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对小时候过年的记忆，除了热闹就是忙，现在回想起来，还需加上一条，那就是穷。虽然没有像鲁迅《庚子送灶即事》说的“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那么窘迫，但也是穷其所有。不过，俗语说的是，富也过年，穷也过年；富家富忙，穷家穷忙。
　　 一进腊月，年前的准备就上了日程。不用开会分工，每个家庭成员都会自觉地担负起自己该担负的那份责任。
　　 父亲主要是想尽千方百计增加点经济收入——赅人家的欠款年前是要还的；怎么也要置办点年货，起码要割上几斤猪肉，添点油盐酱醋，买上纸马香烛对联门神灶王爷年画和鞭炮之类，还要打上斤儿八两的散酒；可能的话，还要给穿着补丁衣服的儿女们买块衣料或围脖头巾棉帽新鞋什么的。
　　 那个年代可不像现在，只要动动脑子或是出点力气就会换来收入。山村人家能换钱的东西无非是一头猪，三五只羊、六七只鸡和或多或少的山果，再就是卖点柴草了。虽然生产队年终决算时也分钱，但那时的分配原则是“人七劳三”（分粮时七分按人口，三分按工分），一些人口多劳力少的人家，往往是没白没黑的忙活一年，决算时能分到三、五元钱就很不错了，有些时候还要倒找给生产队钱。羊是不能冬天卖的，那时正是瘦的时候，肉的味道不好，很少有买主，也卖不上价钱；母鸡是家里的摇钱树，平时打油买盐还指望它们下的那几个鸡蛋；即使有一、二只公鸡，也是买小鸡时就准备自家过年用的；那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肥猪，虽然能卖七、八十元，但除去养猪的成本，也就剩个二、三十元而已，那钱可不能用在过年上——先要把赅人家的钱还了，再买上头猪仔，然后把早就想了又想，不办不行的事办了，也就所剩无几。日常生活中就是没有盖房子、办婚嫁等大项支出，亲戚之间的人情往来，打油买盐，买供应粮（上级分配的救济粮），儿女们的学费、书费（虽然很少），等等，也就是靠卖点儿水果和柴草之类。
　　 冬天能卖的水果一般只有柿饼。之所以放到年底才去集市上卖，一是年集比较好卖，价钱也好些，二是如果早卖，那钱是留不到过年的。
　　 卖柴草是很辛苦的事。逢集的头一天晚饭前后，摸黑把积攒了很长时间的柴草劈好捆好，第二天早晨鸡叫三遍就起床，带上几个干煎饼，一口气挑到几十里外的集市上。记得当时一般是二元左右一秤（一百斤），所以，就是挑上一百几十斤，也卖不了几个钱。等卖完柴草山货，会享受一点的人去买一碗荤菜汤，不舍得花那几角钱的人，就找一个背风的地方蹲下，啃自己带的干煎饼，或花一、二分钱买碗白开水，将刚吃进胃里的干煎饼软化一下。然后去逛集市。先割上几斤猪肉，买上几斤芹菜芫荽，再到年画市看看，买上张喜庆的年画或香烛纸马，最后再到鞭炮市场看会儿热闹，买上几挂鞭炮。当然，也有什么都舍不得买的，卖完柴草扛起扁担就匆匆回家，回去后还能到生产队干半天活呢！
　　 母亲则忙着缝制衣服和准备年后吃的食物。
　　 20世纪60年代，我们那里的农村人还很少穿的起机织的细布，特别是冬天穿的棉衣棉裤，几乎全是自家纺织出来的粗棉布。由于生产队棉花种的少，纺纱织布缝衣又极为艰辛复杂，加之那时家家孩子多，所以能在过年穿上一件新衣服，哪怕只是一双新鞋或是新袜子，也会非常高兴。为此，母亲们不知要熬多少个夜晚。我家男孩多，所有针线只有母亲一个人做，经常是腊月二十八、九的晚上还要忙活。有时我一觉醒来，迷迷瞪瞪看到轻轻摇动的煤油灯焰旁，母亲还在聚精会神的飞针走线，橙红色的灯光映在她慈祥的脸上，眼神里透着期盼，好像看到了孩子们穿着暖暖和和的新衣服时欢天喜地的样子。
　　 准备年后的熟食也是件大活。老家有个风俗：正月初十（石头生日）以前，一般是不能动碾、磨等加工器具的，因此，年前必须准备下能吃到正月初十的熟食品。我们的主粮是地瓜干煎饼。煎饼的加工很费功夫：头一天下午，将地瓜干用碾子碾成蚕豆大小后，用水浸泡一夜，第二天早晨天不亮就要起来，用石磨将浸泡好的地瓜干磨成糊糊，六、七口人的饭量，要磨一个多小时。磨完后，再用鏊子将糊糊一张一张摊成煎饼。一般过了腊月初八，就要每天多摊上一些，除了够当天吃的外，还要剩余一部分积攒起来，留作年后食用。到了年底，家家的煎饼笸箩上都有厚厚的一摞，或是一大半瓷缸。
　　 孩子们自然也加入到忙年的行列。 学校放了寒假，回到家后把书包一扔，就整天帮着大人们推磨推碾喂猪喂羊拾柴。
　　 为了节省点加工费用和赚些麸子，同时也能吃到好些的麦面，过年用的面粉大都是自家加工——将捞（淘洗）好的麦子凉到水分适宜时，就动员全家的力量用整天的时间用石磨磨。那是个单调又很累的活。也有少数人家养头驴用以拉磨，但平时的饲养也很麻烦。此外，还要碾一些小米面，地瓜面、糕面之类，以做各种过年的食品用。
　　 除了每天推磨、推碾外，更多的时间是拾柴火。因为做年饭要烧很多柴草，而且还要备些年后烧。虽然住在山里，但烧柴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地里的庄家秸秆，除分给各家少量的地瓜秧和高粱杆外，其余全部被生产队留作喂牛喂羊喂驴；山坡上草，田野里的树木，全都是集体的，我们只能搂些树叶或薅割些生产队割后剩的杂草，况且，我们这些贪玩的孩子，一天也捡不了多少。多亏林场每年冬季都组织修剪黑松，能分得一些松树枝，平时有了些柴草储存。
　　 过了小年，家家户户就进入了忙年的高潮。在生产队一口气干到了年底的男人们，只要没有上级统一组织的水利、农田工程建设，也可以请一、二天假，筹办一下过年的事了。
　　 一年一次的卫生大扫除大都在腊月二十四、五进行。先是清理一下院子里外房前屋后，将一年来积攒的垃圾或是掩埋，或是烧掉，再挑些干净的沙土铺撒覆盖在庭院里，道路上，院里院外顿时就有了些新的气象。室内的卫生重点是扫屋，那是件很脏很难干的活，一般都是父亲自己干。先找一根长竿，在长杆的一头捆上把扫帚，穿上雨衣，戴上斗笠和他从部队带回的那副风镜，然后独自一人在屋里清扫。不知为什么，那时屋里的蜘蛛网特别多，有圆形的、三角形的、网状的、布状的，旮旯里，墙壁上，顶棚上，房梁上，到处都是。等把房屋所有地方清扫一遍，扫帚头上就缠满一大团。灰尘更是少不了，一扫把下去，“噗”的就起来一团。最难打扫的是“锅屋”（灶房），我们那里的风俗，家家户户的锅屋都没有烟筒，常年烟熏火燎使得房屋内像涂上了一层黑漆。有一年父亲还去北山顶上挑回来些白土粉刷了一遍。把里里外外打扫完后，还要清洗各种餐具、器皿。平时很少用上，早被尘封的不见原型的锅碗瓢盆、盘盏杯筷、酒壶茶碗、传盘（端菜用的木盘）香炉等，这会儿被一股脑儿找出来，洗刷的干干净净后装进筐里备用。
　　 “二十五，做豆腐”。如果不是结婚办喜事或是修屋盖房，每年也就只做这一次。这不仅是不舍得那么多的豆子，也因为实在太麻烦——老早就要准备好点豆腐的卤水，和邻里们预定好过滤豆浆用的“过床子”。加工时，先将泡好的豆子磨成豆沫糊糊，再将豆沫糊糊盛进纱布包袱过滤出豆渣，然后将过滤出的豆浆放入锅中加温。点卤水是个技术活，不仅要掌握好火候、温度、时机，还要掌握好点入卤水的量，这不仅影响到出豆腐的多少，也影响着豆腐的口感质量。点卤水时，一般不允许多余人在场，在场的人也要屏气息声，让人感到有点儿神秘。等锅里的豆浆凝结成块状的豆腐脑后，就迅速出锅，盛进铺好纱布包袱的竹筛里并用重物压实。开包前的第一件事便是过称，计算一下每斤豆子出了多少豆腐，年前年后也就多了一个家常里短的话题。
　　 腊月二十六、七，开始买肉、杀鸡、蒸糕、蒸馒头。不管有钱没钱，割上几斤猪肉是必须的，经济宽松、舍得花钱的人家有时一买就是十几斤、几十斤。政策宽松些后，有时十几家合伙自己宰杀一头猪，只要不出去卖，就不会收税。鸡是自家养的，至少要杀上一、两只，或是剁碎了炸丸子，或是收拾干净后连买的猪肉一起暂先挂到房梁上。海水鱼不是每家都能买的到——不是仅仅因为贵，而主要是在那个什么都凭票供应的计划经济年代，集市上没的买，供销社门市部也只有些小杂鱼干咸巴鱼之类。我家沾父亲是个老复员军人的光，每年春节供应两条七、八两重的白鳞鱼。买回家后，就惹得猫们白天黑夜盯着房梁可怜兮兮的叫个不停。当然还要蒸上几锅馍馍、卷子、米面（发糕）、年糕之类。馍馍、卷子、米面都有白、黑两种，一种是麦子面的，一种是地瓜面的；年糕也有两种，一种是纯黍子面的，另一种是在黍子面里掺上一些切碎的地瓜块，像蒸发糕一样摊在篦子上，蒸熟冷却定型后，切成四四方方的小块，吃起来有些地瓜的甜味。这个时候，我们的任务是烧火。看着炉膛里欢快跳动的火苗和锅盖上面升腾弥漫的白色蒸汽，过年的那种喜悦、期盼也在心中升腾着。
　　 煮、炸通常是在临近除夕的最后两天。炸“麻花”和“棋子块”是母亲每年都要做的一种点心。母亲炸的麻花和棋子块香、脆、甜，样子又好看，是我们每年一次的享受。炸麻花用的面是用烘柿子和的——秋后，将树上的柿子连枝折下，捆成一束束挂在房梁或房墙上，不用多少天，那些柿子就又红又软，吃起也特别甜。 煮肉、炸丸子是各家必备的两种年菜。将大块的猪肉煮熟后，先切出一、二块带皮的大块方肉，留作供祭使用，其余切成片状，肥瘦混在一起，盛在盆里随用随取。煮肉的肉汤也不能浪费，捞出熟肉后，将早就切好的大盆萝卜片和白菜倒入肉汤锅里，煮成八、九分熟，吃的时候，将上面覆着一层白油的凉菜加温就行了。丸子的种类很多，萝卜丸子、猪里脊肉丸子、鸡肉丸子每家必备，有时还炸些鱼肉丸子和豆腐丸子。那些天，小山村里到处弥漫着诱人的香味。
　　 当然，还有很多需要拾拾掇掇的家务活，都必须在年前干完。本来忙年是件快乐的事，却往往让大人们急躁心焦。等这一切就绪以后，二十多天的忙碌才算告一段落，尽管除夕那天还是很忙，但那是属于过年的内容了。
　　 改革开放后，山村人家也逐步富裕起来，吃的、穿的、用的都跟上了城市的步伐，用村里人的话说，现在的日子天天像过年。住房条件、生活习俗也有了很大改变。现在过年，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提前忙活，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来说，不再忙年的年，总感到少了点儿什么，尽管谁也不愿意再回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