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春节期间，会有不少的朋友谈论着春节及春节的由来，众说纷纭。春节，到底源于何时呢？我认为，还是应当从发生学的角度来对此作以剖析则更能够说明问题。
　　 谈节日，首先应该先谈谈历法。我们知道，广域的大地有动物的繁衍，有植物的枯荣变化；浩瀚的天宇，有日月星宿周期与轮回的往复。二者对应的关系，很早就引起了古人的关注、思考与归纳，从而，便有了历法的知识基础。
　　 《尚书》，即上古之书，是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文字古典。该书仅有2500余字，涉及到历法、天象的知识超过了一半。当然，后世伪作的版本，竟超过了3万字。
　　 《夏历》是夏代贵族知识分子对《尚书》中的相关信息进行整理而得出的一部历法。我们应当承认，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夏代（不是神话也不是传说），尽管考古例证阙如。
　　 周朝是夏、商的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彼时仍无四季之分。譬如《春秋》二字，将一年分为两个季节，直到明清交际之时，才有了明确的“春、夏、秋、冬”四季之说。
　　 秦、汉之后，各朝代为了彰显其权力获得的合法性，均要再次修订“历法”。当然，也有前代历法的混乱之因素，无法对农耕活动进行准确指导。譬如，有时历法中的天气温度变化，竟然能差几个月，甚至有三伏天成了每年之始。
　　 修订历法，称为“正朔”，即正式的每年第一天。“更正朔”，包含着明显政冶意味。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在为自我的合法性寻求切实的依据。在“天人应”与“大一统”的思维之下，“前朝人”违背了“天之意”，那么，后朝人消灭前朝，是替天行道，从而证明自己的权力的合法性。
　　 宋代，仍无春节一说，但有其意。王安石七言绝句《元日》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该诗写于1068年，文字间表达出的节庆气氛颇浓。显然，宋人极为重视“元日”。彼时，民间有庙会、祭祖、社火、唱戏等活动，皇帝也要祭天祈福。
　　 所谓的“元日”，也称正日、上日，是宋历新一年的第一天。要注意的是，新年的表述更多是新岁，“年”字在史书、文学中出现的密度，远远远低于”岁“字。史书上有明确的记载，这一节日的正式名称为“元正令节”。文武百官、商、农、学等放假七天。所谓“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家家饮宴，笑语喧哗”。直到宋历的正月十五，也即元宵日，节日才算过完。
　　 辛弃疾曾在《元夕》中描述过元宵夜的盛况，“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之所以引用两首古人诗词，是因为文学往往比史书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实际上“春节”二字，直到900多年后的民国之时方才出现。
　　 大航海运动，始于15世纪，对应着中国历史上明代中末期。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北京，他给明朝皇帝带来了世界地图、钟表等，又与徐光启等士大夫合作，翻译了包括宗教、物理、地理、数学、天文历法与人文科学等在内的西方书籍。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曾尝试着使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
　　 另外，徐光启是最早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天主教徒，1603年，他在南京受洗,圣名保禄。徐光启也是古代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是皇权下的第一个科学主义者。由于明朝被清朝取代，徐光启成了悲剧的殉葬者。
　　 真正对中国历法进行改良的人，是历经了明、清两代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此前，汤若望与明代大臣合作，参考前人成就，将公历与旧历重新修订、改良历法。满清入关后，第一个皇帝顺治，对汤若望颇为尊重，多次去其住所，称汤若望为玛法，满语“爷爷”的称呼。1645年清顺治皇帝正式颁布经过汤若望修定的这一历法，这即是今天农历的由来。直到雍正之时，这部历法仍受保守主义的阻挠，甚至于有的大臣认为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殉历”自杀。乾隆登基后，农历才逐渐被整个社会所接受。
　　 1912年1月，新时代来临。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于当年1月中旬，颁布《历令》，编印新历书，明确规定阳历，也即公历1月1日为新年，以及放假之规定。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后，基于国际交往，尤其是公共行政、执法等必须确定时间标准，仍推行孙中山确立的历法。但是，民间习俗以及保守主义仍视“农历”为重。此时的中国出现了两种历法体系：一是官方推行的西洋阳历，服务于公共体系；一是传统社会的农历体系，服务于日常社会生活。
　　 鉴于这种社会现状的存在，袁世凯坚决、强力推行新历法时不惜出动军警，强迫“农历元日”期间关门停业的商铺开门营业。并且，将纸质元宝、供祀果品烧毁，处以罚金。一时民间大哗、人心动浮。1915年，现任民国政府不得不对民间的农历体系妥协，以立法的方式承认“农历元日”，将之称为“春节”。此后，“春节”二字正式出现，并成为法定节日。
　　 今天，“春节”具体的时间，仍旧摇摆不定，或是1月，或是2月，正是因为农历的计算方法不严谨，而导致的一个结果。
　　 一个节庆的演变，折射出了一个国家文明、理性的意识与科学主义的艰难生成。至于春节的文化内涵，则是另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