到了我10岁开外才逐渐接受姑爷爷给我理发，一直到我上大学之前，基本都是姑爷爷给理发。姑爷爷理发的样式基本仅限于小平头和光头，80年代初，一些时髦的年轻人开始留长发和烫发，他们开始去镇上理发馆追求港台风。
　　 记得姑爷爷那时候总是一边理发一边和父母唠嗑，说我小平脑瓜顶，能放一排鸡蛋，肯定长不高，能长他爸那么高就不错了。我的父亲也就一米六多点，母亲也不高，家族里面也没有高个儿。他说这话没有贬低人的意思，是实事求是。那时候我个子矮，在班级里也始终都在第一排。直到初二上半年，我的身体突然发力，半年长高了一头，才被老师调到班级中间位置。记得那次姑爷爷见到我，吃惊地跟母亲说，你给你儿子施了化肥了吧，怎么窜得这样快？
　　 小时候除了理平头，还有唯一一次理光头的经历。那是因为电影少林寺上热映，让一群精力无处释放的半大小子开始满大街的耍起了功夫。那时候满街筒子的男孩子全都剃了光头，在墙头、草垛上追逐打闹，嘴里念着“阿弥陀佛”，手里拿着棍棒，煞有介事地玩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游戏。后来我村的比我大四五岁的两个孩子竟悄悄地离家出走说是要去少林寺学功夫，直到两个月后被遣送回来。
　　
　　 三
　　 我的发质属于偏软的，也说不上浓密，上高中以后基本上是留的还是平头。一直都像我的做人一样，中规中矩，没留过长发，更别说烫发。发型真正的改变是来北京以后。那时候从春到冬天，在北京混了快一年了，干过壮工，摆过地摊，接触卖纸也有小半年，可惜一事无成。
　　 在1998年冬天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我被第一家纸张公司辞退，天地茫茫，几乎身无分文，陪伴我的就只有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和自行车上卷成一团的被褥行李。我在路边铁皮电话亭那里驻足，打开怀里的电话本，逐个去给我曾经认识的去电话，寻找生路。那时候电话费三分钟两毛二，馒头一块钱五个，电话里说几句话几个馒头就没有了，真让我肉疼。簌簌的雪下个不停，天地开始变得浑然一色，我拿电话的手冻得通红，我的几乎哀求的求职被一个又一个的生硬口气拒绝着。在打了大概价值上百个馒头的电话后，在我近乎绝望的时候，峰回路转，终于一家纸业公司答应我可以过去面试。我如落水者抓到了一棵救命稻草，看到了一丝曙光。
　　 “不用等明天面试，我马上过去！”其实比起工作，我最着急的是晚上能不能找个窝先安枕。很顺利，我被留在了这个公司，更让我高兴的是这个公司还管住管吃，这让我心里暗暗舒了一口气。能不能干，住，对我来说当时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我想到的是我暂时可以苟且地活着，饿不死；天冷了，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可以栖身。
　　 这个公司就是后来我干了8年的北京捷恩纸张销售中心，是我值得用一辈子感恩的地方。在这里，我的命运也彻底改变。
　　 虽然管吃住，但做业务要出门，总不能为了吃中午饭回来耽误跑业务吧，还有坐车买票也要钱呀，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开销。初到这个新公司，也不好意开口跟老板同事借钱。正踌躇间，马甸小学要几令纸，量太少，公司老板娘就让给我50元钱让我打车送去。打车花去10几元，我回来跟老板娘说我身上没钱了，剩下的先不交公司了，月底从工资里面扣除吧。这几十块钱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我花15元卖了一双大头“皮鞋”，花20元卖了一件“羽绒服”，还有就是我买了一件奢侈品——一瓶摩丝。
　　 当时的我没有退路，我必须成功，我当初离家发着狠跟父母说过“混不出模样，就不回来了”，可眼下就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如果这里再干不出起色，我真的要在回家或者在继续流浪下去之间做选择了。如果灰溜溜回家就算食言了，我知道父母不可能抱怨我什么，他们电话里一直说“外面黑社会，白社会，多小心，不行就回家……”可要真回家了，可能我一辈子再也没有出门闯荡的勇气了，大概一辈子就只能庸庸碌碌了。我之前在西直门被小偷光顾过一次，偷去了一个包，当然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有很长时间，我好像很能理解的小偷，感觉他们可能都是生活不下去了，不得已而为之。我甚至想如果我眼下的路走不通了，我怎么办，是不是也可以“顺”一下，解决一下眼下吃饭问题。我被自己这个冒失的想法吓得不轻，那可是犯罪。所以我要给自己压力，给自己暗示，给自己上足发条。从那天起我开始在我柔软的头发上打摩丝，定型，开始留起了背头。
　　 在我24岁的那年，北京城多了一个整天梳着油光的背头，背着包，或者挤在拥挤的公交车上，或者骑在自行车上穿梭于城市角落的一个不知疲倦的年轻人。我的发质不好，出头油，还有很多的头皮屑，在被强制定型的头发间隐约可见斑斑白点。那时候信息还很不发达，除了一本被大家翻烂的大黄页，客户就只能靠自己满大街去找，去打听那里有文印室、印刷厂、出版社、杂志社。好在北京大中小学林立，几乎每家都有文印室。那时候各家单位还没有施行保安登记制度，只要硬着头皮去敲门就行了。我给自己定下了规定，每天必须见10家以上客户，见到学校，机关就去打听有没有印刷厂、文印室，这就相当于扫街了。去一次不行就去两次，两次不行就去三次、四次，不停地去发名片，发纸样。哪怕我一转身对方就把我的名片丢尽了纸篓，哪怕对方说出“我不会用你家的纸，我有固定渠道”，“你怎么还不走”这样冷冰冰的话，我还会继续拜访。我嫌公交车慢腾腾影响效率，又费钱，多数时间我选择了骑车出行，几乎无论寒冬酷暑，风雨无阻。无论多累，见客户要保持开朗，微笑，并且回单位对客户需求做详细记录。苦心人，天不负，我这个在上一个公司被无情抛弃的弃子，到了捷恩公司第一个月工资竟然开了1948元，这天是1998年的11月底。看着这一把大钞，我的内心翻江倒海，生活终于对我网开一面，透出了一丝光，透过光，我仿佛看到了父母欣喜的笑脸。我第一感觉是我可以直面父母亲人们的目光了，可以过年可以回家了，甚至我开始设想在不久的将来可以迎娶娇妻了。
　　 鲁迅的头发是硬如钢针，丝丝向上挺直的，把黑暗的旧社会刺破了一个洞，透出一丝丝亮光，让人们能听见一声声呐喊。而我用伪装成钢针一样的头发也给生活刺出了一个洞，让我能够呼吸，看到希望。可毕竟摩丝伪装出来的看似坚挺的头发经不起碰撞，后来的几年我开始掉头发，慢慢变得中央不长。背头渐渐留不成了，只能地方支持中央，把周围头发留长，尽量去覆盖稀疏的中间地带。儿子笑话我，演沙僧直接戴上个圈，就不用化妆了。
　　
　　 四
　　 今年上半年，燕郊这里反复封控，基本上出不去北三县，去不了北京，也回不了老家，这是真正的画地为牢。这是我只身在外，离家最久的一次，虽然可以和家人视频，但照样难解相思之苦。以前常常回到父母跟前也未必有说不完的话，但哪怕只是躺在父母的炕头上、沙发上就会感觉温暖，踏实，放松，心安。闻着屋子里熟悉的味道，有时我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不消一会就能沉沉睡去。
　　 本来我来燕郊这里只有一年多，社会圈子很小，连点头之交的邻居都屈指可数，找个喝酒聊天的人更是没有。巨大的孤独感紧紧环绕着我，我憋屈，难受，又无处排解。这天我到理发馆，咬咬牙跟理发师说道——理光头。理发师再三跟我确认，得到我的肯定后，才敢下推子。
　　 回到家后，我对着镜子抚摸着这圆溜溜的光头，心中升起一种发泄完后的痛快感。像什么呢？像小时候受了委屈无处诉说，使劲木棍儿抽打树干，把树皮抽的稀烂，把虎口震裂时候疼痛但是内心酣畅淋漓的感觉；像酒桌上给人敬酒，对方对我视而不见，巨大的尴尬后，自己一饮而尽的苦涩；像雨后在街头用泥巴筑起“堤坝”蓄满“洪水”后，然后一脚踹开“堤坝”看“洪水”肆虐着冲毁一切的报复……
　　 这是我人生第二次理光头，“快半百的人了”，我不断地提醒着自己。出门我开始带上了帽子，走路不再风风火火，也不再对迎面而过凹凸有致，长发飘飘的美女回头了。从此我不再是小伙了，老小伙也不是了。我告诉自己我开始步入中年了，说话办事要更稳重，年轻人再跟我叫叔叔也好，大爷也罢，我都能坦然答应；如果地铁上有年轻人给我让座，我也会道一声谢谢，坦然入座了。
　　
　　 2022.12月首发原创于江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