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成人礼，书上说是一个大日子，得进宗庙行大礼；现在的孩子满十八岁那天，就更是得蛋糕、酒席，还得有礼物预备着了。想想五十几年前，我也有一个收获满满的成人礼，只不过是留存于记忆中，在哈尔滨老“偏脸子”那间阔不足几米的小下屋度过的。“二月春风似剪刀”，一九六八年的春风不知不觉就剪出了如烟杨柳，染绿了松江之滨，催开了一城丁香。也是那一年，在共和国的史册上，百万知识青年成了叱咤风云的弄潮儿，从下半年开始，就都齐赴广阔天地上山下乡了。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这场轰轰烈烈的壮举，老妈从她加工的服装外件儿的品种上，头半年就有了预感。不知是咋回事儿，从春到夏，取回来的竟全都是清一色的棉活儿。就是一批接一批，没完没了的老式土黄色棉军装。服装厂说，这是给军垦赶制的任务，千万不能误了工期。而后来满大街下乡去兵团的知青，临出发穿的就是这身黄棉袄。
　　 絮了棉花的半成品，蓬蓬松松，鼓鼓囊囊，我陪着老妈用老爸借来的手推车去服装厂。每一个来回，都是绳捆索绑，摞得老高的满满一车。
　　 黄棉袄是两前一后的三片儿，还得再加上两只袖子，轧好条状明线儿缝到一起只是完成了衣服的棉里子。接下来，还需把先缝制好的棉袄面儿，与棉里子缝合在一起，然后再翻过来最后上领子，才能算初步完工。
　　 以缝纫机的压脚子为中心，挺大的棉活儿在不大的缝纫机台板上拖来拖去，左手理顺着往前续，右手抓着棉件儿朝后拖，眼盯、手动、脚下蹬，神经绷得紧紧的，尤其是轧絮的最厚的后背那一片儿的明线儿，得使更大的劲儿，劳动强度比做单衣累多了。
　　 作为有半个班孩子的老妈，已近知天命之年了。经年累月的忙碌，体力和健康，早已严重透支。只是老妈要强，一直以自己坚韧的毅力，和恒久的耐力支撑着，超负荷的硬挺着。
　　 初夏的天，锋芒初露，先是顽强展示了它的长度，还不到早上五点，就已经大亮了。老爸老妈已经起来好一会儿了，正在厨房忙着全家人的早饭。那时候的家里，除老妈之外还没有其他女性，我也就无所顾忌，习惯性地一骨碌爬起来，跨栏儿背心儿，加一个小裤头，就坐上了缝纫机前的方凳，手拖着纳明线儿跑直趟儿的棉活儿，脚踩着缝纫机的踏板开工了。
　　 “早起三朝赶一工”，这是老爸老妈不知道说过多少次的嗑儿。意思是早起床三个早晨干的活儿，能赶得上一个整天完成的工作量。我们家的人都能起早，这真的应该感谢老爸老妈从小的熏陶和督教。他们最看不上委被窝子，太阳照到屁股上还不起来的人！这与老话说的“一天之计在于晨”，和国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是完全一致的。
　　 太阳升的好快呀！也许是一门儿心思地忙着干活儿，没觉得有多大一会儿，阳光就不请自来，先是大大方方光顾了缝纫机的台板儿，继而就毫不客气霸占了半个房间。与春天里的阳光不一样，入了夏的太阳可不像春阳那么温文尔雅，人晒人爱了。坐在南窗下的我，不一会儿就感觉到了她的炙热。我把小背心儿往上一撩，甩在一旁，整个就是光膀子赤膊上阵了。
　　 “歇一会儿吧，看你出的这一身汗！”，不知什么时候，老爸进了屋。噢，我想起来，今天是礼拜天，他没上班。老爸站在缝纫机的右边，眼看着窗外，若有所思地说，
　　 “眼瞅着就快进伏天了，顶着毒太阳干棉活儿，太遭罪了。不如这样，我把小下屋拾掇出来，待会儿把缝纫机搬进去，就挨不着晒了！”
　　 小下屋在房子的对面，也是朝南。可南山墙却是与大院儿里别人家的板棚子共用的。那座伪满时盖的小日本楼，正正好好挡在前面，把太阳光遮得死死的，翻盖小下屋时，只能把窗户开在北边的小院儿里。刚搬进小下屋，立马就感觉到带有阴潮气息的凉爽。但麻烦也来了，避开太阳，面朝北方，视野却瞬间充斥了一片暗色，电工出身的老爸早就想到这一点。他把接上电线的灯头，扯到缝纫机上方的棚顶固定好，又拧上了一个四十瓦的灯泡。有了恒定的照明，我和老妈就能够不受光照影响忙活儿了。
　　 那一年的夏天可能是老天爷火气太大，出奇的热。一面窗户的小下屋，没有穿堂风，更闷得像蒸笼一样。老爸去小日本楼前仔细勘察，发现我家小下屋的南墙，赶巧比邻家棚子房盖儿高出一截，就和二哥试着在这个地方扒了一个跟抽屉面儿差不多大小的小窗户，想把穿堂风引进来，结果还是失败了。那可恶的小日本楼当仁不让地堵在那儿。挡了光不说，还给截了风。不过，也得劝自己想得开，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嘛，回溯到伪满洲国到现在，人家已经在这儿杵了三十多年了，不给你挪卧儿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昼长夜短，还忙着多挣钱，老妈神经衰弱的老毛病犯的更厉害了。整宿睡不好，白天就没有体力。正赶上学校的文革运动，也没了起初那两年的狂热，我整个是一个既没组织问，也没旁人管的“逍遥派”。干这一车一车的棉活儿，就成了老妈说的“一个能当整的“得力帮手了，从介壁儿老于家的大公鸡一叫，到房顶上的月亮越升越高，再接着挑灯夜战，我是一大天都被死死地绑定在缝纫机上。胸口肚皮紧拥着一团大棉花，热的汗流浃背，脑袋上的汗更是就没干过。最难受的还是两个屁股蛋儿，整天汗漉漉硌在硬邦邦的方凳子上，碾来碾去竟然长出了热痱子，痛的难忍，痒的钻心。多少年后，还给我留下了俩“宝贝”当纪念——麻麻喇喇的皮下，还能隐隐约约的摸到俩半个鸡蛋大的硬疙瘩。
　　 忘不了那个伏天的夜晚，估摸有九点钟了，我还在灯底下紧忙着没离开小下屋，老妈走进来说，
　　 “差不多就行了吧，不干了，早点儿歇歇吧！你是不是忘了，明天是你的生日。”
　　 “哎呀！我真的给忘了，妈，明天可是我十八周岁的生日，成年的生日，你得给我煮个鸡蛋了吧！”
　　 “行，我还想着再给你擀一顿生日面！”
　　 “妈，我爸昨天不是买豆角了吗，我想吃豆角卤的。”
　　 “你早点儿睡吧，妈。我还想再干一会儿，剩不多了！”
　　 真没想到，明天我就是一个正式的成年人了！还能吃一顿馋了好长时间的豆角打卤面，好开心哪！哪想到乐极生悲，就是这喜悦和兴奋惹了祸，“扑通”一声，我左手食指续进了压脚子，手指被缝纫机针从指甲到指肚儿，扎了一个通透！惨烈烈的疼立即涌上了脑门儿。我哼了一声，一咬牙把手指退下来，放在嘴边“嘶嘶”地吹了一小会儿，拉开台板下的小抽匣，拿出螺丝刀子，更换了已经扎弯了的机针，翘着食指又坚持着把这件已经完成了一半的活儿干完了。旧伤未愈，不几天又来了一家伙。这已经是这同一个礼拜第二回挨扎了。不是我属小鸡儿的记吃不记打，一个坑儿崴了两回脚脖子不长记性！那个晚上，也是九点多，累了一整天，瞌睡虫粘我眼皮上了，想赶都赶不走！我脑瓜子晕晕乎乎，神情也越来越恍惚，手上自然也就没了准头，于是乎又是“扑通“一声，左手食指指甲上又多了一个眼儿……
　　 老妈有一个跟她搭伴儿多年的“外件儿工”老友，关系极好。用现在的话应该是铁杆儿“闺蜜”了，老妈习惯于叫她“老满家的”。老满家是仨女两男，品种齐全。可借上力的却不是姑娘，而是她的二儿子小亮。在老妈的口里，老满家的小亮那简直就是十五晚上满满的大月亮，又圆又亮，好的不能再好！
　　 “你看看人家小亮，可知道体贴她妈了！知道她妈体格不好，家里家外啥活计都拿得起，放得下，撂下耙子拾扫帚，离了锅台上机器。这次干棉活儿都是他替着他妈当整的干！”老妈把夸农村勤快人的土话都用了。不过，她还真没有夸大其词，小亮比我大两岁，都算是同龄人，跟我的情况差不多，并不是打心眼儿里天生就比别人乐意干这些。可想啥都没用，现实的情况就搁在这儿，他家的大哥指不上，大姐大学毕业分到了河南，不干咋整！难道就眼瞅着自己的老妈累吐血？！那些日子，我们两家好像暗暗地摽上劲儿了，几次都在服装厂遇到他们母子俩。也是一车一车地又取又送。
　　  “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老妈的嗑儿是，“不吃十分苦，哪得一分甜”，说的都是一个意思。服装厂开支的那天，老妈一进门，满面春风，就连不知道啥时候悄悄爬上眼角的皱纹儿都舒展开了。
　　 “这个月的力可是没白出！”晚饭桌上，老妈要宣布重要新闻了，
　　 “猜猜开了多少？一百九十八！”老妈手一抬竖起了两个指头。
　　 “是嘛！”老爸有点儿吃惊，愣怔了一下说，“这差不多赶上你平时好几个月开的啦！”
　　 “妈，老满家是不是也和咱家差不多吧？”我急着插上一句。
　　 老妈点点头，“老满家也不错，就比咱少开了几块钱。”
　　 我心口窝里惊怯怯蹿出来的兔子又缩回去了，幸亏没让他家超过去！要不，老妈的话匣子又该打开就盖不上盖儿了，得不住嘴嘚咕，看看人家小亮，怎么怎么能干了……
　　 一个煮鸡蛋，一碗长寿面，还有俩贯通手指头的机针眼儿……那个偏脸子小下屋里的成人礼，挺丰厚的。没觉得有多苦，倒还有点儿甜，现在想起来，也还是满知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