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笔是50、60后最熟悉的写字工具，它是一种以金属当笔尖能在纸上写字的工具。1809年英国颁发了贮水笔的专利证书，这标志着钢笔正式诞生了。1829年英国人詹姆士•倍利成功地研制出了钢笔尖，它是经过特殊加工过的笔尖，这种笔尖写出来的字圆滑而有弹性，书写起来相当流畅，深受人们的欢迎。到了1884年，美国一家保险公司里一个名叫华特曼的雇员，发明了一种用毛细管供给墨水的方法，这种笔的笔端可以卸下来，墨水用一个小的滴管注入，这样就解决了钢笔必须蘸墨水写字的历史。20世纪初期，美国钢笔陆续输入到了中国，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国产品牌，广为人知的“英雄” 牌钢笔就是由上海金星、北京金星两个工厂生产，在中国老百姓的记忆中，“永生”和“英雄”是我国钢笔界的两大品牌。
　　 儿时，我对拥有一支钢笔非常向往，因为这是有知识的象征。父亲军装上衣口袋里永远别着钢笔，给我感觉我的父亲是世界上最帅的人。我的母亲工作在区办公室是机要秘书也离不开笔，在我看来只要用上笔就是文化人，我长大了也要做个有文化的人。
　　 1970年我参军到了部队，我也有了一支钢笔，我也像父亲那样把钢笔别在军装上衣口袋里，那时人们珍惜钢笔的程度，不亚于现在的手机，钢笔随身带，想写字的时候摘下它随时就可以写字，当时我感觉摘下笔写字的样子非常酷，我喜欢写字时的表情。
　　 钢笔好用也会给人们带来烦恼，当钢笔掉到地下后，笔尖压了进去我就把笔尖和笔舌一起拔出来，找准位置再把笔尖和笔舌放在一起，再插进去就可以用了。如果笔尖摔坏了，笔管破了漏水了这就需要换个笔尖、笔管，就要专门上街找修钢笔的修笔铺，钢笔修好了才能用。我当兵时的年代是物质条件最贫瘠匮乏的时候，没有哪个人会轻易将坏了的钢笔，扔掉再买个新的，因为没有这个经济实力，谁也不会几块钱去买支新笔，朋友之间送你支新笔算是大礼了。那时的人们钢笔坏了都是经过修修补补，实在修不了了才会去买个新的。于是，就诞生了修钢笔这个行业。那时的修笔铺就像现在街上修手机的店铺一样，每条街上都有修笔铺。我们部队驻地最近的街道就是宁波市百丈街，从我们医院走到百丈街需要20分钟，那时我们部队驻地门口没有公交车，要到当时宁波最热闹的“东方红大街”就要坐船摆渡过去，要么就全靠走路去翻灵桥。百丈街有邮局，有修钢笔铺，百丈街是我当兵时到这个街道频率最高的地方。百丈街修钢笔的师傅是个很普通的老头，修笔店店铺不大，只有一个三抽屉桌，一把椅子，他修钢笔主要工具就在一个小木头箱子里，里面装着小钳子、镊子，修钢笔所需的零部件，笔尖、笔管、笔帽、墨管、笔舌等等。在我的印象中，老头修钢笔的速度很快，他不会让我久等，他所换的零件大小也都合适，换过的笔管或笔帽，在颜色上尽可能和原来的笔接近，老头收费不高，根据材料收费一般几分钱最多一、两毛钱，他这个价格对当时比较贫困家庭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我当兵时也只有六元津贴，不可能钢笔坏了再买支新的，因为没有这个经济实力，所以几角钱能修好的钢笔，还能用上一阵子。我没提干前没买过一支新钢笔，都是到这个修笔铺修修补补，我用的这支钢笔差不多所有零件都换过了，钢笔也不是原来的颜色，好在是黑色颜色相差不是很大。
　　 1973年我提干了，工资每月54元钱，在当时已经是高工资了，我也有这个经济实力，买下自己喜欢的钢笔。提干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换支新笔，我专门挑了个夜班下来休息天上街，因为这样时间充足不会很赶。我们部队离市区很远，上一次街要集中办几件事，我想去书店逛逛，还想看场电影。到了百货大楼文具柜台五颜六色的钢笔还真不少，那个年代很多物品都要凭票的，“金星” 钢笔是名牌，是要凭票才能买到，杂牌的钢笔可以不要票。营业员看我是当兵的，很热情向我推荐了两款钢笔，我考虑到钢笔是别在军装上衣口袋里的，花里胡哨的颜色和军营气氛不太融合，虽然我喜欢粉色和天蓝色笔壳的钢笔，最终我还是选择了黑色的钢笔。有了新钢笔，修钢笔次数也少了，也很少光顾修笔铺了，新买的纲笔坏了最多换一次笔头，换一次墨管就去买新的钢笔了，因为钢笔那时只有几元钱，承受的起，用的时间也长，修过的钢笔用不了几个月又坏了，我也懒得一趟趟往修笔铺跑。后来随着圆珠笔的普及，钢笔才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八十年代初期我转业到了杭州，随着新事物、新行业的不断涌现，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在飞速提高，物品也丰富了起来。“金星” 钢笔也不需要凭票了，钢笔在人们心目中已不再是贵重物品。修钢笔这一行业也悄然消失在街头，街上几乎找不到以修笔为生的修笔铺，钢笔逐渐演变成为了一款礼品，象征性地传递着一种情谊，人们更多用的都是圆珠笔。如今，文具柜台几乎被圆珠笔占居着大半江山，只有几款漂亮的钢笔礼盒在文具柜台一偶，向人们诉说着它曾经的荣光。弹指一挥间沧海桑田，时代的发展真是日新月异，时代不断在进步。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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