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7日下午，我突然接到陈嫂来电说：你老陈哥去世了。我心中一惊忙问：没听说有病呀？陈嫂说：因他外出摔了一跤导致脑出血，到医院抢救三天没有看好。我说我现在沈阳出差也回不去了，只能谨表哀悼，你要注意节哀，回去后我再去看望你。那夜，我失眠了。20多年来，与陈安良老友相交的一些往事，不断涌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与陈安良是在1994年春认识的，因我有早起晨练的习惯，所以多次都看到一位中等个子，身着白汗衫的老头也在晨练。有一天的清晨，我在城郊的“鸡心滩”散步时，意外碰到他。我向他打了个“你好”招呼，然后就停下来说话。我问他：天这么冷，你光穿个汗衫不冷么？他说：不冷。我赞扬他身体真好，他笑着说：一般般。我又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说是邮政局的，已退休。我紧接着问认识李云生吗？他说：太认识了，我们不仅在同一个单位，老家还是一个村的，而且关系也很好。我说我与李云生是好朋友，可惜他不在了。他说：是的，是个好人。因都与李云生是朋友，这样我们的话题就多起来。我们边走边聊，说话很是投机。
　　 从此后，我们见面总要聊一会，没事就相约一块到“鸡心滩”散步、聊天。从家庭到社会，再从工作到人生。因经常接触，就这样，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后我才知道他还有苦难的经历。他19岁即参加工作，在卢氏县邮政局干财务。文革初，有人诬陷他有经济问题，结果蒙冤受屈被当时的“革委会”关了3个月清退回家。回家后他一边向上申诉，一边打工糊口。他先后在煤矿挖过煤，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过修理工，后又在卢氏地质调查队干临时工。直到1980年落实政策，才给他昭雪平反，恢复了公职。据他讲，在蒙冤受屈的十多年里，他受尽了屈辱，吃尽了苦头，令他终生难忘。
　　 他很健谈，特别是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贪污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在这一点上，也算是我的知音吧。因我们住的较近，又很投缘，所以经常在一起聊天、游玩。我们先后到卢氏西南山的几个景点游玩，到县城北坡去爬山，最多的还是到城郊的“鸡心滩”去散步、看水、看水鸟、拍照留影等。他有时还到我办公室聊天、品茶，与我的几位老朋友到我家喝酒、聊天、聚餐。最难忘的是1995年，家父三周年祭日，当时他的脚崴伤。竟不顾脚痛，跛着腿前往祭祀。我们两个还一块到灵宝打印稿件，到郑州新华社河南分社送稿等等。他年长我二十岁，我视他为兄长，他待我如兄弟，成为真正的忘年交。
　　 2000年，我到《西部法制报》社工作。临行前，他与几位老友设宴为我践行，并说放心去吧，家里有啥事给我说，咱两家住得近。到报社后，由于离家远我很少回家，家里有啥事，都是陈安良与几位老友帮办。据我家人讲，有时在路上见到我正上小学的儿子，他也总给50、100的让儿子买点零食。我在青海驻站时，他还专门给我寄了2斤椴木耳，让我保健食用。并经常打电话，问我的工作、生活情况，提醒我保重身体。我每次回老家，总会先给他打电话说我回来了。他就很快到我家看我，而后再给几位老友打电话，约定时间、酒店见面聚餐。记得有一回他腿痛，行走不便，我们几位朋友聚餐告诉了他。为了能与我和几位朋友聚会，他就叫儿子开车把他送到西关会堂酒店，与我们一起相聚。我每次回老家总要与几位老朋友搓几顿，聚聚会，每次总少不了他。
　　 2008年后，由于几位老朋友相继去世，还有几位年龄较大，行走不便，也不敢喝酒，已无法聚餐。每次回老家我只好分别到老朋友家去看望他们，聊聊天，叙叙旧，才恋恋不舍离开老朋友家。去的最多的也是陈安良家，临走，总握着我的手，有说不完的话。还不忘叮嘱保重身体，要多回来看看。电话成了我们的最佳联络工具，且都不惜话费。最使我感动的是，由于我离家远，很少回老家过春节。2013年春节，陈安良还携老伴、女儿、孙子、女婿，专程开车到我老家龙驹，给我老母亲拜年，这些都使我十分感动。
　　 我与陈安良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5年春节期间。我去看他，给他拜年。当时由于他身体不好，耳聋厉害，几乎无法交流，大多话都叫他老伴转达。我想到当年冬天还穿着汗衫晨练的他，如今却判若两人，心中感到一阵凄凉。最后临走告别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连连说：谢谢、谢谢来看我，啥时还回来？我说：回来一定来看你，你要多保重身体。想不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我与他最后的诀别。
　　 陈安良去世了，使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好兄长。有时当我想起不能再见到他慈祥的面容，不能再与他散步聊天，不能再得到他的关心时，不由得潸然泪下，心情久久不能释怀。陈安良，我的好朋友。您的正义与良知，还有我们之间友谊，我会永铭记在心！永远怀念您！