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在后院圈里嗷嗷直叫。我知道该拔猪草了，提起房檐台上的襻笼出了门。
　　 一场骤雨刚刚歇住，阳光刺破云缝，将村庄照耀得一片鲜亮。街巷里，泥泞的路面上还摊着一洼洼积水，但街道两边已被人踏出了两道“路”。说是路，其实只是荷叶大的一个个脚窝，时断时续，刚刚放得下一只脚板；人走上去，就像池塘里蹦跳在荷叶上的青蛙。我提着襻笼，就是沿着家门口那条“路”，蹦跳着出了村庄，走到庄外的土壕岸上。
　　 壕岸上的麦茬地里，玉米苗已抽出三四片淡青色的叶子。在一行行玉米苗间，割麦子时掉落的麦颗早发芽了，麦青绿茸茸，似乎比玉米苗长得还旺盛，在麦青、玉米苗间，长着一簇簇刺芥和打碗花。麦青、刺芥、打碗花，都是猪最爱吃的草。父亲平时用糠来喂猪，舀四五碗糠、少半碗麦麸，再倒入面汤、泔水，搅匀后就是一顿猪食。糠用麦草、玉米秸秆粉碎而成；打糠机就在村庄磨面机房外，一推闸刀，呜呜呜不到半小时就能打四五袋糠。麦草、玉米秸秆村子里遍地都是，可打糠得用电，用电当然要收钱。因此，拔猪草就成了我放学回家后的固定功课。猪草拔回家，用清水淘洗干净，再用菜刀切碎，盛在喂猪的铁盆里，倒些面汤、泔水，端进猪圈，老远就能听见猪头埋在铁盆中，酣畅淋漓的咀嚼吞咽声。
　　 现在，天刚放晴，玉米地里湿漉漉满是露水，显然不是进地拔猪草的时候。我沿着壕岸上玉米地边那条莎草覆盖的土路，往地上头走。我发现，壕边上长着刺芥和打碗花。我蹲下身，刚拔了一把打碗花，再睁眼向前一望，兴奋得差点叫出了声——壕边的干塄上，在艾草、蒿草间，密密压压满是地软！地软一堆又一堆，软软的，黑沉沉的，在头顶太阳光的照晒下，似乎散发着墨绿色的光，一团团在微微翕动。那天下午，我捡了半襻笼地软。进了村庄，我还没走到家门口，整个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了壕岸上有地软，一窝蜂向壕岸上拥去。
　　 那天夜晚，母亲将地软淘洗干净，切丝后，加上油、盐、辣子、调料，烙成地软饼。刚出锅的地软饼香喷喷，咬一口，满嘴油香。那一晚，我一口气吃了五片地软饼，肚子胀鼓鼓的，就连嘴里呵出的气都是香的。
　　 除了庄外壕岸上，村庄南原的土坡上也有地软。因此，雨过天晴后，在南原坡坎上，时常可以看见提着襻笼拾地软的孩子身影。其实，村庄里地软最多的地方，是村里的苜蓿地。苜蓿，是喂牛喂马必不可少的青料。村庄里的苜蓿地，从春天到初冬一直绿葱葱，至少有七八亩。刚发芽的嫩苜蓿，是人们觊觎的一道下锅菜，因此苜蓿地常年有人看守着。
　　 村子里看苜蓿的，是我叫“八爷”的老人。八爷黑瘦黑瘦，头发几乎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木匠的凿刀刻出来一样亮清。八爷爱说笑。嘿嘿一笑时，脸上的一道道皱纹里好像都盛满了笑意。八爷爱讲鬼故事。盛夏的夜晚，在麦场上乘凉，八爷一讲起唐王游地狱之类的鬼故事，身边总围满孩子大人。有一晚，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后来人散后，八爷将我搂在怀里，一声不吱睡在麦场上。母亲在村庄里找寻了大半夜，快要急哭了，八爷才嘿嘿笑着说：“娃在我这睡着呢。”但是，一看起苜蓿来，八爷像是变了个人，黑着脸，提着条鞭杆，站在苜蓿地边，威风凛凛像尊门神。八爷从不许村里的女人们进苜蓿地拾地软。用八爷的话说，“婆娘们身上长着八只手，贼着呢。”但八爷允许村里的娃娃们去苜蓿地拾地软。我们踩着雨后苜蓿地的露水，在刚刚割过的苜蓿茬间找寻着地软。地头上，传来八爷哼唱秦腔声；半晌工夫，我们会拾大半襻笼地软。
　　 地软如果吃不完，母亲会将地软拣干净，晒在院子里；晒干后，母亲会将它们收拾起来。如果家里来客或者过节做臊子面，地软便成为必不可少的佐菜。故乡的岐山臊子面，讲究煎、稀、汪、酸、辣、香，还讲究红、黄、黑佐菜颜色亮丽，红是胡萝卜，黄是黄花菜、鸡蛋饼，黑是黑木耳。只是，母亲平时舍不得买木耳，只有过年待客吃臊子面时才用木耳，平时用地软。她将干地软用开水泡开，切丝和胡萝卜丁炒熟后，下到汤锅里，地软黑沉沉漂在汤碗上，咬一口，脆香脆香。
　　 地软是从哪来的？小时候，每逢拾地软，为着地软的来历，我们总会叽叽喳喳争论不休。后来，我知道了，地软属于一种天然生成的藻类植物，春、夏、秋多雨时节，它们便在雨水中快速生长；雨后天晴，被阳光一照晒，便迅速变干，不见了踪影。
　　 只是，知道这些时，我已离开了故乡，再也没有在壕岸边、坡坎上、苜蓿地里拾过一回地软。
　　 我曾多次梦见在故乡拾地软的情景。一场新雨之后，大地湿漉漉，清新而洁净，草叶上滚动着一颗颗珍珠似的露珠。在草丛中，静静卧着一团团黑黑的地软，软软的，嫩嫩的，像大地长出的一只只柔嫩的耳朵，正静静地谛听着我从远方走近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