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民国历史学家，学术著作颇多，也有名气（《毛选》文章将其列为与胡适、傅斯年同类）。《先秦诸子系年考辨》是他1935年出版的，对子夏、魏文侯及子夏居西河教授都作了考究。我读他的的“子夏居西河在东方河济之间不在西土龙门汾州辨”一文，是世纪初钱氏已过世。
　　 他把《史记》记“子夏居西河”定位在“东方河济”，不在“西土龙门汾州（含龙门韩城）”的缘由很多，此处仅录两条：一是“然孔子弟子不出鲁卫齐宋之间，孔子死，而子贡居齐卫，子游子张曾子在鲁，何以子夏独僻居合阳韩城黄河之西尤门之附近？其地在战国初尚无文教可言，谓子夏教授其地事殊可疑。”他在每个字下都标有重点号，以见这个证据之重要，以此得出结论：“谓子夏居之者，胥（皆）出后人附会不足信也。”二是“子夏温人也，其退老何不于故乡文物之邦，而远至合阳韩城荒陬水澨……谓子夏退老在龙门附近，河滨石窟之间者，皆后世之妄说也。”何谓“合阳韩城荒陬水澨”？白话说就是钱氏对子夏居西河在“合阳韩城荒山泥水无人烟”之地大为怀疑。并以此结论“谓子夏居西河教授决不在龙门华阴之间”“后世之妄说也，不足信也。”请注意钱氏用“决不在”的绝对语气，霸气自信不容分辦。
　　 “子夏居西河教授”在唐之前只有一说，即西汉郑玄注《礼记》在龙门华阴之间，后至唐引《隋图经》，遂有“安阳之说”，即是钱氏云“东方河济之间”，至清代疑古主义盛行，有学者戴震否定“汾州之说”，钱氏继承疑古主义，竭力否定“汾州韩城龙门之说”。
　　 钱氏人虽去，但“不在西土龙门”广为误传，故仍有批驳之必要。
　　 随着零五年韩城“梁代村墓葬”的挖掘发现，零七年央视直播考古现场，让韩城“先秦文明”更加亮丽起来。本文就从这个角度让钱氏“战国初尚无文教可言”“合阳韩城荒陬水澨”的疑虑释然。
　　 历史上把夏商周春秋战国称为“先秦时代”。这里的韩城“先秦文明”，特指西周至春秋战国这先秦年代：
　　 （一）两周时代韩城就是文明之地，公元前1039年，周成王四年大分封，将武王儿子封在韩塬，称为韩侯园，“韩城”之名由此而来。公元前770年受封梁国与公元前678年，受封的韩武子采邑国，都在韩城地域。屡屡成为王侯的封地，岂能是“不毛之地”。《诗经•韩奕》记载“奕奕梁山，唯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左传》有记，韩城城西北曾有韩侯庙。一个多次王侯的分封地，必有其文明，怎么可能是钱氏所说“荒陬水澨”之地。
　　 （二）秦晋韩塬大战《史记•晋世家》有记：“惠公六年（公元前645）九月壬戌，秦穆公晋惠公合战韩原。”秦穆公大胜，论功行赏之地，就叫“论功村”（南塬龙亭）至今犹存。秦晋大国争夺之地，必然富饶文明，两大国岂能为有只荒山野岭，来打仗较量。
　　 “韩原”《史记》记有九处之多。钱氏未来来韩城合阳亲自考察，讲韩城合阳在战国的“尚无文教可言”“荒陬水澨”之地，是主观武断，难以立说。
　　 再说战国时期，韩城更是秦晋、秦魏常常拉锯争夺之地，《史记》多处有记，如“晋伐秦，攻少梁”“秦与魏战少梁”等。“少梁”之名在《史记》中有19处之多，少梁之名至今犹存。
　　 《史记》多处记“少梁”“梁国”“韩原”，太史公岂能把个“荒水野岭”之地也记在《史记》中。
　　 （三）“梁代村墓葬”，更是以考古文物证明韩城在先秦时文明灿烂。
　　 历史远古，专家考评为“两周墓葬”，距今大约2800年左右，正是先秦时代的文明；墓葬面积大，约500亩，墓葬多，895一座，车马坑64座；墓葬等级高，专家认定为大型诸侯墓葬；文物琳琅满目，有玉器、青铜、剑鞘、龙纹师等。还有玉雕飞鸟，青铜河鱼。
　　 只从这几方面看，韩城在战国前的先秦时就文明灿烂辉煌，非是个“荒陬水澨”之地。特别是出土了，工艺绝伦的玉器串饰，最早的乐器建鼓（把韩城鼓乐之源推到了前二千七八百年时代）。纯金剑鞘，两周时期首先发现，铸刻清晰金文（内公作铸鬲子子孙孙永享）的青铜鬲等等，不论这些文物是古韩侯国（前1039年）的、还是古梁国（前770年）的、还是北芮国（前677年），它们都是诸侯、王君的陪葬品，以见韩城距今大约2800年左右，就有着辉煌灿烂之先秦文明。判定“子夏居西河教授”“決不在西土合阳韩城”的钱氏，能多活十几年，看到梁代村墓葬所展现出的韩城在古先秦时代的文明，他也会后悔《系年》里的错误判断。
　　 （四）《诗经》亦是展现合阳韩城，先秦时代就是文明之地。
　　 《诗经》是由孔子收集春秋时代民间诗歌编成的。按年代应该是公元前五世纪至八世纪的先秦时代。《诗经•大雅》就记有韩城的《韩奕》，记有合阳的爱情故事以及洽川相关的三十多篇诗歌。这是合阳韩城——龙门西河在西周春秋时期的文化结晶，聪睿和智慧。钱氏何以怀疑合阳韩城“在战国尚无文教可言”。
　　 钱氏如果看到“梁代村墓葬”及韩城先秦时代的文明，那么他对“子夏居西河”在龙门西河的合阳韩城的种种怀疑，便得到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