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年关，总会想起儿时的年味来。
　　 都说过了腊八就是年，但我的记忆里，家乡的年要来得迟一些，要过了腊月二十，年味才日渐显现出来。
　　 当大人们说还剩几天就过年的时候，我们身体里的猴性一下子就收敛起来，不再满村满野地胡闹腾。我们知道大人们要开始忙年，我们小孩也会被分派一些力所能及的任务，也知道满足口腹之欲的时候到了。
　　 在那短短的十日里，大人们要开始紧张地备年货：干鱼塘，挖莲藕，杀年猪，熬麻糖，打豆腐，摊豆皮，打糍粑，采办年画、零食、香烛、纸钱、鞭炮……事情多而繁杂，日影紧张而忙碌。
　　 我们孩子能被安排的多是清扫、洗刷事宜。腊月二十四，家里的物件都得除尘。大人负责扫屋顶，略大点的孩子就负责擦洗家里的摆件。衣柜、写字台、条桌、饭桌、床靠、长凳、椅子以及条桌上的财神像、花瓶、花瓶里的塑料花、茶盘、描花的白细瓷坛……无论物件大小，一律要清洗，打扫到。
　　 干鱼塘也需孩子参与。村里人家私有的鱼塘面积都不大，一亩见方的样子。好像养鱼并不是塘的主业，浇菜园、清洗衣物才是鱼塘存在的最大意义所在。我家的鱼塘养鱼不多，每年年关收获的鱼也就一木桶、一脚盆。不过，就算母亲分享给亲朋四邻一部分，也已经足够家里的过年所需。
　　 干鱼塘时我和大弟是要负责用水车车水的。水车是木制的，长条形，底部和两侧有挡板，车槽中间有一片一片的正方形薄板等距离间隔并串联着。车头有两耳，在耳上套挂两柄长长的木把，就可以用来摇动水车车水了。
　　 腊月二十六一大早，父亲在鱼塘选择一处好出水的地方，挖出一个缺口来，架上水车，就交由我和大弟两人挂木把车水了。
　　 用水车车出第一股水是需要一些力气的，但当水车匀速运动起来，就会省力许多。我和大弟不喜欢轮流着车水。虽然一个人完全可以掌控两柄木把，而且一个人左右手的配合要比两个人各出一只手的配合更默契一些，但一个人车水的时间长了，就会很无聊，就会羡慕嫉妒旁边那个自由玩着石子或者逗弄蚂蚁的人，就会不自觉地喊他/她一起来劳动。
　　 腊月二十六也是家里打豆腐的日子。我家鱼塘就在大门前的坡沿下，我和大弟在坡下车水，父亲和母亲在坡上打豆腐。坡下的我们并不能看到坡上的情形，仔细着才能听见锅盆的碰撞声和父母一递一句的说话声。所以，大弟要一天要好几遍地说：“我去看看豆腐脑好了吗？”
　　 大弟说这话时往往是话音未落车水木把已经塞在了我手里。我呢，是一边忙着手里的活计，一边张望他飞奔而去的身影，后来又好几次地张望等待大弟的回音。我知道大弟不是在找理由偷懒，他是馋的。他之所以总是姗姗而来，都是因为豆腐脑太有吸引力。那是热腾腾的清香呢！
　　 “快，豆腐脑好啦！”大弟站在坡口朝我喊。
　　 我赶忙撒开手里的木把，也不管水车里的水咕噜噜地下泻，更不管水流的力量把水车里那些名曰水刨子的连缀木板扭曲成何等模样，先吃了豆腐脑再说。
　　 乳白的豆腐脑平展展地铺陈在平日盛水的大缸里，细腻平滑，让人想到冬日里那晶莹剔透的鱼冻。我看到大弟的舌头在唇角边一出一进地搅动，他是馋得紧了。母亲从厨房碗柜里拿出两个红边的描花大瓷碗来——那是家里办酒席待客时才用的大瓷碗，差不多是我们饭碗的两倍大呢！只见她手里的薄边铁水瓢在缸面轻轻一划，豆腐脑瞬间像是被一个锋利的刀片削去一层凝脂一般。
　　 母亲为我和大弟舀了满大碗的豆腐脑，再添上两调羹红砂糖。我们用调羹把仿佛大饼上洒满芝麻粒的红砂糖在豆腐脑里精心搅拌、和匀，直看到嫩白的豆腐脑与红砂糖交融成粉红一片，散发出香甜的气味，才慢慢舀起一调羹，缓缓放入嘴里，至调羹的细瓷让舌头轻柔地舔舐一个遍而出后才肯细细品咂。那是怎样的美味呀！甜而不腻，香而不郁，一切都刚刚好。
　　 一大碗豆腐脑下肚后，我和大弟能量大增，噔噔地跑下台坡，继续我们车水的任务。我们内心里又有了新的期待——看父辈们捡鱼。
　　 日头亲吻西边的树梢时，豆腐已经被大人们框架定型好，高高地叠压在四方桌面上。他们任由裹着豆腐的沙包渗出的水液顺坡流淌，自顾拿出家里担水的木桶到鱼塘捡鱼。
　　 车水是个考验孩子耐心耐力的活计。一大塘的水，就靠着那么一架小小的水车，把池水分成一绺一绺的，不疾不徐地往外抽，仿佛你是要把一头的黑发一根一根地往外数一样。一塘水要这么抽干，足足需要大半个日影。
　　 我和大弟车水车得胳膊酸软的时候，就会从塘沿壁上的痕迹来计量自己的劳动进度。每每看到塘沿又露出一截新的湿泥印来，就会相互鼓劲一般地说：“水又浅了好多呢！还车一会儿就会干的！”
　　 于是就有了好些个一会儿。好些个一会儿之后，塘底略高处裸出了泥面，鱼儿们开始躁动起来。它们在水里俯冲似的蹿游，击打出很大的声响。
　　 “哇，好大的一条！”
　　 “你看，又一条大的！”
　　 大弟的手不停歇，眼睛也是够忙乱的。他都不知道看哪一条鱼才好了，嘴里一直叭啦叭啦。
　　 “呀，红鱼，一条红鱼耶！”大弟大声叫唤着，示意我看，“红鱼！红鱼！”
　　 “有什么稀奇的，快车水！”我故作镇定，拗着长姐的姿态，可心里也着实兴奋呢——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见那么一条通体透红的鲤鱼呢！
　　 父亲穿着深口套靴提着大木桶去塘里捡鱼时，幺父也会来帮忙。虽然塘里的水几近被抽干，但塘底的低洼处还是会残留一汪水面。幺父专在那汪水面里抓鱼，抓住了就往父亲的脚边扔，父亲从泥面往木桶里捡。当幺父抓到那条红鲤鱼时，大弟大喊：“幺父，幺父，扔上来！扔上来！”
　　 幺父一扬臂，红鲤鱼被扔在了塘沿的软泥上。我拉着大弟的手，让他一点一点地顺着塘沿往下移，最终安全地捉起了那条鱼。我们捧着鱼兴冲冲地跑到屋门口的井台边，替它细致地洗去满身泥垢，养在了母亲的花瓷脸盆里。我们在一旁静静地观赏它，偶尔用手指戳戳它的脊背，拂拂它的鱼尾，心田里胀满了欣喜与疼惜，已全然忽略父亲木桶里的收获。
　　 母亲摊豆皮的日子，我必须得在一旁帮忙，帮忙把冒着热气的绿色圆豆皮晾晒在门前的簿子上。母亲两手扽着刚出锅的豆皮，轻盈地一旋，豆皮便稳稳地贴上筲箕的拱背。我接力赛一般，把覆有豆皮的筲箕谨慎托出，立在簿子旁，手腕斜向上用力一抖，豆皮便宛如鹞子翻身，妥妥地平扣在阳光下的簿子上了。
　　 扣豆皮使的是巧劲，重点在用力的角度，也是一份熟能生巧的小活计。刚开始我扣豆皮也是失误许多次的，那样豆皮都会簇成一堆，必须用手逐一牵开。然而刚出锅的豆皮太嫩，没有韧性，不很得力，圆整的豆皮常常会被扯出一个两个的缺口来。此时，小弟就会站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笑。
　　 小我六岁的小弟并不能帮着大人忙年，他是专门职掌吃的。无论熬糖还是摊豆皮还是炒炒米，灶台边总少不了小弟的身影。
　　 “你来扣一个试试！”我瞪了小弟一眼。
　　 “扣就扣！”小弟人小口气不小。
　　 我当然不会给他扣，那豆皮多珍贵呀，可不能给他浪费了！我朝着小弟扬起巴掌，作势要打他，他已经飞快地跑开了，还一壁跑一壁喊着：“我看爸爸挖藕去。”
　　 我们湾子中心的正前方，有一片公共的大池塘。池塘很大很深，在没有压水井的日子里，全靠它供应村里人的生活用水。池塘是属于大队的，里面养了鱼，还种了藕。每年队里都会干一次鱼塘，用抽水机抽。收获的鱼就扒成堆分到各家各户，莲藕呢，谁需要谁就去挖，需要多少就挖多少。父亲每年都会挖两箢箕回来。父亲提一箢箕，大弟拖一箢箕。大弟力气终究不够，箢箕里的莲藕装得要少许多。小弟呢，跟在大弟的屁股后边，咔嚓咔嚓地啃食着一筒鲜脆的莲藕，神气又满足。
　　 刚挖出的新鲜莲藕脆甜脆甜的，口感很不错，但我们最爱的还是母亲在腊月二十九开卤锅卤出的莲藕，拿在手里热乎乎的，吃在嘴里又香又粉，像刚刚煮熟的栗子。
　　 母亲照例在腊月二十九的晚饭后开卤。这一天，于父亲来讲是最忙的，因为来央他写春联的乡亲太多，以至于他整天手不得闲，嘴不得空。手要写字，嘴巴要抽烟。烟是乡亲递给他的，父亲不抽不行。乡亲们一进门就递烟，父亲本是习惯性要把烟往耳后夹，可乡亲的火柴已经擦燃了。父亲写字时特别专注、流畅。起笔，运腕，顿笔几乎一气呵成，鲜少添笔增墨。他常常不能得空去掸烟灰，就让它那么在烟头坠着，由黑变灰，先直后垂，欲落未落。
　　 晚间，父亲几乎写完了全村的春联，终于可以闲下来帮忙母亲做些添加柴禾之类的小事。可是母亲好像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忙碌，总是把父亲从厨房里驱逐出来，让他和我们一起看电视。电视里有父亲喜欢的充满了欢声笑语的相声春节联欢晚会，我们也喜欢。谁会不喜欢开心和快乐呢？但我们还是有些心不在焉。我们太惦记母亲卤锅里的美食了。
　　 母亲的卤锅里有各种好吃的，荤素搭配。其间，卤鸡蛋、卤莲藕、卤茨菇，都是一卤熟就可以拿来吃的。因为这些食材得来并不费工夫，就显得平常一些，份量可以很足——为了满足我们那几张馋嘴，母亲总会在卤菜之前来个计划外添加。卤鸡就不行了。鸡虽是家里养的，但养鸡是为了下蛋。鸡蛋既能营养我们的小身体，也能换出买肉的钱，所以并不能为了口福而随意加量。尽管如此，这个夜晚，我们姐弟三个一人一只的鸡腿并不会少。
　　 要说忙年的那些时日，最招我们留恋惦记的非腊月二十九莫属了。那一天的晚上，我们的肚皮总能被母亲投喂得圆鼓鼓的。那一个晚上我们睡得最香最沉，那一个晚上的梦最最酣甜。
　　 儿时的年味呀，怎么就如此令人牵肠挂肚呢？
　　 2023.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